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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纯诗

发布时间: 2021-01-26 00:19:27

⑴ 什么叫做现代诗

“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现代诗的含义:
1.形式是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现代诗的特点是有高度的概括性、鲜明的形象性、浓烈的抒情性以及和谐的音乐性,形式上分行排列。

现代诗潮的十大主义
* 现实主义
* 唯美主义
* 象征主义
* 新浪漫主义
* 意象主义
* 未来主义
* 表现主义
* 超现实主义
* 后现代主义
* 具体主义
现代诗歌的分类
诗歌的分类也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1.叙事诗和抒情诗。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年)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现代诗的发展
中国现代诗也可以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
* 中国现代诗歌: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的诗歌称为中国现代诗歌
* 中国当代诗歌: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诗歌称为中国当代诗歌
现代诗主要流派
新月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建筑美是指诗歌的格式好像建筑一样。绘画美指的是新月派诗歌的每节都是一个可画出的画面。
九叶派
九叶派特点之一注重现实。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九叶派”则是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另一风格趋向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
80年代出版有他们9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九叶派”由此得名。他们大都是校园诗人出身,从战乱中感知人民的希求,重视诗人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独特体验;他们深受西 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陶冶,力求突破传统的主观抒情的方式,追求现 实性、象征性与哲理性的结合,探索诗歌表达的“戏剧性”(主要指诗歌的情思展开以及语言表现都要有矛盾张力,而不是直抒胸臆),让诗歌更深入表现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内心生活的复杂性。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
朦胧派
朦胧诗派: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海子、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以朦胧诗为主的新诗潮诗歌运动在70年代末“思想解冻”后逐渐进入高潮时期,其标志便是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短诗《回答》的发表,随着《回答》一诗的发表,“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新诗潮诗人不仅很快就占领了各种文学报刊的主要版面,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杂志,推出了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如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江河、严力等,并且引发了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一次历时数年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
这类诗歌在创作手法上大量使用象征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得诗歌的文学意义充满多样性和不明确性,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朦胧诗。朦胧诗人们在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位置,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就是为后人提供历史的见证,因此,“提供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
1985年11月出版的《朦胧诗选》收集了这些诗人的作品,这也是朦胧诗派一词的来源之一,又因为相当一部分朦胧诗人都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朦胧派也往往被称为今天派。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朦胧派被陆续出现的新诗潮流派取代,从1984年开始,中国新诗潮诗歌运动进入“后朦胧派”发展阶段。
代表诗人: 食指 北岛 杨炼 多多 根子 舒婷 芒克 顾城 黄翔 江河 梁小斌 严力 王小妮 林莽 方含 田晓青 哑默 傅天琳 艾青
额。。有点多 你捡重要的看- -

⑵ 求那些值得玩味的诗 诗集也可以 最好是近现代的诗

现代诗是现代诗的自成立以来,“五四运动”对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诗。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的主题,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需要适应时代,人们接近白话语言反映现实生活,科学,民主的革命打破了古典诗词格律诗为主要标志的新形式的束缚,表现的内容。 “现代诗”的名字,开始于1953年 - 当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成立。

目录拥有现代诗歌

现代诗与现代诗格律诗和叙事诗

歌词格律分类今天风的身体律动诗,自由诗,散文和诗韵

现代诗歌和当代诗歌的表现手法,比如

夸张相比

转喻和早期倡导者卡罗尔诗诗的形成流派的作品

革命诗歌/>新诗,现代诗的新时代特征的<40

的发展抗战诗歌

<br现代诗与现代诗格律诗和叙事诗

今天分级风的身体节奏/>歌词格律诗,自由诗,散文和诗韵

现代诗歌和当代诗歌
>例如比较的表现手法

夸大倡导者代表新诗

随着各种新的诗歌流派革命诗歌潮流抗战诗诗

40多年的发展

颂歌,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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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形式是相对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在修辞意象3操作系统沉重。 4有高度的通用性,鲜明的形象,强烈的抒情性和音乐的和谐,安排在分行的形式。 <br本段分类分级诗歌

之现代诗歌编辑/>有几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有几个基本的:

这种风格的身体节奏格律诗与现代诗

这是按照诗意的语言水平有节奏的和谐仍然是非常普遍和谐和谐(和谐最高)来划分。 (1)此风的身体韵律诗:对于文学体裁而言,诗是这样的风的身体节奏,因为中国的语言和方言,生活抒情的语言艺术节奏再现的普遍和谐的语言的载体。杰作的水当代诗人的“姐姐”。 (2)现代格律诗:文学体裁,现代中国的语言和白话格律诗是为载体,位居生活抒情语言艺术韵律和谐再现的语言。现代格律诗格律的要求和古典格律诗,像给出的单词,固定句子,给节日,集仄,韵给出的要求。 (在水中发现,“诗歌对中国语言和韵律理论纲要”)

叙事诗和抒情诗

这是工作按照内容划分的表达。 (1)叙事诗:诗更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往往充满激情的歌唱诗人的方式来表现。史诗般的故事诗,诗化小说都属于这一类。如果荷马的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诗人李季的诗如“王贵与李香香”的故事;诗歌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夫根奥涅金”。 (2)歌词:主要是通过直接快递诗人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不需要故事和人物的完整描述。例如,歌曲,颂歌,哀叹,挽歌,牧区和讽刺。很多这样的作品,不一一列举。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彻底分开。叙事诗有一定的抒情性,但它需要被紧密地与抒情叙事结合起来。歌词也往往生活在叙述一些片段,但不蔓延,须抒情的需要。

格律诗,自由诗,散文和诗韵

这是根据工作音韵格律语言分类的形式和结构。 (1)格律诗:这是写在诗的格式和规则。行数是诗,诗字(或音节),声调音韵学,文字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的规定,如中国古代的诗歌,“诗”,“绝句”和“词”, “音乐”,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在现代欧洲的和新开发的诗句。它不是格律的限制,没有固定的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韵律或者实质相似的电荷不押韵,字数,行,句子,语气更自由,更流行的语言。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是欧洲和美国的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作。由于我国“五四”也很流行这样的诗句。 (3)散文:它既是散文和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特点。作品在诗歌意境和激情,常常哲学,注重节奏和音乐美,长度短,一样的散文不分支,不押韵,如鲁迅的自然意义上的“野草”。 (4)韵诗:一个属于文学体裁,顾名思义,指的是诗的主题韵的每一行的末尾,诗读起来就像琅琅上口的歌曲。这里指的是现代诗韵的诗,属于一种新的诗句,类似流行的网络方道文山间溪流妆韵诗。他在2000年首次亮相后。

现代诗歌发展的当代诗歌诗歌

阶段按照分类。 (1)中国现代诗歌:一半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称为诗前(2)中国当代诗歌:在二十世纪诗歌的下半年被称为中国当代诗歌的表现

编辑本段
>例子表达

方法意味着大量的诗歌,最早,仍然经常使用的流行的传统表现手法“福,兴。” “毛诗序”说:“有六个这样诗意的正义焉:一曰风,第二富,三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在一个绝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这“六义”,“风,雅,颂”是指“诗经”诗篇种类,“赋,兴”是表达的诗。傅:这是事物表达的直接声明。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注释说:“赋,其事而直言之敷陈也。”例如,在“葛覃”“诗经”“赋福怡”使用的就是这种方式。比例:是描述事物的比喻,来表达思想和感情的方式。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说:“这是什么比例,也包括附加的意思写的东西,谁也威胁要这些东西?”朱熹说:如“谁,为了这个事情比他身体的比例。”,在“蝈蝈”“诗经”“硕鼠”等文章,是写在这个方法。兴:是幼儿从兴,即由一个事物的开始,使受东西来表达思想和感情,和描述的措辞。简论唐代的“毛诗正义”中说:“兴谁也拿这个比喻从铅类,从自己的心脏,诗歌和各种植被鸟类头发赋予意义,看看谁是兴辞也。”朱熹更明确指出:“兴谁第一个做别的东西引起了呗辞也。”如“诗经”,“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达。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使用,相互补充,对古诗词有很大的影响。性能诗是有很多战术,并自创立岁的不断发展,利用太灵活,夸张,重复,重叠,跳跃等等,这是很难做出来的。然而,各种方法都来自于想象分不开的,丰富的想象力是诗歌既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技术的体现。在诗歌,有表达的一个重要技术是一种象征。象征性的,简单地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象征主义表现为灵魂,这是应该注意的直接图像。现代的观点来看,塑造诗歌形象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刘勰在比赛中,“谢”书上说:比赛是“,或比喻声音,或方在外观上,或拟在心脏,还是举个例子吧的东西。 “这些诗引在我们面前,有许多例子相比于常用的技术有,”拟人化“:对象是拟人,或拟无所谓许的前任为。”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告别了西方的天空。/金色杨柳河,/是夕阳;/波的艳影,/在我的心脏波澜。“云”,“金柳”作为人类人类对象,如爱的“为了风”:......我的心/明亮的烛光同样适用于你的窗口/轻微模糊的地方/必然/因为风的缘故/。 ..爱......整个学生/点燃了灯/我是火/受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相比,蜡烛,比我做的灯,当然,在最后分析,真正的或“拟人”。

