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税

『壹』 新型城镇化道路为什么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只有新型城镇化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梦
什么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内涵理应极其丰富.尽管目前很难清晰地界定新型城镇化,但是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实践,其内涵也将不辨自明.从现有认识来看,我国在当前提出新型城镇化主要是针对我国快速城镇化实践中所出现的重大问题而提出来的,无疑地,它负有新的历史使命,是区别于我国以往的城镇化,更是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般的城市化.
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综合考虑到我国城镇化成效与问题,新型城镇化的总体目标应是城镇化与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能够更好地相协调,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能够更好地实现强国富民梦.
新型城镇化必须对过去快速城镇化的一些理念和做法进行纠偏.作为区别于以往的城镇化,我国新型城镇化应是由过去的制约外来人口融入城镇向积极稳妥地将转移人口市民化转变的过程,城镇建设和发展由过去的粗放方式向集约化转变的过程,城镇由过去的过分注重经营城市向服务市民转变,城镇政府公共服务由过去的只面向户籍人口向覆盖到全部常住人口转变的过程,最终使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并形成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城市群的科学合理体系.
作为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般的城市化,我国新型城镇化理应最大限制地避免城市病和农村病的蔓延和恶化,绝不让贫民窟成为我国城市的社会问题,也绝不让农村凋敝,便不会出现全社会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我国新型城镇化,必须有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未来1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让更多的人生活在城镇,不但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城镇文明,尽快过上小康生活,而且也有助于减轻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压力.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小康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农村只转移劳动力,而不能减少人口,有限的农业农村资源,不足以支撑城乡居民实现均等化的收入,全面小康无从谈起.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了,全面小康建设的难度也就降低了.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新型城镇化,不但会让城镇更好地吸引合格劳动力,更好地提升劳动力素质,而且更加有助于促进城镇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移农业劳动力市民化,可以让劳动者更加稳定,彻底解决民工荒和劳动力结构失衡问题.通过转移劳动力培训和工作积累,形成稀缺的人力资本,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转移农业劳动力市民化,不仅给城镇提供产业工人,而且也会拉动消费,扩大需求,促进城镇第三产业发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让城镇更好地聚集各类资源并优化配置,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长期以来,城镇建设往往都是低价征收土地,以土地财政搞城镇建设.推行新型城镇化,能够更好地维护拆迁户和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减少利益冲突.推行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建设,让城镇更加宜居,让市民生活更有质量,这更加符合广大市民的期待.
不断纠偏才能闯出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
怎样才能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目前没有明确的答案,需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不断纠偏.
城乡二元体制是妨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最大制约,我国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的块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城镇建设与发展,往往以追求部分群体利益最大化,忽视城镇长远发展,忽视非当地户籍常住人口权益,甚至将有户籍居民与转移人口常住居民权益对立起来,严重妨碍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要改革户籍制度,完善人口管理,更好地建设城镇,让城镇对人口吸引力更强.要重新设计税制和社会保障分担机制,调动就业地城镇政府吸纳人口的积极性.
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要转变城镇建设与发展的理念,彻底摒弃城镇化就是圈地造城的习惯思维,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城镇建设,不仅修路盖楼办工厂,而且要更多地吸纳外来人口,更好地满足居民生活需要,更好地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在大力发展城镇经济同时要建设好城镇先进文化.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城镇发展.
推进城镇化,主要应从城镇布局和城镇管理等多方面来解决部分城市人口过分集中而部分城镇无法让外来人口融入的问题.要通过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镇合理布局,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于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小城镇,常住人口达到城市规模的,要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让已经城镇化的农村转变为城市,以便更好地发挥城市功能.
大城市也需要农民工市民化.长期以来,像北京这样人满为患的城市,控制人口增长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为此,城市往往只对高学历、海归学子开放,而将外地农民工拒之门外.北京市季节性缺工问题,反映出北京人口迁移政策存在着很大问题.每当春节来临,北京市由农民工从事的一些服务行业,如餐饮业、家政服务等传统服务业,以及快递业,就会出现严重的缺工问题.城市服务业出现严重的缺工问题,与现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直接相关.如果转移农民工不能市民化,每到春节,农民工总是需要回到农村到家的.
未来缓解大城市季节性缺工难题,可能需要对人口迁移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也需要将一定的转移农民工市民化,改善大城市人口和劳动力结构.大城市如果只有高端人才,没有了从事一般服务的劳动力,大城市的产业体系就会不健全,社会问题就难以解决.
推进新型城镇化,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城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我国大量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但是不能与城镇居民在社会保障和子女上学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应从法律和管理多方面入手,加强监管,让城镇政府拿出放弃常住居民歧视性政策的时间表,让农民工也可以购买保障房,让进城务工农民的所有孩子都能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就近上学和参加高考.改革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管理体制.对于异地参加高考的,录取地招生名额可考虑由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追加非户籍学生计划.
总之,新型城镇化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走出一条能够让人民幸福、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科学发展道路.

