创造性毁灭

① destruction是什么意思

destruction
英 [dɪ'strʌkʃ(ə)n]美 [dɪ'strʌkʃən]

n. 破坏，毁灭；摧毁

词组短语：

estruction of 摧毁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环境破坏
habitat destruction 生境破坏；毁坏栖息地
creative destruction 创造性破坏；创造性毁灭

双语例句：
Destruction and misery attend on war.
毁灭和苦难伴随战争而来。

② 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一种创造性毁灭力量

科学本身无所谓创造或者是毁灭，因为科学代表的是对自然存在的认识
但是一旦科学转化为技术，便有了毁灭力
其一是因为，新的技术要取代久的技术，所以必须逐渐地毁灭旧的技术才能发展新的技术。毁灭技术的同时也毁灭了与旧的技术相关系的利益集团。因为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旧有的技术是无法与新的技术相匹敌的。除了在商业领域的毁灭以外，因为一个社会的组织 机构，比如政府，也是依据旧有的技术建立起来的，必然也要遭遇革新。例如：计算机的高效率必然要取代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当然也不止于此，新的物质文明往往意味着新的精神文明，所以就有的文化也将遭遇革新
但是你认为这一切是必然吗？

③ 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一种创造性毁灭力量

因为科学是人们慢慢一步步创造的
没有人去研究
它就不会被发现
科学也有利有弊
看怎么用
像原子弹
氢弹
就是科技的成果
只不多是毁灭性的科学成果
所以此案说科学急速是一中创造性毁灭力量

④ 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创造性毁灭

熊彼特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兴起之后恢复企业在经济理论中主动地位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发展理论》日文版序言中写道：把经济体系“从一个均衡推向另一个均衡”的不仅仅是外部因素，“在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自动破坏可能达到的任何均衡的能量源泉”。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进化过程”，一个“非连续历史跳跃”的过程。“资本主义就其性质来讲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不仅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一个“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他对竞争过程的基本性质予以重新定义：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后者较之前者，“其效力之区别就像大炮狂轰与徒手推门之间相比”。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大飞跃。他的“创造性毁灭”的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的观点显然与边际替换概念不相容。他的经典之作使我们明白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当然，熊彼特的理论框架显得宽乏，而把创新主体囿于企业家也招致非议。但瑕不掩瑜，他的创新理论为后来学者研究动态企业理论提供了思路。
谢国忠如是说：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毁灭”
野生动物集体渡河的优势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它们单独渡河，就会留给鳄鱼更多的猎它们的时间。如果它们想发挥人多势众的优势渡河，就需要一个发起冲刺的领头者，而第一个冲进河中的领头者被吃掉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动物。个体的不理性行为实际上造福了群体利益。
在经济生活中，有些泡沫确实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IT泡沫创造的科学技术至今还令全球受益，尽管当初的投资者可能赔了钱。那些认为投资IT领域可以致富的人就好比是兽群中的领头者，不自觉地为了公众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
大部分科技因素驱动的泡沫都有类似的特点，惠及全球但不利于投资者。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泡沫。由于大量的泡沫并不全都是有害的，所以和央行对它们很慷慨大度。