夸张来形容你想要放大的东西,像电影,“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关注和联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涉及到“一水深千尺“”三千尺“,虽然不是真理,但他塑造的形象,他们生动地展现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读者不仅可以接受,而且有说服力,很惊喜的激情。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美容,不能太荒唐,或者太真实,太庸俗。例如,有棉花收获首诗的描述:“的卡车头翘/翘头,三尺高/像高射炮棉/重量十几包。”读书,而是让人感觉不真实,不产生美感。

转喻,他是走,而不是事物的东西。它有一个比喻,但不同的,不同之处在于相似之处:比较和被比较一般的东西是特定的比例,可见;而转喻的是一个具体的,多了一个抽象的,尤其是桥梁的抽象,使图像更加生动的诗歌,突出引领读者的联想之间的差距。这是艾青说,“翅膀给予思想,感情的衣服,给声音的颜色,让这些变化的通过凝形。”诗歌塑造不仅使用的角度来描述材料的摄入屏幕上的图像,也可以使用材料听觉,触觉等感官许多得到体现形象,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着驴呗“鸟树池的地方,僧推门”,但想到“和尚敲门”即可。什么是“推”或“敲”,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捏塑审议时,才阻止了大官驴路径,谁是文学家韩愈贾岛当卫兵把他带到马佳老老实实前这么说,韩寒想了很久,说,还是沿着更好的打字。因为“敲”的声音,月夜在山上,有一个或两记敲门,他们做出那种情景“活”的,它已成为更多的是一种无声的环境。前面提到的“枫桥夜泊”和“乌啼”,“钟”,是点睛之笔这首诗。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对一些人来说,是很现实的,很精彩!现代黄河浪的“晨曲”:“这尊珊瑚/除了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波/模糊/黎明/灵泉寺钟/像鼓山/遥远的响应/一丝淡淡的敲门声/几疏星弹簧/而涨红花冠/雄劲的公鸡/仿佛漂洋过海来/唱亮1天朝霞/如潮涌,这也是写得很好的诗,所以如果我们有办法来塑造的有声影像,诗歌会打开更广阔的区域,无论是比赛,夸大或转喻,诗人将取决于客观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为自己的情绪,要大胆想象,幻想,甚至可以说,无论是浪漫的,或者现实主义是好的,没有想象(幻想),他没有成为一个诗人,例如,在大胆已知的李白,虽然富有想象力,华丽的诗,素以杜甫的现实主义,还写了诸如“广厦高耸在十万元左右的面前。 ....眼看着房子的时候......“(”为秋风所破茅屋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当倚虚幌,根据泪始干翻一番。 “(”月光“),所以想象力的作品。

编辑中国古典诗歌到清末的这一段诗宣传和创造性

发展初期,形式不能满足社会进步的要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谁了“诗界革命”的呼叫,黄曾发起“新诗集”,都为后来的“五四”新诗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最初的测试和倡导诗歌的杂志是“新青年”,这胡锦涛的“文学改良论”,在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发布胡白话诗8,这是中国诗歌运动中的首次亮相后发表出版月亮的诗白话诗。4卷1和浓缩时间胡,刘半农,沉三人白话诗9。刘半农“由一层纸”,是我国最早的新诗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并露出下面的同情人道主义题材的作品。以沉从文的“班卓琴”,开始用新的语言生活和表现方式,并专注于语音听起来和谐。刘和刘半农类似白,他是“梦”,“邮吻”,人们大多表现痛苦,“红色新年”,“节歌”表达了向往新大陆,他提请注意民俗。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这是“54”。诗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新的集合胡锦涛认为,古代和现代革命运动白话文学总是从大的文体解放开始的,因此建议: “如果你想有一个新的内容和精神,不能率先打破束缚的精神枷锁的束缚”(“谈新诗”),他主张的第一人白话诗,倡导新的诗歌风格是免费的和视非正式格律点,创造新的诗歌有着积极的意义,并直接导致了“五四”诗诗的自由,初步形成时,“新青年”作为第一批的基本立场新诗的尝试,除了胡锦涛,刘半农和沈等外,还有陈,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他们致力于创立白话诗自由诗,其中的标记完全摆脱旧诗词的影响卓然自立,当推周作人的“河”。这首诗明白口语宁静的构成隐喻,暗示违抗大自然所造成的悲剧性冲突的法律,并描述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和要求。继“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也团结了一些新的诗歌先驱,如写作,在俞平伯的“冬天”,写“草”康白爱,写“的痕迹“清,写”清白“王通的,写”晚祷“中梁等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也让郑振铎,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艳玲,清宫旧藏“朝雪”表示了建立其所持有的力量“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和“自然”,追求的根本现实生活场景和简单的集成清新的诗句,在权力的成长“直言不讳”的自由现实主义,因为各种文学研究的白话诗会积极实践诗人,开辟了早期的诗歌集中于社会生活,为生活,揭露黑暗,如在生活倾向诗歌的现实主义干预的手段。清朝是诗人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之一。他的“毁灭”冗长的抒情方式,“五四”后写年轻的低潮,“的诱惑相当激烈斗争,并紧急紧急寻求摧毁”心灵的矛盾,留下了“一个不同的脚步声。”在范围以外的工作,他的诗“痕迹”,并尝试走向成熟,表现了诗人积极面对现实的精神。王统照都“这一次”的问世,透过朦胧的意象诗歌集子里传达人类苦味。兵也是共同作者的研究在早期的文献中开始创作活动,除了小说,散文,写的哲学思想片段的异军突起形成良好的诗句。她的代表作“星星”,“春”由泰戈尔的影响很深,水晶优雅,处处洋溢着母爱的人性和纯真的主题。智慧和情感生活体验这些珍珠缀成短诗,免费的内容活泼,形式不拘一格,从侧面发出自由豁达“五四”时代的氛围。诗歌的抒情诗老后也独立仿照放弃将注意力转向追求趋同的,谁写很多时候,在体育史上形成了诗诗的理性阐释。其中宗白华“诗云”更有影响力。男女青年“五四”时期的渴望挣脱旧的封建礼教的束缚,诗歌汪静之湖畔,冯雪峰,潘华沙漠,人们应该修集“湖”,“春天的专辑”因此,作为世界关注。靖王的出现,“蕙风”和“孤独的国家。”这些作品显示了婚姻自由的斗争,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和激情。