『贰』 人民日报：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

人民日报：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

近年来，学术理论界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共识，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看法。本期“互动天地”刊登的两篇文章探讨了在我国发展新阶段怎样更好推进城镇化的问题，各自的论述都持之有据，但又有不一致甚至相冲突之处。比如，推进城镇化究竟应以大城市为主，还是重点发展农村小城镇？应着力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还是让农民就地享受市民待遇？应避免政府主导城镇化，还是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相信这样的学术讨论和争鸣有助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推动相关的研究。

以改革创新推动城镇化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城镇化一端连接工业化、信息化，一端带动农业现代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和转方式、调结构的最大希望所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转型升级。打造这样的城镇化升级版，必须依靠改革创新驱动，特别是合理确定城镇化方针和推进城镇化体制机制改革。
调整“以小为主”的城镇化方针
以改革创新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转型升级，首先应合理确定城镇化方针，以明确城镇化方向。我国一度实行积极发展小城镇、适当发展中等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方针。这一方针无疑是从当时我国实际出发，符合改革开放前期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生产力不发达基本国情的。发展小城镇投入少、见效快，既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也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小为主”的城镇化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率低下等问题突出出来，城镇发展开始向“以大为主”转变。但这只是实践上的转变，城镇化方针并没有调整。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进步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进程基本上呈S形曲线三阶段走势。第一阶段为S形曲线底部，农村人口主要向中小城镇转移，可称之为乡村城镇化阶段；第二阶段为S形曲线挺起的中部，以乡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转移和集中为主要特征，可称之为大城市主导阶段；第三阶段为S形曲线顶部，以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迁移为新动向，可称之为逆城镇化阶段。以此衡量，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期的20年成功走过了第一阶段，随即进入第二阶段，是合乎规律的发展。如果仍然坚持“以小为主”，甚至认为只有突出小城镇式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那么，在理论上就是一种误读和误导，会模糊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在实践上则会阻碍城镇化的转型升级。近一个时期，农村并村组建中心村、乡镇，中心村、乡镇又急于升级为建制镇，以镇为龙头的城镇化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在当前城镇化率超过52%、实际上早已步入“以大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一趋势应引起警觉。因为城镇化效率和效益同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是普遍规律，不顾这一规律，固守以小为主“铺摊子”式的城镇化，势必助长盲目圈地占地、投资开发，造成资源浪费、成本升高，使城镇化偏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因此，“以小为主”的城镇化方针到了需要改革调整到以大为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时候了。
着力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
我国城乡二元人口、经济和社会结构由来已久。随着改革开放后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与日俱增，这种二元结构也带到城市中来，形成城市中的二元结构。在住房、就业、看病、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城市大都将本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区分开来，实行差别化政策。然而，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则把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登记为城镇常住人口，即统计口径上的城镇人口。目前全国流动人口约2.6亿，其中2亿左右为进城农民，形成一定程度的城镇人口虚张。但虚张多少，要做出实事求是的估量。有学者把非农业人口认定为城镇人口，则目前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如此“去虚张”未免有些矫枉过正，因为任何国家（城市国家除外）的城镇人口中都包含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怎样确定合理的农业人口占比？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经验数据表明，城镇辖区人口中非农业人口占75%左右、农业人口占25%左右较为正常，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据此计算，现在的实际城镇化率应当在50%左右，比统计数据少约3500万人。如此，目前2亿进城农民中扣除虚张部分，其余1.65亿左右理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转变为同原有市民一样的城镇居民。
改革试点的情况表明，只要设计周全、方案具体、措施得力，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和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关键是提高认识，将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到消除城镇化虚张、事关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首先，改革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实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就业、购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使进城农民可以同城市居民一样人尽其才，促进城市自然资本、产出资本、社会资本更有效地物尽其用、财尽其效，从而产生人、物、财1+1+1>3的叠加效应，释放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正能量。其次，进城农民工因为难以在城镇定居，一般会将其收入所得做“三三制”分配：本人生活费支出1/3，寄给农村家属1/3，剩下1/3用作春节返乡探亲交通、年货、礼物等项支出。这样，2亿农民工在城市拉动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对消费的贡献率很低。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进城农民变为市民，其配偶、子女等随之进城安居，就会由拉动投资为主转变为拉动消费为主，有效地消除城市规模、人口等的虚张，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消费主导型转变。
改革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机制
城镇化包括人口、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然而，一些地方存在的以征地和土地买卖先行带动城镇扩张的现象，往往脱离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宗旨。2000年—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域面积由2.2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4.01万平方公里，增长79%；同期城镇人口由45906万增加到66978万，增长45.9%。二者相比，土地城镇化增幅是城镇人口增幅的1.7倍。至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的建设跟不上土地城镇化步伐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密度（单位面积产值）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长期滞后；不少城市空气、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严重。其实，土地不过是承担自然、产出、人力、社会资本运作的载体，其规模应根据满足人的需要和资本积聚的程度来定，而不能倒过来——先扩大载体规模再集聚资本、填充人力，变成为城镇化而造城、迁人。
当前，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积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如果不认真解决，就会产生城镇化方向走偏的风险。首先是脱离信息化、工业化驱动的风险。当前，信息化和信息产业爆发式增长正在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现代城镇化必须依靠信息化、工业化驱动。如果依靠征地卖地支撑城镇化，凭借大片廉价土地吸引投资和劳动力，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就会陷入脱离信息化、工业化驱动和滋生城市经济泡沫的风险。其次是脱离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的风险。如果失地农民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一些人断了务农的路又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就业和收入不稳定，就会增加落入拉美“城市化陷阱”的风险，背离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化方向。还应看到，如果长期推行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将土地财政用过了头，就有可能累积地方债务风险，给改革发展带来隐患。
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改革政府主导型机制，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机制。应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和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事权改革，认真研究中央和地方间的财力事权关系，以财力定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促进形成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

