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的新型城镇化

⑴ 十三五时期,要深入推进(以什么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常住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健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加快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纵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布、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镇。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建设和谐宜居城市，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加大“城市病”防治力度，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努力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城市。加快新型城市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危房改造，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健全住房供应体系，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优化住房供需结构，稳步提高居民住房水平，更好保障住有所居。完善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住房保障水平。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提升县域经济支撑辐射能力，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间均衡配置，拓展农村广阔发展空间，形成城乡共同发展新格局。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⑵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印发以什么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关键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提高社会主。

⑶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哪些重要意义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为今年政府工作重点之一，明确着重解决好“三个1亿人”的目标任务，充分表明我国城镇化已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一转型体现了“遵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城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政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城镇化就是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为我省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目标任务。
一是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发展理念表明今后将更加注重提升城镇化质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速度很快，但质量却不高。当前，我国城镇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雾霾等“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治理水平不高；体制机制不健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阶段重点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严重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这些矛盾的存在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制约，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势在必行。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人 ”的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因此报告中把着力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作为重点突破口和主要抓手。我省采取“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举措，是对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理念，首先必须深刻认识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遵循发展规律、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相对渐增的城市化过程始终是与他们缓慢的城乡人口结构变化交织在一起的。过度城市化和低度城市化都将对经济社会、环境承载、资源利用、要素流动等产生不利影响。黑龙江作为资源型的农业大省，必须尊重历史成因、现实资源基础、区位特点优势，积极稳妥扎实推进的选择是客观有效的。
二是着重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很多人认为“三个1亿人”问题是政府报告一个亮点，其实它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城镇化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一脉相承。政府报告明确“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对民众来说是民生利好，让人民充分真切体会到了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解决民生问题的“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让群众有了盼头。报告指出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我们可以将这“三个1亿”具体理解为：一是转移人口；二是打造宜居城市；三是区域均衡发展。其实这不仅仅是“三个1亿人”问题，它是一个涉及到产业、就业、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等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系统性的改革来支撑，否则是无法达成这个目标的。目前，我省城镇化率为56.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8.8%，还有相当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没有在城镇落户。“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问题仍然突出。我省地广人稀，城市布局不均衡，资源型城市比重大。这些即是我省解决“三个1亿人”矛盾所在，又是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把握机遇，利用好政策是关键。
三是大力发展以县城为重点的特色城镇。政府报告指出“提高产业发展和集聚人口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从业”。目前看县城是实现“就近从业”的最好载体，要大力发展以县城为重点的特色城镇。以往城镇化发展中我们要么注重大中城市发展，要么注重小城镇发展，而县城被忽略了。关于城市发展类型选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但实践表明，县以下城镇化效率比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口众多是基本国情，单纯发展大中城市致雾霾、居住、交通等“城市病”频发。实事求是，完善城镇体系就显尤为重要。我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县城作为城镇化重点”亦是亮点所在。我省地广人稀，现有的479个建制镇中大部分人口规模不超万人，规模小，布局比较分散，经济集聚功能差，“有城无市”现象较为普遍，对当地经济的支撑、带动作用有限，承载农村转移人口就历史地落在了县城和重点镇肩上。因此，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县城的产业支撑和吸纳就业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整体繁荣程度是积极推进两江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重要支撑。通过构建现代化城镇体系，来推进工业化发展，形成工业化、城镇化良性互动发展，来带动农业现代化。
四是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政府报告强调指出“把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就要靠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来支撑。我省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确立保障“三农”发展的底

⑷ 人民日报：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

人民日报：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

近年来，学术理论界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共识，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看法。本期“互动天地”刊登的两篇文章探讨了在我国发展新阶段怎样更好推进城镇化的问题，各自的论述都持之有据，但又有不一致甚至相冲突之处。比如，推进城镇化究竟应以大城市为主，还是重点发展农村小城镇？应着力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还是让农民就地享受市民待遇？应避免政府主导城镇化，还是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相信这样的学术讨论和争鸣有助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推动相关的研究。