编辑各种流派在这一段诗
新诗最高成就建国代表形成是创造俱乐部主的,浪漫的诗人郭。 “五四”社会矛盾加深的时代,激起了先进分子的觉醒。不满于现状了广大青少年陷入萧条,迫切需要找到表达的激情解放个性需求爆发的方式。它是一组诗人找到灵感和力量来自欧洲浪漫主义诗歌在这方面。他们揭示了封建黑暗的理想愿景,为忠于旧秩序,他们的激情和一代理想的反政府武装,很自然地接受思想浪漫主义和作为艺术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创作。这是由一组郭创造社会动机的浪漫主义诗人拜表示。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写于1920年的大部分诗篇。他的作品传达飞行和呼啸的抒情形象在时代狂突进的“五四”精神。他抛弃了诗人的诗句说隽秀味道的运动,建立一个有力的语调,快速的旋律,涵盖一切,但行事不羁非正式的诗歌。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要求,诗中充满了20世纪的运动,本着“女神”的基本精神是创造,寻求新的我出生在旧的破坏。郭描述自焚的凤凰形象,批评和旧世界的斗争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创造和追求光明的时代的象征,郭也追求传统融合现代西方文明的与东方古老的文化,“女神”中的许多新的诗歌表现形式溶解古代神话的现代精神传统,无论是有意识的斗争相互联系的新世纪,特别是与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的精神的作品第四届“时期是一致的。他介绍了一个新的诗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词汇,丰富和现代诗歌装修完的图像。继“女神”,郭有“星”,“前沿”,“恢复”等诗。崇尚浪漫的诗歌,以及创造社成仿吾,柯仲平,蒋介石组织,如后太阳俱乐部。蒋介石的诗集“新梦”获得由该署1921至1924年居住在苏联的作品。他体现了浪漫激情的演唱无产阶级革命。他对诗歌的情感和风格的宏朗的激情,但也未能扣紧中国现实和一些过于抽象。 “新梦”,“哀中国”之后,“鼓”,高亢的声音减弱,表现出某种感伤,但“一直走到希望之路”(“?令”)。直接受创造的俱乐部,俱乐部及其诗歌的沉峰志钟主要成员,也充满了乐观和积极的浪漫情调。冯至的诗“宋昨天的”,这也是青春的歌声,抒情细腻的诚意,幽婉动人的和爱的基本主题。后来,“北游及其他”中的诗句,增加现实内容,冯至写的诗是个人的“烟雾像一个梦,”悲伤,总结了“54”聪明的年轻人追求精神痛苦。诗的诞生作为一个自由身,因为毫无节制诗歌风格趋于宽松,他们把目光转向容易的要求背诵韵。新月派(见新月社),顺应这一趋势的出现。 1926北京“晨报”创始人“诗镌”由闻一多,许,朱湘,饶孟看,卢卫,俞康宇诸人托管。随后创办了“新月”和“诗”。里程碑培训出版物的发展,一批类似的诗人,新月派被命名的艺术观念的集合。这是立志打造电网的新诗诗人群体。它闻一多最完整的理论显然,他认为音乐应该是很美很美的诗,画建筑的美感。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格律体,不像身体的无拘无束的自由,但不是那种旧古典诗词模式,但建立新的诗的基础上,自由诗诗不押韵统一的格律要求。这种情绪的诗人都接近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英式风格,但反抗精神非常薄弱。他们注重纯诗的艺术,主题往往是生命的体验,人性的美丽和爱情的追求。也有一些诗表示同情人民的根本关切的痛苦,但这个想法始终是永远无法超越的人道主义。当理想和视力丧失在现实生活中,也容易产生幻灭。许是最具代表性的新月派诗人。他致力于进入和测试的诗句,诗句,跃跃欲试,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之夜”等。他独特的诗歌语言,色彩,优雅,具有流动的质感,让人觉得世界一切都是明亮的,聪明的。徐诗薄接触社会生活,人的尊严和爱,寻求高尚的,但谁愿意迎接光从黑暗的,但往往不知道从哪里吹来的风朝着一个方向。一旦超出了他的预料一生的命运,他倾向于信仰的颓唐,动摇它从“猛虎集”到“彷徨”和“自我截面和徘徊期”,体现最充分。听到创建一个以上的理论和全面发展的诗人新月派,与诗“蜡烛”,集合“了。” “水”一诗,他一贯主张自己的艺术杰作构思奇诡,理顺了丰富的色彩,和谐的节奏叫做格式。积水的旧中国颓废的象征,它表达了对黑暗诗人的腐败,以及强大的嘲讽的斗争中宣称永不绝望的愤怒。闻一多是一个吐一个心脏,用火热的激情,唱爱国诗句悲伤。新月派诗人朱湘在倡导和建立类似于格律诗方面已经做了。他是“夏”,“原野集”,“石门集”等。他的诗充满了和谐庄穆。在他的诗安静的特色婉宁静的地区,有时表现为神秘而模糊清晰的厌恶现实。朱湘的叙事诗比较突出的早期新诗人献给做法在这个区域。此外,太阳雨,饶梦侃,邵,沉从文,朱台南孟家,方伟德,林徽因(也称为“林徽因”)等,都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 1920年代后期,象征主义诗歌,李金发的崛起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征为模型,测试了西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介绍自己的诗作,诗集“小雨”,“幸福歌”,“食客和激烈的十年。“他新奇生涩形象,感性的表现丰富的异国情调。他通过一些朦胧的幻觉试图重现生命的奥秘重视暗示的比喻,诗歌。驰为生命和亡的基本内容。他关注到黑暗和悲惨的命题,感伤的旋律是颓废的。无组织的和不可理解的语言。李金发诗歌和类似谁拥有已故诗人沐天创造社,冯乃超,王独清,姚鹏等。他们主张纯诗的审美,强调音乐和诗歌的朦胧境界的美的形式,捕捉诗歌。王独清诗,颓废的气氛非常浓,浓艳的刺激性集中染的颜色。也受法国戴望舒的象征派,创作开始于20年代中期。他发出了“下雨天”一个被称为诗“雨天诗人。”阴雨诗长和悲惨的丁香与一般的女孩,构成了一个朦胧的气氛理想,象征暗示飘忽不定的心态。在此之后,诗歌已经改变了戴望舒的概念,诗歌应该借鉴音乐和绘画的长处,节奏,诗歌不是文字,而是情感的节奏。 “我的记忆”通过的内心情感的节奏之外节奏的话开始变得清晰,以现代诗。发表在该杂志1932年的“现代”杂志的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被称为“现代主义”。事实上,“现代主义”说只是一个借用,大部分借助他们在象征主义作品。李金发不仅仅是他们的诗歌往往是脆,抛弃语言的欧化。他们从废弃营地明显的局限性发送的新月象征,转向内在的自我挖掘,忧郁良好的表达和生活乐趣,一个比喻来形容内心隐曲的方式。敏感来表达自己的厌恶城市生活,表现出悲伤的灵魂在一个日益自主研发的工业社会前进。一旦社会题材的现实引发他们内心的火花,他们会写,以独特的艺术,戴望舒的“手指”,“我与损坏的手掌”是一个积极的诗句。曹葆华,徐迟,金属,木材,林庚,废名(冯文炳),吴本星,刘易斯,艾青黎掰风和一些早期作品,都受到现代诗的影响。 “中国园林集”三位作者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其中何其芳,卞之琳的作品既“新月”的波的休息,而且还与色彩的象征主义诗歌,他们的诗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但与曲折和原来的生活化的方式。何其芳仍然没有华丽的骚扰,看其含义是新鲜的,善于捕捉微妙的情绪变化和福来更明亮的图像。卞之琳诗歌的重视和空间感,往往象征性的实现来写哲学沉思的样子,他是圆润饱满细腻冷静理性的认识。但有时为了表达的哲学,并且似乎省略许多空阔滞涩。广田诗则比较老实,是“土地的孩子,”真诚呗。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共存和竞争的流派,在20,30之交,诗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随着历史的推进,再加上把握社会现实的紧张,同时提高诗歌的艺术已经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艺术道路也变得更加广阔。