『叁』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

因此，基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相关研究经验与教训，笔者认为，我国所选择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至少应该是一个由六大因素构成的城镇化体系，即走“六位一体”的城镇化道路。 所谓“六位一体”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指城镇化这个大系统至少应包括六个子系统，并构成一个紧密的体系。这六大子系统包括：自然资源系统、经济增长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社会发展系统、空间结构系统和城市创新系统。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在综合考虑这六大系统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走出一条资源有效利用、经济持续增长、环境友好保护、社会公平和谐、空间结构合理、智慧城市创建的综合性的城镇化道路，实质上就是一条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我们之所以要在城镇化道路问题上做出新的抉择，主要是因为旧的城镇化道路是不可持续的。 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在于有效利用自然资源 城镇化需要大量地占用这些资源，尤其是土地和淡水资源。从城市用水情况来看，在我国目前600多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其中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有的城市由于过度使用地下水，已造成了城区有的地段塌陷的严重后果。这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提高城市水利用效率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以新型城市经济为主导 城市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起着主导作用，尽管世界上的城市总面积仅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左右，但其创造了世界以GDP计算的经济总量的近70%。在有些国家，一座城市所创造的GDP，就占到了其整个国家GDP总量的30%-50%，如泰国的曼谷、埃及的开罗、韩国的首尔、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况。这充分说明城市经济对促进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过，过去的城镇化发展主要是依靠工业化推进的，而新型城镇化发展则是在碳排放与碳制约基础上主要通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以及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经济形式而实现的。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发展不仅要有良好的产业支撑，而且还要建立起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要的新经济与新型产业体系。如果那些在传统工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城镇经济结构与产业体系不能在新的历史发展新阶段得到有效调整与改进的话，就不可能建立起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型城镇化体系，城镇化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环境得以友好保护的城镇化 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仅占全球陆地总面积2%的城市，却消耗了全球67%的能源，排放了全球70%多的温室气体。正是由于这些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其中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进而有可能引起一系列涉及人类未来发展的严重问题。因此，新型城镇化不可能再走过去由工业革命推动的常规城镇化的老路了，必须走出一条环保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重点在于必须是一条低碳的城镇化道路。 不论哪个国家，从经济方面考虑减少碳排放的政策措施无非是调整生产结构，尽量地减少高耗能和高排放产业比重，积极发展低碳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包括信息服务业）；调整城市交通结构，进一步拓展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提倡骑自行车、步行等绿色交通方式；通过多种方式控制家庭小轿车的增长速度；倡导和鼓励低碳消费。从制度设计来看，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一方面对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开始征收碳税（英国从2001年起就开始征收“气候变化税”）；同时，碳排放市场也开始逐步建立起来；许多国家都出台了与促进低碳经济、遏制高排放产业发展的法律。世界上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城市，中外都是如此。我国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因此，要实现我们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最重要的大政策就是走低碳、节能、绿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否则就等于是弃本求末。 不断追求社会公平和谐 新型城镇化不是少数人的城镇化，而应该是所有人追求共同富裕的城镇化之路。如果推进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使许多人不断变为城市贫民，生活方式日益“贫民窟化”的道路的话，就值得引起深刻反思了。所幸的是，我国并没有出现“贫民窟化”现象，但却出现了另外一些独特现象，譬如说常年在城市打工的2亿多农民工确实实现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地理迁移”（geographic mobility）过程，但由于种种制度（户籍制度等）的制约，他们无法完成“社会迁移”（social mobility）过程，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已工作、生活在城市里了，但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再譬如说，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有些农民的承包地需要被征收，从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农民在这一个过程中完全没有发言权，更没有谈判权，即使在补偿条件上，也没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对自己很不利的条件。 因此，过去一些年的快速城镇化发展，一方面在农村方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四无”（无地、无业、无社保、无创业资金）失地农民群体（不少人认为有3000万-4000万），加上5000多万“留守儿童”和2000多万“留守老人”；另一方面，在城镇形成了近2亿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同等城市居民待遇的情况。也许这样的城镇化发展方式，在我国特定的发展阶段不可避免，但一定是不可持续的。 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公平和谐主要是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消除户籍中的政治特权、社会身份、社会福利、经营垄断等因素，尽快实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户籍平等制度；二是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发展；三是对城镇化过程的农民土地被占用应该根据农民的意愿和市场价格进行公平补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靠强权压低和剥夺农民的利益，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使农民对土地拥有更加明确、长久的权利。 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具备紧凑性的特征 其基本原理在于，紧凑的城市使家庭小轿车的使用显得没有必要或不太必要，从而人们可以通过步行、骑自行车或使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碳排放量。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在建设紧凑性结构城市的同时，保持尽可能高的绿化率。 对于超大的城市而言，譬如说像北京、上海、东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仅仅依靠一个紧凑的城市中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需要在一个城市里建设多个中心，但每个中心也都体现出紧凑的特点，力争使每个中心都能将居住、工作和购物等功能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尽可能地使人们就地就近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各主要问题，从而减少人们在不同中心流动的数量与频率，减少私人小轿车使用的数量与频率，最终减少城市碳排放。 城市形态逐渐转向智慧型城市 通过感知技术、网络技术和IT应用技术的运用，借助物质网络（包括物联网）、信息网络（包括云计算）、能量网络（包括智能电网），城市产业发展、城市管理以及城市居民生活的各方面都将智能化，形成一批新的城市智慧产业、一套新的城市智慧管理模式以及一种全新的城市居民的智慧生活方式。其目的一方面有助于通过技术进步改造传统城市，促进城市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与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程度，智慧城市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城市化的最重要意义是提升城镇发展质量 “六位一体”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不仅仅只有促进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相当多和相当大的“制约”（限制）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作用，譬如说来自水、土地等自然资源方面的制约，来自碳制约方面的因素，来自生态环境的综合制约，来自社会公平方面的制约，等等。因此，新时期再次启动的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促进因子和制约因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并形成一种新的平衡的全新的城镇化系统。认为新一轮城镇化将促进房地产再次高歌猛进、工业化再一次“大跃进”式发展是没有理由的，这是对新时期新型城镇化特征缺乏深刻认识的表现。新时期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意义与作用将体现在提升我国城镇发展的质量方面，而不是数量方面，从而实现我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肆』 中国新型城镇化六大命题是什么