以改革创新推动城镇化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城镇化一端连接工业化、信息化，一端带动农业现代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和转方式、调结构的最大希望所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转型升级。打造这样的城镇化升级版，必须依靠改革创新驱动，特别是合理确定城镇化方针和推进城镇化体制机制改革。
调整“以小为主”的城镇化方针
以改革创新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转型升级，首先应合理确定城镇化方针，以明确城镇化方向。我国一度实行积极发展小城镇、适当发展中等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方针。这一方针无疑是从当时我国实际出发，符合改革开放前期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生产力不发达基本国情的。发展小城镇投入少、见效快，既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也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小为主”的城镇化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率低下等问题突出出来，城镇发展开始向“以大为主”转变。但这只是实践上的转变，城镇化方针并没有调整。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进步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进程基本上呈S形曲线三阶段走势。第一阶段为S形曲线底部，农村人口主要向中小城镇转移，可称之为乡村城镇化阶段；第二阶段为S形曲线挺起的中部，以乡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转移和集中为主要特征，可称之为大城市主导阶段；第三阶段为S形曲线顶部，以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迁移为新动向，可称之为逆城镇化阶段。以此衡量，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期的20年成功走过了第一阶段，随即进入第二阶段，是合乎规律的发展。如果仍然坚持“以小为主”，甚至认为只有突出小城镇式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那么，在理论上就是一种误读和误导，会模糊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在实践上则会阻碍城镇化的转型升级。近一个时期，农村并村组建中心村、乡镇，中心村、乡镇又急于升级为建制镇，以镇为龙头的城镇化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在当前城镇化率超过52%、实际上早已步入“以大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一趋势应引起警觉。因为城镇化效率和效益同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是普遍规律，不顾这一规律，固守以小为主“铺摊子”式的城镇化，势必助长盲目圈地占地、投资开发，造成资源浪费、成本升高，使城镇化偏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因此，“以小为主”的城镇化方针到了需要改革调整到以大为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时候了。
着力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
我国城乡二元人口、经济和社会结构由来已久。随着改革开放后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与日俱增，这种二元结构也带到城市中来，形成城市中的二元结构。在住房、就业、看病、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城市大都将本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区分开来，实行差别化政策。然而，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则把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登记为城镇常住人口，即统计口径上的城镇人口。目前全国流动人口约2.6亿，其中2亿左右为进城农民，形成一定程度的城镇人口虚张。但虚张多少，要做出实事求是的估量。有学者把非农业人口认定为城镇人口，则目前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如此“去虚张”未免有些矫枉过正，因为任何国家（城市国家除外）的城镇人口中都包含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怎样确定合理的农业人口占比？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经验数据表明，城镇辖区人口中非农业人口占75%左右、农业人口占25%左右较为正常，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据此计算，现在的实际城镇化率应当在50%左右，比统计数据少约3500万人。如此，目前2亿进城农民中扣除虚张部分，其余1.65亿左右理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转变为同原有市民一样的城镇居民。
改革试点的情况表明，只要设计周全、方案具体、措施得力，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和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关键是提高认识，将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到消除城镇化虚张、事关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首先，改革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实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就业、购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使进城农民可以同城市居民一样人尽其才，促进城市自然资本、产出资本、社会资本更有效地物尽其用、财尽其效，从而产生人、物、财1+1+1>3的叠加效应，释放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正能量。其次，进城农民工因为难以在城镇定居，一般会将其收入所得做“三三制”分配：本人生活费支出1/3，寄给农村家属1/3，剩下1/3用作春节返乡探亲交通、年货、礼物等项支出。这样，2亿农民工在城市拉动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对消费的贡献率很低。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进城农民变为市民，其配偶、子女等随之进城安居，就会由拉动投资为主转变为拉动消费为主，有效地消除城市规模、人口等的虚张，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消费主导型转变。
改革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机制
城镇化包括人口、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然而，一些地方存在的以征地和土地买卖先行带动城镇扩张的现象，往往脱离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宗旨。2000年—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域面积由2.2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4.01万平方公里，增长79%；同期城镇人口由45906万增加到66978万，增长45.9%。二者相比，土地城镇化增幅是城镇人口增幅的1.7倍。至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的建设跟不上土地城镇化步伐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密度（单位面积产值）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长期滞后；不少城市空气、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严重。其实，土地不过是承担自然、产出、人力、社会资本运作的载体，其规模应根据满足人的需要和资本积聚的程度来定，而不能倒过来——先扩大载体规模再集聚资本、填充人力，变成为城镇化而造城、迁人。
当前，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积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如果不认真解决，就会产生城镇化方向走偏的风险。首先是脱离信息化、工业化驱动的风险。当前，信息化和信息产业爆发式增长正在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现代城镇化必须依靠信息化、工业化驱动。如果依靠征地卖地支撑城镇化，凭借大片廉价土地吸引投资和劳动力，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就会陷入脱离信息化、工业化驱动和滋生城市经济泡沫的风险。其次是脱离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的风险。如果失地农民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一些人断了务农的路又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就业和收入不稳定，就会增加落入拉美“城市化陷阱”的风险，背离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化方向。还应看到，如果长期推行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将土地财政用过了头，就有可能累积地方债务风险，给改革发展带来隐患。
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改革政府主导型机制，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机制。应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和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事权改革，认真研究中央和地方间的财力事权关系，以财力定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促进形成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