⑶ 新诗的新诗的主要时期划分

中国新诗已有近百年历史,它有如青松翠竹,卓然而立于世界诗歌之林。新诗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而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时隐时现,与之互补而共存。 “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诗是中国现代诗歌主体。
最早新诗刊物《新青年》,此刊最早新诗作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
到1918年底 胡适是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的作者。
1918-1919年,刘大白,俞平伯,康白情,叶绍钧,宗白华,田汉等相继创办《星期评论》,《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
1921年1月,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它不仅把“五四”前后一批诗人集合在一起,还扶植了一批后起之秀:周作人,谢冰心,戴望舒,朱自清,郑振铎,王统照,徐玉诺,刘延陵,郭绍虞,梁宗岱,朱湘,徐志摩,徐雉,梁实秋等。他们以真情实感“表现社会人生”(文研会的主张)。
冰心以《繁星》《春水》开创小诗一派。
1921年朱自清,叶绍钧,俞平伯,刘延陵在杭州组织了中国第一新诗社“中国新诗社”。
叶绍钧、朱自清等创办新诗杂志 - 《诗》
1922年1月15日,出版了第一本新诗刊物《诗》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汪静之的《蕙的风》等七首诗,叶绍钧、朱自清、刘延陵任主编辑、,中华书局印行。是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之一。
《 诗》是中国第一份新诗杂志,主要撰稿人有朱自清、胡适、周作人、俞平伯、刘延陵、叶绍钧、王统照、郑振铎、徐玉诺、陈南士、汪静之、冯雪峰、潘训(潘谟华)等。
1923年5月15日停刊,共出17期。
此后,又发表了冯雪峰,潘汉华,应修人的小诗。在《诗》月刊中,他们并不引人注目,但这四个年轻诗人于1922年春在杭州成立了湖畔诗社,这是中国第二个新诗社,他们的合集《湖畔》和《春的歌集》以请新自由的格调,歌唱美与爱,成为当时别具异彩的湖畔诗派。
1921年7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先后加入该社的诗人有郭沫若,成仿吾,穆木天,邓均吾,王独清等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郭沫若,他从1919年9月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发表诗作,1921年8月出版《女神》,以磅礴的气势,浪漫的色彩,创造的精神,在中国诗坛上如“一枝异军突起”(朱自清语)创造社诗人各有特性,如成仿吾的哀婉,邓均吾的清醇,穆木天的朦胧,王独清的颓废等,但他们走的大抵是郭沫若开创的浪漫主义路子。
1926年4月6日徐志摩在北京《晨报》编了十一期《诗镌》。主要作者有闻一多,朱湘,刘梦苇,于赓虞,饶孟侃等。1928《新月》创刊,以后又出版《诗刊》,在这几个刊物上发表的,还有孙大雨,陈梦家,邵洵美,林徽音等。这些都被称为新月派诗人,大多倾向浪漫主义,其共同艺术主张就是要试验建立无固定格律的现代格律诗。闻一多提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与句的匀齐)。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徐志摩实践的体制最多,并以柔美流丽的抒情风格为人称道。
从法国回来的李金发于1925出版《微雨》,标志着新诗中象征派的诞生。他的诗意象杂陈,冷峻生涩,常为人所诟病。目之以“诗怪”,与此同时,后期创造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转向象征主义。
戴望舒也从法国象征派汲取营养,由于他在《现代》杂志(1932创刊)发表的诗作引起很大的反响,且在该杂志发表的许多诗都有追求“纯诗”的艺术倾向。文史学家把三十年代出现的这一群体称为“现代诗派”。1936戴望舒主编《新诗》杂志,把这一诗派的艺术成就推向顶峰,但同时也意味着它开始走向没落,抗日战争的炮声打断了他们在幽斋里的内心抒情独白。他们中大多数诗人走向了新的起点,开始新的艺术追求。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它主办的刊物《拓荒者》《盟芽月刊》《北斗》上出现了一个以诗歌为战斗武器的诗人群体,包括蒋光慈,钱杏村,胡也频,洪灵菲等,其中最有才华的是殷夫。
1932年,蒲风,任钧,王亚平,柳倩,曼晴等人组织成立“中国诗歌会”,创办《新诗歌》杂志,他们热情关注着时代情绪,企图用诗来唤起民众,使现实主义诗歌有了更广阔的发展。
然而,20世纪30年代,更能展现现实主义诗歌艺术实绩的,是以描写中国农民苦难命运著称的诗人臧克家,以短促紧张的节奏传达时代的经神。 田间被闻一多称为“擂鼓的诗人”。
艾青主张“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色彩,给颜色以声音,使流逝变幻者凝形”。被称为吹芦笛诗人。
抗日战争暴发,艾青田间来到战地,以诗传达中华民族觉醒的心声,卞之琳,何其芳,柯仲平,高兰,严辰,邹荻帆,力扬,公木等等。带着各自艺术色彩,为诗坛增添丰硕力作。
20世纪40年代,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和《七月诗丛》周围,形成一个被称为七月诗派的诗人群,他们主张诗人用真诚的态度去把时代的脉搏,达到艺术的真实,诗集《白色花》选编了其中主要成员鲁藜,孙钿,阿垅,绿原等二十人作品。活跃在北方的诗人,大多重视向民歌汲取营养,出现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水河》,张志民的《死不着》等民歌体新诗力作,为新诗民族化,群众化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在北方战地,从1939——1942年出现两个诗刊:《诗建设》和《诗战线》,其主要成员有田间,邵子南,方冰,魏巍,丹辉,陈辉,袁勃,史轮,曼晴等。被称为晋察冀诗派。他们主张“更深入地接触生活,投入斗争,把新的血的战争的现实写入诗里”(陈辉语)。
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上海出版了《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诗刊,成员有穆旦,陈敬容,郑敏等九人,因其诗会集《九叶集》被称为九叶诗派。他们把现代派的艺术技巧引入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诗风偏于蕴藉深沉,同样反映了时代的情绪和民众的希求。 如果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是颂歌的年代,那么,1966—1976的十年动乱则是悲歌的年代。
1976年10月,动乱结束,中国新诗进入历史转折的新时期,以真实的表现时代情绪和人民愿望为特色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与发展,在诗人们喷发的激情中增加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理性思考。一大批新人进入诗坛:舒婷,北岛,梅绍静,傅天琳,杨牧,周涛,雷抒雁,章德益等。他们带着各自的舒情个性,为提高诗艺进行勇敢探索,为诗坛增填了新声。
新时期的诗歌,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逐渐走向了多样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其他创作方法,都有人在借鉴,探索。既有成功的创造,也有失败的尝试,但作为整体的新诗是在发展,在前进。 泛指在网络上,用个人博客写诗的一个群体。这个时期的群体诗歌创作,无论是诗的质量还是数量,一〇年前后正处于高峰时期。

⑷ 中国二十年代诗歌创中,出现了哪些诗派

* 20世纪初至1920年代: 尝试派、文学研究会(人生派)、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新月派)、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尝试派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中国的现代白话文诗歌从此诞生。
1920年,胡适的个人诗歌专集《尝试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因此有更多的诗人开始效仿胡适的白话诗体写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该诗歌流派的成熟标志是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所以一般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尝试派。
代表诗人: 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等。

人生派 人生派(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1921年成立,代表诗人主要有鲁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等。
文学态度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主张“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朱自清、叶绍钧(叶圣陶)、刘延陵、俞平伯等之后在上海成立了现代文坛上第一个新诗社团——中国新诗社,并于次年1月创办了第一个新诗专刊《诗》。先后加入文学研究会的还有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刘延陵、俞平伯、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黄庐隐、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加入,会员人数曾一度多达170多名。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为人生”为核心的诗歌价值观念,因此常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派。
代表诗人: 鲁迅 冰心 朱自清 周作人 王统照 刘延陵 朱湘 刘半农 刘大白 徐志摩

创造社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湖畔诗派 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于1922年3月在杭州成立湖畔诗社,被称为中国的湖畔派诗人。
湖畔派原指19世纪英国的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三位浪漫主义诗人所形成的诗歌流派。中国的湖畔派诗人的诗歌与英国的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其最有特色的是歌颂爱情的诗歌。
湖畔诗社于1922年出版了《湖畔》和《春的歌集》的诗歌合集,在此之后有魏金枝、谢旦如、楼建南等诗人加入诗社。

新月派 新月派: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建筑美是指诗歌的格式好像建筑一样。绘画美指的是新月派诗歌的每节都是一个可画出的画面。
诗刊派和新月派,本属一派,甚难分别。《诗刊》见民国十五年在《北京晨报》上刊
的,《新月》则民国十七年在上海办的。在《新月》投稿多的,就叫他为新月派,该派重要
诗人是孙大雨、饶孟侃、陈梦家、林徽音、卞之琳、臧克家、刘梦苇、蹇先艾、沈从文、孙
毓棠等。还有方玮德及其姑母方令孺。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出现于出现于20世纪的20年代,主要的代表诗人是李金发,其他的象征派诗人或者著有象征主义诗歌作品的诗人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
象征主义始于法国的19世纪下半叶的诗歌运动,象征主义最早的作品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之后魏尔伦、马拉美、韩波等诗人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1886年《象征主义宣言》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从此象征主义作为流派走向成熟。象征主义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已经进入白话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产生影响,1925年李金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象征主义作品《微雨》,在此之后的4年中,他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作品。此外,新月派诗人于赓虞、邵洵美、蓬子和创造社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也陆续发表了象征主义的诗歌作品。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通过象征的写作手法来暗示主观的精神意义,在非理性的心灵世界中认识自我。这种象征主义的创作原则对后来的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⑸ 什么是真正的文学