新型城镇化的设想是多样的，各种流派和观点各有侧重、有些甚至是互相排斥的，但无论怎样，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离不开“创新、和谐、公平、自由”等词汇。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其能否托起“中国梦”，关键取决于能否深层次地理清和解决好以下六个问题，这些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深层路径内涵：
第一，从硬件环境建设到软件政策创新与提升的变迁
新型城镇化到底包含什么？仅仅是城市基础设施加强和城区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些硬件建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旧式城镇化的升级版和“鬼城”的初级版。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还包括其他重要内容：经济、人口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协调发展，最终形成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可以想象，新型城镇化的铺开将带来史上最大最广泛的政策创新时期。
在打破城乡两元方面，新型城镇化必然要逐步完成：首先是城乡空间一体化；其次是城乡市场和产业结构一体化；最后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这三个阶段。农村政策创新方面着重体现在与城市的全要素对接：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规划统一化、机制体制的一体化等。
从合并乡镇，到扩权强镇，再到撤镇设市，包括浙江在内的不少地区一直在探索小城市发展的思路，试图找到镇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路径。政策创新一直在探索，未来的趋势应该是将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发展成为城市群，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数据显示，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发展都将与新型城镇化关联。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现行的土地和户籍管理制度是两个主要的障碍。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应协调联动，户籍上，让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并和城市市民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上，提高农村征地补偿达到同级城市的参考标准，逐步实现城乡土地同权同价。
在新型城镇化下，应该重新反省已有的土地财政政策的种种弊端，要把财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放在土地财政改革上，着眼点就是让土地的成本大幅下降，让城市土地真正成为外来人口落户的载体，使其安居乐业，只有这样，城市发展才能享受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红利，抑制“刘易斯拐点”的过早到来。没有土地财政的改革，新型城镇化过程就会被牵绊并止步不前。
第二，从身份天壤之别到幸福以人为本的体现
未来，新一届政府的思路可能不仅包含新型城镇化，还有民生幸福的概念，而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以人为本，以注重和提高人的发展和幸福感知为诉求，这是相辅相成的。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中有太多的反其道行之的现象，如在城市中，年轻人的就业和创业环境恶劣，“官二代”、“富二代”这些名词凸显出社会公平竞争的问题严峻，这足以说明平等公平透明的环境是何等重要，如果年轻人没有上升的通道，必然引发不公，激发社会矛盾。
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目前的很多政策是打击踏踏实实干活的白领和农民工，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成为了现行土地财政政策为源头导致的“房奴”、拍卖车牌制度导致的“车奴”和各类消费型银行贷款的“银奴”，这些人成为了中国最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群人。
大量找工作的异地大学毕业生涌入京、津、沪、深等机会较多的城市寻找工作，使当地劳动力市场形成供远远大于求的态势，竞相压价导致人力资源回报大幅降低，较低的工资回报和较高的生活成本最终导致部分白领逃离这些全国中心城市，返回家乡工作。
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难题也在长期困扰着城市，尤其是长期奉行独生子女政策和社会化养老产业幼稚的情况下，必然使城市和家庭的负担加重，衰减城市发展的活力。另外，城市贫富区域自然分割所导致的“城中村”、棚户区的脏乱差与市中心高档社区的优美环境的反差，折射出的恰恰是城市中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城市空间差异。
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也是一个棘手问题。2011年外出农民工超过2.5亿人，约六成是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却在各类权益和保障上被视为都市另类而被城市拒之门外，成为“城市游牧一族”。同时，他们远在外地的留守子女儿童在教育和成长上面临失管、失教和心理失衡问题。
城市里的白领越来越成为“垮掉的一代”，城市里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成为是被牺牲掉的一代。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破解，将决定其最终的成败得失。
第三，从分裂的城乡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