⑸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措施

尽管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相当距离，若考虑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镇的因素，则差距更大。差距也是潜力。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任务紧迫而艰巨的情况下，多方着力，挖掘城镇化的潜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有效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一要以人为本，加快农民工等城市边缘人群的城市融入。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产物，这一群体已达到2.53亿人（2012年）。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不少措施改善农民工境遇，但由于涉及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许多农民工还是难以较好地融入城市。
接下来，要进一步推进城市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为农民工等群体创造更多就业和提高收入的机会;要持续加强保障房建设，为农民工等群体在城市安家提供基本条件;要大幅提高农民工社保水平和覆盖面，减少其在城市落户生活的后顾之忧;要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财政保障，使其与市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二要统筹城乡，促进城镇和农村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城镇化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粮食等农产品的安全供给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城镇化的基础，时刻不能放松;广大农村地区即使再经过二三十年仍将有数亿人口居住，丝毫不能忽视。因此，新型城镇化必然是“以城带乡”的城镇化，要大力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的差距：要加快推进农村征地制度等相关制度改革，使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分享更多收益：要进一步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确保粮食等农产品供应安全，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要大小并重，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当前许多城市面积急剧扩大，而管理服务水平则相对较低，不少大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资源紧缺，而人口仍在不断涌入：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由于经济实力较弱、公共服务不足而发展迟缓。
据统计，目前我国还有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小城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为城市的20%。接下来，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一方面则要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引导产业在不同规模城市间合理布局，降低城镇化的门槛，避免形成畸大畸小、畸重畸轻的城镇格局。
四要集约节约，在资源能源有效利用的前提下推进城镇建设。我国规模庞大的城镇化既是空前的机遇，也必将伴随资源环境的巨大挑战。以土地资源为例，200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面积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幅度，城镇人口密度不升反降，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显然，若继续以类似方式使用资源能源，我国城镇化将难以持续。为改变这一现状，要尽快推进资源能源的价格改革，使其能合理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程度;要鼓励引导形成循环利用资源、节约使用能源的生活方式和产业体系;要加快节能建筑发展、推动新能源的普及应用，使我国城镇化走上绿色、低碳的健康发展之路。
毫无疑问，我国城镇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也毋庸讳言，我国城镇化还存在着很大不足，但只要我们把握住新型城镇化的方向，采用日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全力推进，相信城镇化一定能给广大民众带来生活的巨变，也给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⑹ 2018年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实践，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举措，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撑。

4、不断提升新市民融入城市能力

推进中国公共招聘网与各地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联网，更好为农民工等新市民提供求职招聘服务。落实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培训5年行动计划，制定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

⑺ 如何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1．强化服务导向，引导城市自发的生长潜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以规模化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必然带来城市人口的集聚。新移民（外来人口、农村人口）抵达城市之后的首站栖息地通常为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相比西方国与国之间移民的流动，我国的“城中村”容纳的主要是本国“移民”，但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38%。在将近7亿城镇人口里，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是真正的城市市民，即“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在城市中暂住在“城中村”。数以亿计的人口外迁，在农村留下“空心村”。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源源动力，撑起了城市的经济。城市要保持持久的发展动力，就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适合其消费特点和消费能力的住房、设施和服务，促进外来人口向城市市民转化。“城中村”是乡村移民成为城市一员的第一站，也是必要的一站，我们不能恐惧它的产生，只能容纳它的到来。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程，作为最早完成工业革命与城镇化的英国，其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更新极具代表性。在城镇化初期，工业的空前发展，吸引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匆匆建立的住宅、工厂和服务设施成为后来的“旧城”和“内城”，也是更新的主要对象。19世纪伦敦的市民至少有40%是外来人口。随着政策的调整与环境的提升，伦敦这一落脚城市安稳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年代，并且日益焕发出落脚城市应有的生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市民尤其是移民们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可能性。城市在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等方面也有极大改善。重点解决了城市贫困、住房需求、低收入者和就业机会丧失等问题，并以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城市更新的有效实施。同时，改造过程中尤其注重人性化尺度和人的需求，结合社区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经济的复兴，以小规模的、分阶段的谨慎渐进式改善，如伦敦市中心的少数民族聚居改造项目等。