纯文学

文学史是文学自治论与他治论争执不休的矛盾运动史,“纯文学”与“纯正的艺术”、“纯审美”等都是艺术自律论的常用概念。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中,纯文学是流行很广的术语。据旷新年等学人的推定,王国维“最早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1]
1905年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纯文学”:“……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2]这里不仅首次使用了纯文学术语,而且第一次界定了术语的基本涵义。所谓纯文学不同于“古代忠君爱国劝善惩恶”的载道文学,而是具有“纯粹美术”之目的或独立之价值的文学。纯文学不是政治、道德宣传教育的手段和工具,而具有独立自足的美价值。王国维所说的“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文学小言》)、“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等等都是对“纯文学”非功利的纯审美性质的界说。这种非功利的纯文学观念显然来自康德、席勒和叔本华的美学思想。
历史地看,“纯文学”至少有三种既相关又有所分别的用法:第一种含义是与古代“文学”概念相对的现代独立的文学学科观念,晚近杨义谈到“大文学观”时也陈述了这一界说:中国古代的文学观是“杂文学观”,文史混杂,文笔兼收;20世纪的文学观接受西方影响,祛杂提纯,强化文学的独立价值和科学体系,采取的是“纯文学观”。20世纪初的文论已经出现了这种独立的文学学科概念,随着独立的文学学科建制的完成,这种“纯文学”观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然而,随着文化研究和当代学术科际整合趋势的出现,人们将重新审视20世纪“纯文学”的学科建制。杨义所谓从古代的杂文学观到20世纪的纯文学观再到“大文学观”的学术转换,就表明学科独立意义上的纯文学概念还有被使用的机会。
“纯文学”概念的第二种涵义是指与工具论文学观相对立的自律的审美的文学观。在现代文论中,纯文学一词并不常见。人们常常用“美术”这个术语来表述审美自律的文学理念。严复在《法意〈按语〉》中说:“吾国有最乏而宜讲求,然犹未暇讲求者,则美术是也。夫美术者何?凡可以娱官神耳目,而所接在感情,不必关于理者是已。”[3]这里的“美术”概念是广义的,美的文学也属于美术之一种。王国维也很少提到“纯文学”,而更多地使用纯粹之美术”。鲁迅有一次提到“纯文学”,也把它归入“美术”:“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4] “美术”这一概念在近、现代之交的文论中大量出现,与以康德美学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论的导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西方“艺术”一词最初包括一切“技艺”,与实用技艺相分别的“美术”概念是在18世纪产生的。康德等近代美学家广泛使用“美的艺术”一词来指称那些没有实用功能的艺术作品,所以受西方启蒙美学影响而萌生的中国近、现代文论频频出现具有自律论意义的“美术”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纯文学”是“纯粹美术”中的一种。正如黄远庸在《晚周汉魏文抄序》里所说的:“若夫文学,在今日则为艺术之一部……乃以词藻而想化自然之美术也。”然而称纯文学为纯粹美术究竟有些混乱而不方便,“最简明之解说曰: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要以美文为限。”[5]因而世纪初的“纯粹美术”概念在20年代渐渐被“美文”和“纯诗”等语词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所替代。“美文运动最初的目标是白话散文的纯文学化。”[6]周作人1921年开始倡导新文学的美文写作:“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7]看来,周作人与王国维相同,都把抒情与叙事视作纯文学或纯文学性的基本元素。王统照、朱湘等人则把这种纯文学性的艺术散文称为“纯散文”(pure prose /pure essay),朱湘甚至认为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里已经出现了中国的“pure essay”了。“美文”或“纯散文”不仅指与非艺术性的议论文相分,而且强调自我表现,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周作人就很反对道德的文学,而推崇“为文章而文章”和文学无用论。1926年,现代文论又出现了“为诗而诗”的“纯诗”概念。创造社诗人穆木天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们要求的是纯粹诗歌(The Pure Poetry),我们要住的是诗的世界,我们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我们要求纯粹的诗的Inspiration。”[8]王独清认为这种纯诗理念可“治中国文坛审美薄弱和创造粗糙的弊病”。人们还译介了爱伦·坡的纯《诗的原理》、詹姆斯《纯粹的诗》、布拉德雷《为诗而诗》等纯诗理论;邵洵美、粱宗岱、于赓虞、朱光潜进一步阐发了诗的纯粹性立场,推动了现代诗的纯文学化运动。
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理念的确立,自律的纯文学概念逐渐被工具论文学观所取代。直到80年代,纯文学概念又重新出场了。从政治化文学到人性的文学,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从反映论再现论到自我表现,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从拒斥形式主义到对形式实验的肯认……当代文论再一次确认了文学的自律性、独立性和自足性。黄子平所谓文论“回复到自身”和“自生产能力”说,孙津的“文艺不是什么”都从不同的层面阐释了文学的自律理念。文学是独立自足的世界和文学重返自身成为80年代纯文学观的典型表述方式。南帆准确地概括了80年代“纯文学”概念的涵义:“相对于古典现实主义的叙事成规,相对于再现社会、历史画卷的传统,特别是相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战歌’和‘颂歌’传统,人们提出了另一种文学理想。人们设想存在另一种‘纯粹’的文学,这种文学更加关注语言与形式自身的意义,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也就更像真正的‘文学’”[9] 90年代以来,“纯文学”概念还产生了第三种涵义,即与商业文化相对抗的纯文学观。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或者先锋前卫文学/流行文学的二元对立中,凸现出“纯文学”的美学和文化立场。但“纯文学”术语仍然很少出现在当代文论的语词系统中,而是在文学期刊如何在市场经济中生存的讨论中频繁出入。是坚持纯文学的品味和立场,还是为适应生存而变脸?成为晚近几年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
2001年,“纯文学”概念才真正进入批评家视野。2001年第3期《上海文学》在“批评家俱乐部”栏目,刊出李陀的《漫说“纯文学”》,引发了一场关于“纯文学” 的讨论。李陀认为,出现于80年代前期的“纯文学”概念,80年代后期得到普遍的赞同,90年代成为主流的概念。但它在近十年间对文学写作的影响不好,现在是反省的时候了。李陀明显表达了对纯文学技术化、形式主义的不满,“纯文学”虽然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没有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所谓“个人化写作”和“70年代写作”进一步使文学与社会的相脱节,导致90年代大多数作家视野狭窄。
随后《上海文学》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呼应了李陀的批评。讨论的基本观点有两个:其一是对“纯文学”匮乏介入精神的批评。薛毅《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认为 “纯文学”由自律与自由逐步走向死胡同;张闳《文学的力量与“介入性”》指出 “纯文学”观念从反叛走向保守,暴露出纯文学的精神无力;葛红兵《介入: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信念》认为五四纯文学具有介入性,而90年代,文学不再介入人们的经验世界,成了不介入的文学;韩少功《好“自我”而知恶》分析了 “纯文学”中“自我”的逃避性。其二是消解“纯”与“不纯”的二元对立。吴炫的《文学的穿越性》提出文学必须穿越启蒙与非启蒙、纯与不纯的对立,主张用穿越现实的“文学性”问题取代纯与不纯的争执。南帆则把“纯文学”看作一种“空洞的理念”,在他看来,“纯文学”概念的出现起初是有益的,但“很快就敛去了锐气而产生了保守性”,这个概念似乎预设了文学某种不变的固定本质,因而它可能锁死文学,锁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多条通道。在文化研究兴盛的语境中,文论界存在一种疑虑:“文学”本身到哪儿去了呢?“文学”还存在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研究“文学”呢?但这种怀疑是本质主义,它可能使人们的视域变得狭窄而封闭,因此有必要把文学研究从“纯文学”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走向更加开放的文学研究。
纯文学作家残雪挺身而出为“纯文学”辩护,她认为:“自始至终,他们寻找着那种不变的、基本的东西,像天空,像粮食,也像海洋一样的东西,为着人性(首先是自我)的完善默默地努力。这样的文学家写出的作品,我们称之为纯文学。……纯文学是小众文学,这个小众文学需要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朝气蓬勃的批评家来对读者加以引导。因为纯文学涉及的问题是有关灵魂的大问题,对纯文学的冷淡就是对心灵的漠视,如此下去必然导致精神的溃败和灭亡。”[10]她坚守着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立场,愿意永远行进在这个人数不多的队列中。