城市使生活美好和幸福。在城市中，人的幸福感一般来说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服务业的发达与否，服务业越是发达，人的幸福感越是高；另一个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与否，如果社会形成了主流价值观，那么各阶层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上的冲撞就会越少，显然幸福感就越大，但是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分裂的农民或农民工与城市的市民，即“农村中国”与“都市中国”这两型社会之间显然带有强烈的对峙、隔着深深的鸿沟和难以融合的价值观差异。
农村精英流失造成“农村失语”问题。长久以来农村积贫积弱的现实，使农村出生的大量精英最终离开农村，人才的匮乏使农村失去了与城市比肩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使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等产业止步不前，这必然导致农村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弱势地区，加重了“农村失语”问题，部分农民遭受到特权阶层的侵害后，缺乏基本的表达申诉能力和法律援助渠道，最终造成群体性事件。在现实情况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如何保证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观点得到表达，如何平衡好城镇的观点与三农观点，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农民的土地不能随意变成资产流转，造成农民在农村必须依附土地并靠劳力生存，而传统城镇化过程中，用城市人单方面的观点来规划和发展农村，难免忽视农村特色和农民习俗，用很低的补偿金把农民“赶上楼”，损害农民的利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圈地运动”，是另一种版本的“劫贫济富”，新型城镇化如何避免陷入这样的逻辑将需要实践来检验。
第四，从消耗型城市化要素供给方式到城市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实践
这里面涉及一大堆的问题：新型城镇化由谁来主导以及如何主导？依然是之前惯用的强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融资平台双箭齐发的主导模式？是否仍然是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热潮和GDP崇拜泛滥最终造成城市资源供给的不可持续？以前是造地运动，现在换成造城运动吗？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是无形的手还是“到处乱摸的手”？
新型城镇化必将更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新型城镇化就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公约子集。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三大动力：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化——工业反哺农业和区域一体化——周边借势与融合，未来将会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嫁接，由新型城镇化来换档提速和版本升级。新型城镇化需要找到城市发展的长期动力和城市发展的核心能力，在该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背景下同时关注城市的发展水平、持续水平和资源能力的协调水平三大维度，从而指导城市的决策者建设新型城镇。
第五，从产业粗放模式到“产城融合”模式的升级
新型城镇化必然涉及城市产业的发展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而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类城镇势必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走向“产城融合”的新阶段。从早期成本效率为追求的工业集中阶段，到目前竞争优势为追求的产业集聚阶段，再到未来创新驱动为追求的新城区新社区阶段，是“产城融合”的标准路线图。基于此，该路线图也指出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未来城市应更注重以下一些要素的提升，包括市场规范、人文特色、生产性服务业和企业家群体等这些关乎城市根植性优势与区域创新优势的软性指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往往难以复制并有可能形成各个城市的差异化发展能力。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新型的城镇发展需要培育自身独特的核心能力，从而形成真正的长期发展驱动力，仅仅靠短期投资热潮和GDP崇拜是无法达成的。
第六，从粗放型社会管制到高效性社会治理的提升
“治大国若烹小鲜”，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对城市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首先是爆发公共安全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概率在加大，其次是外来人口激增带来社会保障和治理压力在加大，新型城镇化或许将倒逼政府对城市的公共管理从当前的粗放型社会管制提升到未来的高效性社会治理阶段。
根据欧美日韩的经验，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后将会经历一段快速的城镇化阶段，即是一个人口快速导入城市的阶段，一方面是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入城，另一方面是由区域一体化产生的产业转移、承接或升级带来的产业人口迁移。高效性社会治理的难点是如何做到城镇人口持续和有序的导入。房地产及市政基础设施配套的合理化，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引进政策的完善，城市壮大后新老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和市民创业的力度，加强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伍』 我国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新型城镇化 高一政治