⑤ 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来袭 亟需应对哪些挑战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发表了一篇题为“成长的烦恼——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的主题演讲。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了，它会给人类带来哪些烦恼和挑战？我们又要如何应对？
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来袭 亟需应对哪些挑战？
我们都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广泛使用，第二次是电气时代，第三次是半导体信息时代，薛澜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目前已能看到雏形。前面几次工业革命，因为历史原因，中国都没能真正参与。但今天，中国有机会能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参与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过程中了。
薛澜提出，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具体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中间，其实存在两个悖论。首先是生产率悖论，就是说新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期的生产率的增长。以美国为例，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在1947到1983以及2000到2007年，两个时段里，分别是2.8%和2.6%左右，但是从2007年到2014年，也就是科技大幅改变我们生活的这段时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左右，这要怎么解释？薛澜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很多技术是平台型技术，它们创造的价值是免费的，并没有通过市场交易反映出来。
其次还有创新悖论。政治经济学家熊彼得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创造性毁灭”，是指有新的技术创新带来更大的社会收益，但同时会让旧产业消亡，通过这种毁灭，使社会不断进步。例如，电力机车代替蒸汽机车、数码相机代替胶卷相机，都是创造性毁灭。
但荷兰学者卢克索特近来提出“毁灭性的创造”这么一种可能，就是指一些创新仅仅对少数企业有利，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比如，金融领域放松监管会导致很多创新只对少数金融企业有很大利益，但可能会给整个金融世界带来危害，甚至带来金融危机。比如现在的社交媒体让人们长期沉溺于手机和电子游戏，很难进入到深入思考，长此以往，是否会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影响，等等。
而不管是生产率悖论，还是创新悖论，其实都可以看做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对未来工作的颠覆。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2010年的各项职业中，将近一半的工作在今后十年到二十年有可能被机器或人工智能替代。其中很多工作在今天是高级白领在做的，比如律师助手、房地产评估师等等。未来，也许很多人在同时做很多的临时性工作，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工作将不复存在。
第三个挑战是对社会公正、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冲击。
比如说，收入分配差距有可能变大，大量中等技能的工作被替代，社会收入分配将形成两极化状态，少数有高技能的工作者收入特别高，大批中等或低技能者则失业。再比如，生物医学进展会带来伦理道德问题，基因检测是否会带来就业歧视、保险歧视。如果未来出现可定制婴儿、延长寿命、记忆提取时，是否有一系列伦理道德的困扰出现？又比如，人工智能也可能会带来社会问题。《纽约时报》曾拿机器人写的新闻报道和记者写的新闻报道放一起让大家去辨认，90%的人都辨认不出来。如果今后机器人可以写出漂亮的文章、画出各种风格的画作，那人类还需不需要去学习？ 这些都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是对公共治理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可能更加困难。政府规章制度的演变非常慢，而技术变化太快，两者很可能无法同步。其次，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更加困难。社交媒体的普及使个人可以成为公众媒体，公众常常比政府获得信息更快更多；最后，政府对公共安全的保障会更加困难。社会如此依赖网络和信息，我们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如何保障？
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薛澜提出了几个思路。首先，要加强社会预见的研究，把社会影响的思考渗入技术选择。其次，要引入同步设计的原理，从创新源头注入社会影响。我们在之前的工业系统设计原理是先创新后治理，导致了诸多问题，如何使得治理的观念和创新同步，比如将循环经济理念渗入到工业设计中。再次，要提倡适应性治理，实现创新推进与创新治理的有机平衡。一方面，要通过合理的规制减少创新可能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规制创新的同时，减少潜在的掣肘，使得创新能够蓬勃地发展。

⑥ 这里的”创造性毁灭“是什么意思（内有上下文，出自格利高里《经济学原理》”寡头“一章）

这里的”创造性毁灭“ 即是(Schumpeter's creative destruction)

创造性破坏理论是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有名的观点，这是其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在熊彼特(1883~1950)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并进而破坏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年）对企业家研究最有影响力，他发展了马歇尔的理论。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企业家就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也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他称之为“创造性破坏”）。他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非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企业家正是这一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始作俑者。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
熊彼特首次突出企业家的创新性，但是他认定企业家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他认为,
一个人由于“实现新的组合”而成为企业家，“而当他一旦建立起企业，并像其他人一样开始经营这个企业时，这一特征就马上消失”。因此，企业家是一种稍纵即
逝的状态。按照他的定义，一个人在他几十年的活动生涯中不可能总是企业家，除非他不断“实现新的组合”，即：不断创新。简言之，创新是判断企业家的唯一标
准。
“创造性破坏”是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有名的观点，这是其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在熊彼特(1934)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并进而破坏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而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中的一对突出矛盾。
五六十年前，“创造性破坏”这一颇具颠覆性的概念提出之时，人们为之震惊。如今，全球经济所破坏和创造的巨大价值完美地印证了这一前瞻性论断。可以说，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还在不断增强，业已成为主流经济论述中的重要核心概念。

创造性破坏理论的精髓

创造性破坏理论指出：当景气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便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
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然后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所以说每一次的萧条都包括
著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陈述为：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与毁灭性因此是同源的。但熊彼
特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便是由于其自己产生的动力将而不停地推动自身发展，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于其自身
的规模。
熊彼特指出经济创新过
程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经济创新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
主义的本质性事实。有价值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合形式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
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