⑹ 关于现代诗歌的手抄报

现代诗歌特点
1.形式是比较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4.有高度的概括性、鲜明的形象性、浓烈的抒情性以及和谐的音乐性,形式上分行排列。
编辑本段现代诗歌的分类
诗歌的分类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分为: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古典诗歌又分为古典风体诗歌和古典格律诗歌;现代诗歌又分为现代风体诗歌和现代格律诗歌。
现代风体诗歌和现代格律诗歌
这是按照诗歌语言节奏和谐性的层级,是一般和谐还是非常和谐(最高和谐)来划分的。 (1)现代风体诗歌:就文学体裁而言,现代风体诗歌是以汉语言白话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一般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代表作是我国当代诗人于进水的《姐姐》。 (2)现代格律诗歌:就文学体裁而言,现代格律诗歌是以汉语言白话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最高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现代格律诗歌的格律要求与古典格律诗歌的要求一样,定字、定句、定节、定平仄、定韵等。 (见于进水《诗帜》)
叙事诗和抒情诗
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和韵脚诗
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年)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4)韵脚诗:属于文学体裁的一种,顾名思义,泛指每一行诗的结尾均须押韵,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如同歌谣。这里的韵脚诗指现代韵脚诗,属于一种新型诗体,类似流行于网络的方道文山流素颜韵脚诗。出道于2000年之后。
现代诗和当代诗
按照诗歌发展的阶段分类。 (1)中国现代诗歌: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的诗歌称为中国现代诗歌 (2)中国当代诗歌: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诗歌称为中国当代诗歌
编辑本段表现手法
举例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其间有一个绝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比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夸张
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借代
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至幻想。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比如,以豪放著称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著称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月夜》)等等浮想联翩的佳作。
编辑本段新诗的倡导与初期创作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晚清﹐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有过“诗界革命”的呼吁﹐黄遵宪又首倡“新派诗”﹐都为随后的“五四”新诗运动起了前导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大力推崇新诗。 最初试验并倡导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这个刊物继发表新月诗社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于1917年2月2卷6号上刊出胡适的白话诗8首。这是中国诗歌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诗。4卷 1期又集中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 9首。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是新诗中出现得最早的同情底层人民生活并揭示人道主义主题的作品。沈尹默的《三弦》﹐开始以新的语言和方式表现生活﹐并注重音韵的动听和谐。与刘半农相近的是刘大白﹐他著有《旧梦》﹑《邮吻》﹐大多表现民间疾苦﹐《红色的新年》﹑《劳动节歌》则表达了对新世界的憧憬。他很注意对民谣的借鉴。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胡适认为古今文学革命运动总是从文体的大解放入手﹐因此提出:“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谈新诗》)。他作为倡导以白话写诗的第一人﹐主张新诗的文体是自由的和不拘格律的观点﹐对新诗的创立有积极意义﹐并直接导致了“五四”新诗最初的自由诗派的形成。当时以《新青年》为基本阵地的最早一批新诗尝试者﹐除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外﹐尚有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他们致力于创立自由体的白话诗。其中标志著完全摆脱了旧诗词影响而卓然自立的﹐当推周作人的《小河》。这首诗以明白恬淡的口语构成隐喻﹐暗示着因违逆自然规律而导致的悲剧性冲突﹐抒写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和要求。 继《新青年》之后﹐《新潮》﹑《星期评论》等刊物也团结了一批新诗开拓者﹐如写《冬夜》的俞平伯﹐写《草儿》的康白情﹐写《踪迹》的朱自清﹐写《童心》的王统照﹐写《晚祷》的梁宗岱等。文学研究会中的诗人﹐更以郑振铎﹑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的合集《雪朝》显示了创造实力。他们抱着“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和“自然”﹑“率真”的追求,使底层生活的实际场景融入朴实清新的诗句﹐从而壮大了现实主义在自由体白话诗中的力量。 由于文学研究会诸诗人的积极实践﹐开辟了早期新诗注重社会生活﹐面向人生﹐揭露黑暗﹐以新诗作为干预人生手段的现实主义倾向。朱自清是其中成绩显著的诗人。他的《毁灭》以长篇抒情的方式﹐写“五四”退潮之后的青年“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的矛盾心境﹐留下了“一个个分明的脚步”。他在《踪迹》中的诗篇﹐已超越尝试之作而趋于成熟﹐表现诗人积极正视现实的精神。王统照也有《这时代》问世﹐集子里的诗透过朦胧的意象﹐传达了人间的苦味。冰心也是文学研究会中较早开始创作活动的作者之一﹐除小说﹑散文外﹐擅长以小诗的形式写刹那间涌现的哲理思考的断片。她的代表作《繁星》﹑《春水》深受泰戈尔的影响﹐晶莹清丽﹐浸透着在人性主题下的母爱和童心。这些由智慧和情感的珍珠缀成的人生经验的短诗﹐内容自由活泼﹐形式不拘一格﹐从侧面传送出“五四”时代思想开放的自由气氛。也与新诗独立于旧诗之后扬弃模式化的抒情转向重视理性的阐发的追求相衔接﹐一时写者甚多﹐形成了新诗史上的小诗运动。其中以宗白华的《流云小诗》较有影响。 “五四”时期青年男女渴望挣脱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湖畔诗社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合集《湖畔》﹑《春的歌集》因此为世人注目。汪静之尚有《蕙的风》和《寂寞的国》。这些作品显示出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和激情。
编辑本段多种新诗流派的形成
代表新诗创始期最高成就的是创造社的主将﹑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五四”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激起了先进分子的觉醒。由不满现状而陷入苦闷的广大青年﹐迫切寻找激情喷发的方式表达个性解放的要求。一批诗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欧美浪漫主义诗歌中找到启示和力量。他们在理想的憧憬中揭露封建黑暗﹐作为旧秩序的叛逆者而忠于自己的热情和理想的一代人﹐很自然地从思想上接受浪漫主义﹐并用以作为艺术原则﹐指导自己的创作。这就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创造社诗人崇奉浪漫主义的动因。 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的大部分诗篇写于1920年。他的创作在飞动和呼啸的抒情形象中传达“五四”狂突进的时代精神。他摒弃了小诗运动的诗人们那种隽秀的情趣﹐创造出以雄浑的调子﹑急速的旋律﹑囊括万物而又不拘形迹的豪放诗风。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要求﹐诗中充满了20世纪的动的精神﹐《女神》的基本精神在于创造﹐于旧的毁坏中寻求新我的诞生。郭沫若笔下自焚的凤凰形象﹐集中地体现了对旧世界的批判与抗争的意识﹐同时又象征着那个创造和追求光明的时代﹐郭沫若还追求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古老文化传统的融汇﹐《女神》中不少作品以新诗的形式表现溶进了现代精神的古老神话传统﹐既与新世纪的抗争意识相通﹐又与中国历史文明﹑特别是“五四”时代精神一致。他为新诗引进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词汇﹐丰富并完成了新诗现代形象的改造更新。继《女神》之后﹐郭沫若又有《星空》﹑《前茅》﹑《恢复》等诗集。 提倡浪漫主义诗歌的﹐还有创造社的成仿吾﹑柯仲平﹐和后来组织太阳社的蒋光慈等。蒋光慈的诗集《新梦》所收系1921至1924年旅居苏联的作品。他把浪漫主义激情具体化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歌唱。他的诗热情澎湃﹐格调宏朗﹐但也因未能扣紧中国现实而有些浮泛。《新梦》之后的《哀中国》﹑《战鼓》﹐高亢之音减弱﹐流露出某种感伤情调﹐但“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著”(《〈哭诉〉?序》)。受到创造社的直接影响﹐沉钟社及其主要成员冯至的诗风﹐同样洋溢着乐观积极的浪漫主义情绪。冯至的《昨日之歌》中的诗篇﹐其基本主题也是青春和爱情的歌唱﹐抒情真挚细腻﹑幽婉动人。后来《北游及其他》中的诗﹐又增加了现实的内容﹐冯至写的诗是个人“如烟如梦”的哀愁﹐概括了“五四”以后追求光明的青年的苦闷心理。 随著自由体新诗的勃兴﹐新诗体式因不加节制而趋于散漫﹐便转而要求便于吟诵的格律化。新月派(见新月社)的出现顺应了这种潮流。1926年北京《晨报》创办《诗镌》﹐由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人主办。随后又创办《新月》和《诗刊》。在刊物的发展沿革中培养﹑集合了一批艺术主张相近的诗人﹐新月派即由此得名。这是一批立志要为新诗创格的诗人。其中闻一多的理论最为完整明确﹐他认为诗应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他们创造的新诗格律体﹐不同于自由体的毫无拘束﹐又不是古典诗词那种陈旧的模式﹐而是在自由体新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统一格律要求的格律诗。此派诗人的情调风格都接近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但反抗精神甚为微弱。他们的诗篇注重艺术的纯美﹐主题往往是人生的经验﹑人性的美丽以及爱情的追求。也有一批诗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同情与关切﹐但思想始终未曾超越人道主义。当理想和憧憬在现实生活中失落﹐也易于产生幻灭感。 徐志摩是新月派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致力于诗体的输入与试验﹐尝试的诗体最多﹐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他的诗语言鲜明﹐色彩清丽﹐具有流动的质感﹐让人觉得世上一切都鲜明﹑灵动。徐诗稀薄地联系社会生活﹐寻求人的尊严与爱情的高尚﹐但虽想冲出黑暗迎接光明﹐却常常不知道风是在向哪一个方向吹。一旦人生的际遇超乎他的预料﹐便由信仰的动摇而趋于颓唐﹐这在从《猛虎集》到《云游》的“自剖与云游期”﹐体现得最为充分。 闻一多是新月派创作和理论全面发展的诗人﹐著有诗集《红烛》﹑《死水》。《死水》一诗是他贯彻自己艺术主张的力作﹐以设想的奇诡﹑色彩的浓郁﹑节律的和谐以及格式的整饬著称。死水是旧中国衰颓的象征﹐它表达了诗人对黑暗腐败的抗争﹐并以烈的嘲讽来宣示那未曾绝望的激愤。闻一多是一位呕出一颗心来﹐怀着火一般激情,唱着悲愤诗句的爱国主义者。 新月派诗人中﹐朱湘在格律诗的倡导和建设方面亦多有建树。他著有《夏天》﹑《草莽集》﹑《石门集》等。他的诗洋溢着和谐庄穆。其诗在幽婉恬淡方面有特色﹐有时表现为隐晦神秘而有明显的对于现实的规避。朱湘致力于诗的叙事﹐这方面的实践在早期新诗人中较为突出。此外﹐孙大雨﹑饶孟侃﹑邵洵美﹑沈从文﹑朱大柟﹑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亦叫“林徽音”)等﹐都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 20年代后期﹐象征派诗风兴起﹐李金发以法国象征徵主义诗歌为模式﹐试验把西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引进自己诗中﹐有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他以新奇生涩的形像﹐表现富于异国情调的感伤气氛。他重视暗示性的隐喻﹐通过一些朦胧的诗的幻觉﹐企图再现人生的隐秘。生与死是李诗的基本内容。他关注晦暗的﹑悲剧性的命题﹐主调是感伤颓废的。语言芜杂而艰涩。与李金发诗风相近者﹐有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姚蓬子等。他们提倡唯美的纯诗﹐强调诗的音乐和形式之美﹐捕捉诗的朦胧境界。王独清诗中﹐颓废没落的气氛甚浓﹐着重点染浓艳的刺激性色彩。 同样受到法国象征派影响的戴望舒﹐创作始于20年代中期。他因发表《雨巷》一诗而被称为“雨巷诗人”。这首诗以悠长的雨巷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丁香一般的姑娘﹐构成了一种朦胧的理想化气氛﹐以象征来暗示飘忽不定的心态。在这以后﹐戴望舒的诗歌观念有了改变﹐认为诗不应藉重音乐和绘画的长处﹐诗的韵律不在字面﹐而在情绪的抑扬顿挫上。从《我的记忆》开始﹐由外在字句的节奏变为内在情绪的节奏﹐明显地转向现代诗风。 1932年《现代》杂志出版﹐在刊物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被称为“现代派”。其实“现代派”之称只是一种借用﹐他们的作品多数藉重于象征派。只是较之李金发﹐他们的诗风趋于明快﹐舍弃了语言的欧化。他们扬弃了从新月派到象征派的明显局限﹐转为内向性的自我开掘﹐擅长表达人生的忧郁和欣慰﹐以暗喻的手法抒写内心的隐曲。他们敏感地抒发对于城市生活的厌恶﹐展示自我灵魂在日益发达的工业社会面前的悲哀。一旦现实的社会主题触发他们内心的火花﹐他们也会以独有的艺术写出如同戴望舒的《断指》﹑《我用残损的手掌》那样积极的诗篇。曹葆华﹑徐迟﹑金克木﹑林庚﹑废名(冯文炳)、吴奔星、路易士、李白凤以及早期艾青的某些作品﹐都受到现代诗风的影响。 《汉园集》三作者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其中何其芳﹑卞之琳的作品既有“新月”的馀波﹐又带象征派诗的色彩﹐他们的诗有独特艺术个性而又以曲折方式面向人生。何其芳华丽而不尚繁缛﹐清新之中见蕴藉﹐善于捕捉情绪的微妙变幻而赋之以鲜丽的形象。卞之琳的诗重视时空感觉﹐往往以象征的方式写出沉思中悟得的哲理﹐他的圆熟精致而富有冷静的理性是公认的。但有时为了哲理的表达﹐省略甚多而显得空阔滞涩。李广田的诗则较为淳朴﹐是“地之子”的真挚歌吟。 经历了多种风格流派的并存和竞争﹐20﹑30年代之交﹐新诗呈现出空前的丰富与多样。随着历史的前进﹐紧密把握社会现实与提高诗艺这二者的结合已引起更多的人注意﹐艺术道路也日见宽广。