第一，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将城镇发展放在优先的位置。基于我国出现的产能过剩矛盾，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地方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公共资源用于城镇发展方面，以增强城镇承载和集聚人口的能力。同时，应采取新的激励政策，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向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资。因此，应改革干部考核机制，鼓励各级政府围绕农民转市民、人口流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等方面工作，积极健康地推进城镇发展。
第二，通过培育和发展能辐射全国性的重点城市群体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我国人多地少，用于推进城镇化的土地资源极为稀缺，这种国情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集约化的方式推进城镇化，实现城镇绿色、低碳、集约发展。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已到了以培育和发展城市群推进城镇化的阶段。从现在起，应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等城市为重点，在全国初步形成若干个辐射带动作用强的城市群，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打破区域壁垒和行政割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无障碍高效流动，形成区域内和区域外相衔接的一体化市场。在培育和发展城市群的同时，也要加快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应把距离城市群较远、无法受到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的地级城市以及腹地较大、人口较多的县级市培育和发展成区域中心城市，强化这些城市的功能建设，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科学建设产业园区，不断增强这些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和产业集聚能力。另外，还要科学协调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对于无法与城市群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关联发展的小城镇，各级政府要给予特殊扶持政策，给予他们更多的发展权力，给他们配置更多的公共资源，支持这些小城镇像大中城市一样发展，一样对外来人口有吸引力。
第三，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从限制农民进城转向鼓励支持农民进城。从长期目标看，我国要实现城镇化深度推进，就必须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使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思路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人口管理机制，构建有利于人口迁徙的可转移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民工身份转换。
第四，转变城镇发展模式，促进城镇发展在集聚人口方面的效应最大化。首先要从“以大管小”转向以大带小。今后，要通过改革不断弱化城市行政级别，将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均衡用于不同规模的城镇发展方面，特别在资金配置、行政许可、财税政策等方面，要考虑和照顾中小城市（镇）的发展需要。其中，大城市要打破行政壁垒，按照区域一体化和发展城市群的思路，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向周边中小城市（镇）延伸，形成以大带小的效应；中小城市（镇）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布局等方面，积极与大城市实现对接，在区域空间上与大城市形成梯级功能结构，为人口迁徙和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陆』 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有什么好处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主要包括五项任务：一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中央（省）对下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和实行建设用地指标与吸纳省（市）外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
二是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三是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制度，探索超标准宅基地处置办法；
四是建立行政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
五是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城市创业创新环境建设、城市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有选择地开展改革探索。
其中，就可持续的城镇化的投融资机制，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官员邬曦曾经撰文表示，“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但关键问题在于，要堵住“土地财政”这条暗道，就需要开辟未来城镇化融资的明渠。
邬曦进一步指出，修明渠堵暗道并不容易，不仅涉及到中央地方税收关系调整、地方债务风险控制等传统难题，也面临融资领域放宽、融资工具升级等创新要求。试点就是要通过探索建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来打通新渠道。
同时，对第四项任务，邬曦解释，“在把符合条件的县和建制镇设为市的过程中，探索大部门制、开发区管理模式等的横向整合，控制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优化行政层级和区划的纵向设置，提高行政效能。赋予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
邬曦认为，国家开展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探索建立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二是建立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中央和省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与落户人数挂钩等政策，支持城市政府吸纳外来人口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柒』 如何理解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要性