对我国而言，“城中村”中的人能否顺利流向城市主流社会，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以多层次、差异化的设施和服务，满足他们的生活保障乃至安全和社会归属等心理需要。改善公共设施、市政设施、教育设施，并促进“城中村”产权明晰化，不然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规划设计手法方面，宏观上，规划应与城镇化水平相适应，完善市政公用设施，完善环境规划和空间设计，形成合理的交通组织、适度的社区规模和动态、有机的平衡结构。中观上，要调整好新住宅区内的区域划分和功能布局，强调社区设计，创造有利于邻里融洽的优美和谐的环境。在微观上，要营造文化氛围以改善环境，在宜人的空间尺度上创造新移民负担得起的现代新居所。

2．凸显创新导向，注入城市升级发展的原动力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曾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美国、德国、瑞典在20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日本、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创新驱动阶段，韩国在21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我国早期经济发展主要受益于生产要素驱动，如以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及廉价环保成本进行建设。近年来受投资驱动的特征鲜明，如依赖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建设。过去10年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我国在城市化发展滞后及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以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工业化模式正在改变，经济增长如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

产业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产品附加值的升值，即由生产向创新、设计、高端服务等产业链高端化转变；另一种是不同产品、产业结构间的升值，即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再到服务密集型。随着产业升级，进而实现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型。对我国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应追求的不是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是城市的升级。即追求城市的附加值，包括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等多方面的提升。为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可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条件相得益彰的产业，并提升创新型企业的激励和带动机制。综观我国主要城市的上市公司统计情况，上市公司超过100家的有三座城市：北京因央企众多而高居榜首，上海以总部经济为凝聚力吸引了众多上市企业，深圳作为改革先锋以高新技术等产业为先导孵化了中兴等优秀的本土企业。反观武汉、长沙等城市，上市企业构成与当地的主导产业、规模经济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以高校资源为依托有东湖高新、华工科技等上市企业。长沙与其着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定位紧密联系，有中联重科等企业。为当地传统产业链的完善，城市产业升级、创新力、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先导作用。

3．关注就业导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就业保障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一个适合创业、就业不断增长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社会，应充分吸纳农业溢出人口。新城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新城建设意味着大量人口将进入城市工作，并且安家落户成为市民。这就要求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住房来保证新增城镇人口能够安居乐业。因而，针对新城营建趋势，应避免有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这一“城镇化陷阱”，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注重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使城镇化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

新城是科技进步、规模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成功的新城不应仅提供给人们居住的场所，还应提供就业的机会，新城不只是一个“睡城”。世界上较成功的新城开发主要有田园新城、边缘新城、TOD新城、产业新城、副中心新城和行政中心新城等，它们各自都有优劣点，但无一例外地做到了紧密结合自身发展条件和现实状况，实施严密规划，促进职住平衡，逐步有序地进行新城的开发与建设。如英国建立新城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其成为就业与居住平衡的社区。伦敦新城尤其强调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为了有效增加新城就业机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银行贷款、土地租金、税收等各个方面为新城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在新城哈罗，超过85%的就业人口工作在新城，在空间布局上，将无污染工业、第三产业有效地与居住功能适当混合以保证就近就业，并成立相应的技能培训机构，帮助居民就业。

4．坚持环境导向，营造更具生态魅力的健康城镇

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城市生态的“多色效应”：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拥堵效应、白色的采石秃斑效应和杂色的垃圾效应等。城镇化中的“先规模后效益”发展途径，使得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文明建设被严重忽略。极端污染事件的发生，就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现行生产模式、生活模式、交通模式等环节对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等生态容量的漠视。若严格按照英国、日本等先进国家标准治理PM2.5也并非不可能。如北京奥运、深圳大运期间通过实施关掉所有污染型工厂、大范围限行机动车等措施后空气质量极大提升。但生态环境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结合产业、民生等多个因素综合考虑。

⑻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某市根据三中全会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