⑺ 现代诗的流派

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出现的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有:
* 20世纪初至1920年代:尝试派、文学研究会(人生派)、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新月派)、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 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群、七月派、汉园三诗人
* 1940年代:中国新诗流派、九叶诗派
* 195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新现代主义(现代派诗群)、蓝星诗群(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群(创世纪诗社)
* 1970年代:朦胧派(今天派)、白洋淀诗群、中国新现实主义
* 1980年代:新边塞诗派、大学生诗派、第三代诗群(新生代诗群、新世代)、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海上诗派、圆明园诗派、撒娇派、他们诗群、丑石诗群、非非主义(红色写作)、神性写作、新乡土诗派、知识分子写作诗群
* 1990年代:网络诗歌(网络诗人)、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中间代、信息主义、70后诗人
* 21世纪初: 窗诗派、泰戈尔体诗歌、灵性诗歌、新江西诗派、80后诗人、边缘诗派、春草派诗歌、90后诗人、素颜派诗人、流萤诗派、新传统派、简文诗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 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绘画美指的是新月派诗歌的每节都是一个可感的画面。建筑美是指诗歌的格式好像建筑一样。 九叶派特点之一注重现实。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九叶派则是20世纪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另一风格趋向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
20世纪80年代出版有他们9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九叶派”由此得名。他们大都是校园诗人出身,从战乱中感知人民的希求,重视诗人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独特体验;他们深受西 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陶冶,力求突破传统的主观抒情的方式,追求现 实性、象征性与哲理性的结合,探索诗歌表达的“戏剧性”(主要指诗歌的情思展开以及语言表现都要有矛盾张力,而不是直抒胸臆),让诗歌更深入表现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内心生活的复杂性。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 朦胧诗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海子、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以朦胧诗为主的新诗潮诗歌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冻”后逐渐进入高潮时期,其标志便是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短诗《回答》的发表,随着《回答》一诗的发表,“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新诗潮诗人不仅很快就占领了各种文学报刊的主要版面,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杂志,推出了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如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严力等,并且引发了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一次历时数年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
这类诗歌在创作手法上大量使用象征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得诗歌的文学意义充满多样性和不明确性,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朦胧诗。朦胧诗人们在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位置,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就是为后人提供历史的见证,因此,“提供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
1985年11月出版的《朦胧诗选》收集了这些诗人的作品,这也是朦胧诗派一词的来源之一,又因为相当一部分朦胧诗人都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朦胧派也往往被称为今天派。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朦胧派被陆续出现的新诗潮流派取代,从1984年开始,中国新诗潮诗歌运动进入“后朦胧派”发展阶段。
代表诗人:食指、北岛、 杨炼、多多、 根子、舒婷、 芒克、 顾城、 黄翔、江河、梁小斌、严力、王小妮 、林莽、方含、 田晓青、哑默、傅天琳 、海子。 韵脚诗隶属于驾驭在现代诗歌之上的新诗体,在尊重现代诗歌提倡的“一、形式是自由的,二、内涵是开放的,三、意象经营重于修辞”的前提下,又新添了一项步骤,那就是诗的结尾均须规律性押韵,使中国现代诗歌在追求自由和豪放的同时,又继承古体诗歌韵律流传千年的宝贵血脉,倡导诗人要表达经过加工的具有鲜明节奏的非自然语言,更加强调追求真情实感和韵脚的规范形式,为诗歌的创作和发挥制定一项行之有效的标准界面,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其倒向现代诗歌自由散漫和无章法可循的口语化写作,让诗歌创作有章可依,有律可循,从而使现代诗歌的创作更加规范地发展和成长,并以更加良性更加持久的姿态坚忍不拔地在文学道路上永久生存下去。
韵式体新诗,规律押韵但音步(节奏)不对称的新诗。以汪国真最为代表性。目前传承发扬这种诗体的有丘勒,于翔(北方浪人) ,申洪洲等等。在理论方面 晓曲和孙逐明等人组建的格律体新诗研究会对现代格律诗和韵脚诗的理论做出了详细研究阐释。,它不仅包容了人们对于古典诗歌的音乐韵律之美的追求,同时兼并现代诗歌的创作手法,使古典诗韵与现代诗歌完美融合而并驾齐驱,为诗歌的古今联系以及今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简文诗派最早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4年才逐渐成型,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诗歌文体。 主要讲究行文简短精湛,诗歌注重口语化的表达,神韵自然,因此这一类诗词也叫“口语诗“。早期的代表性文学作品有《观水浒有感》、《引力波之歌》 ,其代表人物有飞莫鱼然、沈鹏等。与朦胧诗相同的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创作群体,简文诗和“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因此不被外界人士所知晓,至今也不曾引起国际社会任何的论争,好似潜移默化中默默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却不想被人们所知晓。