答案示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总论点)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分论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促进城乡和谐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例如：近年来，在上海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务工子女享受和城市的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使农民工真正共同享有了上海经济发展的成果，使他们开始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必然要求(分论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吸纳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安居乐业，使进城农民及其家属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卫生医疗、养老等)。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例如：在上海这个特大型城市，其郊区还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农村，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配套方面以及保障水平与中心城区有很大差别。加速上海郊区的城镇化建设可以改善这种状况，有利于农村居民共享上海城市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分论点)。消费对生产有反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增加就业机会，扩大消费需求，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动力。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增长由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协调拉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例如：10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由此带动了巨大的消费需求，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然要求(分论点)。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带动大批富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新型城镇化建设会促进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和吸纳就业人口主导力量。（例如：上海把发展小城镇与发展产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培育第三产业、农业服务业，引导和鼓励各类企业向小城镇集聚，形成了产业互动的格局。或临港新城城镇化规划例。）试题分析：解答本题首先要看清楚试题要求的答题所用的知识点范围。本题限定的知识点范围是经济常识的有关知识，可以说限定的范围比较大，知识点较多。这就需要进一步去研究设问，通过分析设问进一步划定答题所用知识点的范畴。本题设问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要性。我们可以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发展等几个方面并结合书本知识及时政热点知识论述。