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熊彼特(1942)对经济变化采用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观察方法。他不是检验资本主义经济所经历过的周期变化,而是考察资本主义
的未来。他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是：“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他给出的答案是：“不,我认为它无法生存下去。”在根本上,他认为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是正确的。但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被自己的失败毁灭,而是将被自己的诸多成功所毁灭。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资本主义不仅包括成功的创新,也包括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
然而问题出现了,因为较小的企业经常被较大的企业所替代。在此过程中,是官僚主义的管理者在经营企业,而不是创新的企业家。这些管理者不像主人而更像雇员。他们偏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于创新和冒险,结果,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倾向创新的动态趋势以及不断进取与变化的精神。
熊彼特(1942)还看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植根于资本主义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及需要在所有参与者中作出合理选择这样一个事实中的。这将促使人们在思想中形成怀疑性和批判性的框架。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在收入增长方面如此成功,它能够支撑大量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知识分子,将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竭力推行增强政府官僚的经济作用的措施。对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收入不平等的怨恨也将在知识分子中间愈演愈烈,他们将竭力采取保持收入平等的措施。这些活动将减少冒险与创新的动力。
最后,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满足个人需求,而家庭需要升华个人的欲望和妥协。可是,家庭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家庭是储蓄的主要来源。家庭储蓄是—种在赖以养家的主要劳动力发生意外时,其他家庭成员能被供养的措施。资本主义通过破坏储蓄动机,从而摧毁了自己的基础——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
长期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中心。亚当·斯密和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视为获得迅速增长的最佳途径。然而到了19世纪末,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率的问题,而对增长问题失去了兴趣。熊彼特的主要贡献即把经济学家的注意力调整到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来。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他强调了创新、企业家等非经济因素对于资本

⑦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
1）创造性毁灭的定义：
创新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所在，只有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才能为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新的市场需求。这种不断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过程，被有的经济学家称作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2）产品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阻止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又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由此导致了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规模波动。
①产品创新阻止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由于存在着对新产品的旺盛需求，新产品的社会价值是由劳动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决定的，这样一来，整个部门会出现超额利润，从而引起平均利润率的提高。产品创新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在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使得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不断扩大，社会需要日益多样化，由此扩大了社会总劳动的规模和商品价值总量，为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增加开辟了新源泉。
②产品创新对利润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只是暂时的。一方面，产品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一些旧的产品和旧的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削弱，甚至遭淘汰，资本的价值贬值，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新产品在技术上垄断性的丧失和部门之间竞争的充分发展，由产品创新引起的超额利润会逐步消失，各部门之间的利润差别会逐步消除，从而导致了一般利润率的下降

⑧ 创造性毁灭的意义

创造性毁灭的意义：
在熊彼特理论体系中，创造性毁灭有宏观和微观的双版重含义。
在宏权观上，熊彼特用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家是创新的始作俑者，而创造性毁灭则是创新的内涵和结果。创新一方面带来新的产品与服务，开创新的市场和产生新的价值，一方面又在取代旧有产品与服务，占领旧有市场和毁灭旧有价值。新旧交战，引发经济的周期性变化，金融危机和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这种既创造又毁灭的现象，被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
在微观上，一个产业，一个企业，以及产业之间和企业之间，同样可能存在具备创造性毁灭特征的创新活动，这些活动决定着产业和企业的存亡兴衰。

⑨ 巴罗内生增长理论

题目改成：巴罗的内生增长理论就好理解了。
理论简介
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编辑本段
概述

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内生增长模型又包含两条具体的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巴罗模型等。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完全竞争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又可以根据经济学者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种类型: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这三类模型的提出,表明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基本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 1991, p. 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 1997, p. 43）。这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
现代发展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教育支出、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 R&D（研究与开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尽管目前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解决，但在估计方法、变量的调整、数据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二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原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方面。如自从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中间产品的扩大化，并且假定这种扩大来源于个体最优化决策。Young(1991)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是有限的，因此，增长可能受到发明约束。Young(1993)针对中间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个具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数量同时扩大的内生增长模型。Oritigueira（2000）将闲暇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于闲暇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是单调的，因而导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长路径不再稳定。Basu与Weil(1999)则提出了一个将技术与特定的K/L比例相联系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由两个方面驱动，一方面是由干中学驱动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共同驱动（技术进步要求一个改变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则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长模型都隐含着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事实上没有经验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规模效应，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模型的长期性质，增长亦可能从内生变成外生。因此，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Chol-Won Li（2000）则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两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即新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增加中间产品品种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对增长的内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内生增长（即没有人口增长的增长）需要严峻的条件，半内生增长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 Mino (2001)）。
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自Aghion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 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Dinopous与Thompos（1999）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进行检验，认为并不存在对于规模效应进行支持的经验事实。所有这些均说明内生增长理论在与经验事实相吻合方面尚不尽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对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类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比AK模型更能解释趋同。
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S.EDWARDS（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17]，Engen 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18]。
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讨论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因此，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发生变化。John Laitner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对九十年代后兴起的两部门（或多部门）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变量之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数据基于模型所进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但是，90年代在估计方法（如对于Barro型回归的突破）、变量的调整（如多国的长时期数据，见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对于教育数据的调整，见Barro and Lee(1998)）、数据的调整（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对于民主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⑩ “市场竞争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是什么意思

“市场竞争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的意思：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竞争是最基本的运行机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