⑻ 新文学倡导者提出了哪些现代新文学观念

新感觉派:(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还提出了"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孤岛文学: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文艺工作者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进行抗日文学活动,称"孤岛文学"。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爱憎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活动特别活跃,于伶和《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小说: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战国策派: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发生在抗战中期。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已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学习和讨论中发生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向林冰的观点。向林冰的观点是:1"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认为喜闻乐见应以习闻常见为基础,而民间形式是大众习闻常见的;2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形式。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1对旧形式全盘否定;2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时,否认新文艺在形式上存在缺点。郭沫若、茅盾、胡风等在撰文讨论中,都从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论述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把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大众化问题联系起来,见解独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茅盾指出新文艺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学习吸收中外文艺的优秀之处,要继续发扬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民族现实,提炼熔铸新鲜活泼的素质。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现实之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现实主义与主观战斗精神论争: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胡风的理论是有深度的、见解独到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虽不能说他在宣传文学"与抗战无关",但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却不无偏颇之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判。郁达夫的《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讲话》精神在文艺上显示的最初成绩。文艺工作者改变了轻视民间文艺秧歌的态度,与群众一起,指导改造了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内容,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1943年春节秧歌闹得热火朝天,涌现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秧歌剧,如"鲁艺"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向工农兵普及的实践。
"随感录"作家群: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向其撰稿的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些杂感作者被称为《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陈独秀的泼辣明快,钱玄同的汪洋恣肆,刘半农的爽直幽默与鲁迅的犀利凝重,展现了这一作家群的不同风格。而立论坚实、短小精悍、富于战斗力,则是其共同倾向。
问题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潮流,出现在1919年的下半年到1922年间,代表作家有冰心、许地山、叶绍钧、庐隐、王统照等。他们以五四新文化作为参照,重新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并通过小说的形式加以艺术的表现。文学研究会作家的"问题小说"广泛地涉及婚恋、教育、就业、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作家们对社会弊端的敏锐感悟,使五四文学具备了强烈的启蒙色彩和理性批判精神。主要不足是由于急于要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生的思考,社会功利的倾斜使其不免带有观念化与抽象化的陋病,人物形象被社会问题冲淡,削弱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代表作有冰心《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
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这些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代表作有彭家煌《怂恿》,王任叔《疲惫者》,许钦文《疯妇》,台静农《地之子》等。
自叙传抒情小说: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零余者: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小诗体: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徘句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主要作者有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等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小诗体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过渡的意义。
纯诗: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穆木天所谓的"纯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早期象征派诗人提出的"纯诗"概念,在其更深层面上,意味着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美文: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于1921年发表《美文》,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王统照、傅斯年、胡适等曾撰文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徐志摩和周作人自己等一大批作家富有成效的拓荒,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
春柳社:1906年冬由中国留日学生组建于日本东京,因从事演剧活动而在中国早期话剧创始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成员有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等。1907年正式公演《黑奴吁天录》。这是春柳社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创作活动,演出在东京引起了轰动,其影响达于国内。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员陆续归国。1912年初,陆镜若在上海邀集欧阳予倩等人成立了新剧同志会,正式从事职业演剧。它始终保持着春柳社的宗旨和传统作风,因此可算作"后期春柳"。
上海民众剧社:"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陈大悲、欧阳予倩等十三人。5月创办了《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杂志。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和负担社会教育的任务,认为它"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总的说来,是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此外,他们还介绍了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的小剧场运动,以助长"爱美剧"的声势。民众戏剧社的主要贡献是将"五四"革命精神在戏剧理论方面作了充分的发挥,也强调舞台实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爱美剧"运动。

国剧运动:1926年,赵太侔、余上沅等一批留美学生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提倡"国剧运动"。他们主张从整理与利用旧戏入手去建立"中国新剧":在戏剧观念上,主张发扬传统戏曲"纯粹艺术"的倾向;在戏剧表现上,提出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因而赞赏西方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进而提出要糅合东、西方戏剧的特点,在"写意的"与"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并预言"再过几十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将要变成介于散文、诗歌之间的一种韵文的形式"。——他们的这一设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终未能实现,但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痕迹

⑼ 中国现代文学 象征主义诗歌 代表作家作品

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李金发李金发(1900——1976) ,原名李权兴,笔名李淑良、李金发,广东梅县人。现代作家、诗人、美术家。生平简介 李金发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1920至1923年间,他在柏林作《微雨》。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1926年,在文学研究会出版诗集《为幸福而歌》。1927年秋,任中央大学秘书,出版《食客与凶年》。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20世纪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直至去世。 诗作内容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诗人李金始终像一个令人无法猜透的谜一样,长期被人冷落、误解。其实,李金发是一个转折点上的人物,他的出现是对胡适的"明白清楚主义”和郭沫若的坦白奔放的诗歌创作主张的反拨和校正,具有纠偏补弊之功。中国新诗自它诞生之始,就有很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作,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诸诗人是其最好的代表。而李金发的贡献却在于他为中国新诗引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新质,从艺术之都法国的巴黎带来了“异域熏香”,给我们以震惊,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内涵。他用新的艺术形式将诗歌从属于时代任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向对个人化的深层次的内在情感的传达,表现的是人的隐秘的微妙的情绪,这类诗歌与“五四”初期的白话诗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类作品。我们如果按传统的方式就无法进入他的诗歌世界,但他的作品完全有足够的理由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有些作品如《弃妇》等甚至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曾经风靡欧美的文学流派,对中国现代诗歌有着巨大的作用与影响。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诗歌意境的亲合性,开拓并丰富了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视野与艺术表现形式。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被引入、影响及嬗变,绝不是偶然的,是纷繁多样而又错综复杂的中西文学思潮相互碰撞与整合的结果。 本文由绪论、象征主义及其诗学主张、象征主义在中国的接受、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在象征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诗人个案研究、结语六部分构成。 绪论评述了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歌论题的由来,界定了研究对象;介绍了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歌的研究现状与意义,清理了国内外关涉本论题的研究情况,评述了相关论著,明确了本文研究意义,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象征主义及其诗学主张一章研究了象征主义的定义,象征主义文学运动,象征主义的诗学体系及对原有诗歌观念的影响,象征主义诗歌发展的线索和文学批评界关于象征主义研究所作的综述和评论。 象征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一章研究了在中国现代诗歌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象征主义的传播线索。

⑽ 在我国诗歌中,如“梅”“柳”“草”等,都具有暗示性,能引起联想。试举例说明(每个三句以上)

梅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版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权。
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

柳 汉阳江上柳,望客引东枝。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 。

草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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