『捌』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改革什么意思

新型城镇化需要金融支持
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重点，更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努力方向；既是扩大国内需求的最大潜力，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需要加强城镇能源、供水、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城镇公共服务。作为公共物品的投入，政府财政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财政资金有限，而各地区政府财政实力存在较大差异，仅靠财政资金是无法满足新型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要求的。因此，从投资方向到具体的管理，再到具体的筹资、融资机制，需要全方位的考虑和创新。要把社会金融投入摆到重要位置，使其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另一主要资金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各种金融需求，这涉及债券发行、股票融资、信贷投放、保险保障需求等各个金融子行业相关领域。此外，新型城镇化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意味着金融业在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还需努力适应新形势、创新新产品，以提供新型金融融资支持服务。
伴随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作为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的金融业，金融需求将是一个不断产生、持续释放的长期过程。新型城镇化更追求质量和效率，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智能、集约、低碳、绿色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对中小城镇基础设施贷款提出金融新需求，而且中小城镇建设、生态城镇建设的资金需求也将明显增加。在这一情况下，如何适应城镇化建设要求、构建有利于城镇化建设的新型城镇化金融体系，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何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快速适应，并加大力度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需求，助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和顺利转型，则是当下金融行业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构建法律法规政策支持体系，分层强化并落实监管职能责任的转变。可以考虑研究出台各项加大支持中小微企业、“三农”的政策措施，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力度较大的金融机构可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合意贷款规模等方面给予倾斜，在相关新金融业务开办、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可以考虑通过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风险补偿等方式，规范和引导金融机构及民间融资将更多资源投向新型城镇化，探索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层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金融支持城镇化的推进提供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保障。
二是构建差异化的金融组织体系。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在服务对象上，要“大小并举”，在注重大企业、大城市的同时，也注重小微企业、小城镇；在注重企业法人的同时，也重视自然人的融资需求。要结合各地新型城镇化特色，通过创新发展各类草根金融机构和组织，增加小城镇基础设施、机构网点和人员配置，把更多的金融资源输送到最基层、有需求的每个小企业、家庭和个人手中。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应面向社区，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融合，加强对农业产业化企业、城镇中小微企业、家庭农场等领域的金融支持。为此，可考虑放松金融管制，在有效防控内部操作风险的前提下，通过适当放权激发基层网点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服务能力，同时降低门槛，大力发展立足本土和社区的各类小型金融服务机构。
三是构建微观金融组织、服务和产品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大银行下沉服务，设立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做精做专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小法人机构，扩大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试点。可根据小微企业、“三农”的特殊需求和抵押物不足、信用记录不全等特点，量身定制相应的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运用供应链融资、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存货融资、小企业债权集合信托、网络联保、信贷工厂等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积极发展满足多样化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以实现更好地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新金融服务的目的。
四是构建地方性信用与交易体系。可考虑通过创建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分层信用体系，建立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形成并逐步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同时，可考虑积极引入住房等各类抵（质）押物的市场化定价机制，通过农村信用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解决“三农”贷款抵（质）押物不足的问题，让它们变成标准化、可交易的产品，进行有序流通，从而降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五是构建地方性的直接融资体系。实现以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的转变，更加注重小微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财富管理和资产增值需求。可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金融创新，开办消费金融公司等，运用私募股权机制和各类民间资金转化平台，把民间资金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信贷资金配置到私营部门，让其投向实体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交通、绿化、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可实行政府调控下的市场化运作，形成民间资金支持新型城镇化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资本集聚和区域循环机制。

『玖』 新型城镇化试点有什么好处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主要包括五项任务：

一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中央（省）对下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和实行建设用地指标与吸纳省（市）外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

二是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三是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制度，探索超标准宅基地处置办法；

四是建立行政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

五是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城市创业创新环境建设、城市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有选择地开展改革探索。

其中，就可持续的城镇化的投融资机制，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官员邬曦曾经撰文表示，“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但关键问题在于，要堵住“土地财政”这条暗道，就需要开辟未来城镇化融资的明渠。

邬曦进一步指出，修明渠堵暗道并不容易，不仅涉及到中央地方税收关系调整、地方债务风险控制等传统难题，也面临融资领域放宽、融资工具升级等创新要求。试点就是要通过探索建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来打通新渠道。

同时，对第四项任务，邬曦解释，“在把符合条件的县和建制镇设为市的过程中，探索大部门制、开发区管理模式等的横向整合，控制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优化行政层级和区划的纵向设置，提高行政效能。赋予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

邬曦认为，国家开展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目标有两个：

一是探索建立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

二是建立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中央和省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与落户人数挂钩等政策，支持城市政府吸纳外来人口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