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阀阅
1. 有名的两个字对联高分悬赏
上联:死
下联:一个倒写的"生"
记得是八路军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期间所作,意为:宁可站着死,绝不倒着生.
2. 历史上知名的门阀大族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由于论者所持角度互异,史书对这种特殊阶级的称谓颇不一致。例如:指家门贵盛者,称为“高门”、“门第”;强调世代做官者,称“士族”、“世家”。至于“世族”一词,兼指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而言,意含较广。直至现代,门阀等词汇,仍被用作对有名、有钱、有权有势之家族的别称。
典故
“第”,指直接面向大街开的院门,这是古代身份地位高尚的标志。门第指家族背景、地位贵贱。
而阀阅一词则最早见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阀阅指家族功绩、官历等。
这些身份地高位显的功臣,其权势往往不止一代,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在这种庇荫之下,通过各种途径,担任朝廷的要职,形成家族、姓氏势力。于是,人们称呼这样的家族为门阀。一些朝代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门阀所享有的特权,这就成为了门阀制度。
世族和贵族的定义和标准有分别的,虽然有重复之处,但贵族是以正式的爵位等头衔固定,由国家政权所册立的,可以因为政权迭更或受封者犯罪或不得势而被褫夺,而且有些贵族的定义,只限于受勋者本人(如终身贵族),所以不能以某个人是贵族家庭出身,本人就自动成为贵族。
而世族是社会上以人物的背景而接受和承认,故在君主制中,一些王朝败亡后,旧有的王室和贵族只要没有被屠杀殆尽,并未被新政权册封,但受到民众的尊敬且不须隐姓埋名的话,便可以视为非贵族的世族,而在共和政体中连续超过一代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实权的家族也常被视为世族。所以世族的繁盛与否,有时会被视为一个地方公民社会的发达程度指标。
虽然世界史上各国各地都有世族,为免本条目过分复杂,以下专指中国历史上的世族发展,外国的世族则涉及该国本身的历史与文化,可参见各国本身的历史。
门阀的发展
先秦时已有所谓的巨室,也就是公卿之家,《孟子·离娄上》:“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随周武王或周公东征的贵胄,王室世袭,子孙继承余荫,世世接替,“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势”[1]。
汉代
世族阶级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汉代。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无论是朝廷的征辟,或是郡国的察举,大多以赡富经学者为上选;但由于经学教授不易,经学大师常将其独特见解传与子弟,经由历代传授,累世经学往往造成累世公卿,世族的雏形已逐渐浮现。
门阀观念于东汉时期萌芽,公家以经学取士,学者皆以经学传授子孙,以便入朝为官,随着经学这门学问代代相传,也逐渐形成了名门望族,如汝南袁氏的袁绍袁术兄弟,两人祖先四代中,竟有六人位居三公职位。
东汉末期,战争不断,许多豪强、士绅家族,也逐渐崛起,成为地方上重要的势力,也是门阀的来源之一。
董卓之乱后,拥兵自重的州郡脱离朝廷中央独立,士族豪强亦纷纷聚众起事自保,形成地方上的割据势力,甚至自命为“诸侯”。
三国
董卓乱后,地方割据。虽然曹操因自己出身宦官家族,与唯才是举的政略需要,曾试图大大削弱门第的影响力,不以人才的出身决定其职务;但曹操之子曹丕继位后,接受了九品中正制的提议,反而大大加强了士族对于官职的垄断。而东吴之所以能够与曹魏长期抗衡,亦与获得江东地区的世族的合作有关。相反蜀汉政权由于长期得不到巴蜀地区士族的支持,后期出现人才匮乏,成为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国家。
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使人才流徙,无法进行察举,所以曹丕采用陈群等的建议,创制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以选拔官吏,扩大政权基础。其办法是,在朝廷选择贤能与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其本及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负责查访散居各地的同籍贯的人事。
中正官是依据是人的谱牒家世、德性、才能评定人才优劣,定为九品,据以作任官的标准。九品中政治初行时,尚能秉持曹操用人“唯才是举”的原则,不分门第高卑。但逐渐因中正官多由高门子弟担任,他们在评选时不免偏私,所以制度到后来,中正官被门阀把持,只推选门阀子弟,加速世族阶级发展,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遂形成严格的姓氏等级制度,许多名家大族因而产生。
晋朝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田余庆论述: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
两晋政权与门阀的结合
司马懿家族乃世族,故常维护世族之利益。门第愈高,官职愈高。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后,东晋司马氏定鼎金陵,在江南立国时,有赖于世族门阀之支持,更受朝廷之重视。
永嘉之乱后的世族阶级
南方世族
侨姓世族:永嘉之乱后的江南,从华北南迁的士族,多居朝廷要职,势力庞大,他们自视甚高,仍以中原望族自相标榜,号称侨姓。侨姓当中最显赫者为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汝南袁氏、兰陵萧氏等。 吴姓世族:自孙吴以来,原先在江南当地的名族,称为吴姓,以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的顾姓、陆姓、朱姓、张姓等门阀(号称“吴四姓”)为首。
一开始,江南最具权威的是,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号称江东二豪,甚至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但后来,周氏、沈氏与东晋官方关系交恶,涉入了政治风波,逐渐被朱姓、张姓、顾姓、陆姓等门阀超过。
大体来说,吴姓地位被侨姓压抑,略次一等,且两者之间的芥蒂甚深。即使同为侨姓世族又有渡江早晚之分。例如:东晋之初,吴郡的人以上国自居,常称南下的北方人为“荒伧”、“伧父”等,意为出于边鄙地区的粗野之人。而刘宋以后,渡江较早的华北人反而以“荒伧”来称呼晚到的华北人。
梁武帝末年,侯景曾请婚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两家遭辱而生怨隙,当他南下攻陷建康之后,旋即大肆杀掠门阀士族。江南门阀,在侯景之乱后,已经不再兴盛。
北方世族
晋室南迁以后,中原为胡族所统治。
国姓: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命令鲜卑人说汉语、改汉姓,以元姓、长孙姓、宇文姓、于姓、陆姓等贵族为首,号称“国姓”,由鲜卑姓贵族,摇身一变为汉姓世族,人称孝文汉化。
郡姓:留在北方的世族虽然是被征服者,却不愿与改为汉姓的胡族相混。他们为区别胡汉,往往在姓氏前冠以当地郡名,称为“郡姓”,如:太原王氏,即为居于太原郡的王姓世族。
随着北魏政权的分裂,郡姓又分裂成两支:一支为经东魏到北齐,仍然保持汉代重经学儒术的传统,叫做山东郡姓,以崔、卢、王、郑为大姓。
另一支是经西魏到北周,再由隋而唐,在宇文氏的以关中文化为本位政策下,渐趋胡化的士族,就是所谓关中郡姓,以韦、裴、柳、薛为大姓。
宇文泰在西魏,为了与高欢抗衡,在苏绰等人的帮助下,更改西迁关、陇地区的山东士族的籍贯为关内郡望,以府兵制为基础,建立起一个较为胡人化的,兼容鲜卑贵族、汉人豪族的统治集团,也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
纷乱的华北,在唐朝有七姓十家之说,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
隋唐
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世族所操控。由于隋唐政权有赖关中世族支持拥载,且山东世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摧毁门阀,这些长存数百年的山东世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仍十分优越。但是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劳,所以君主是用温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将其逐渐排除。
在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是择取人才,摧毁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因进士科难考,而有“五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的说法,所以进士科逐渐受到重视。
这意谓著世族在历代所享有的优势,也就是对于经学的优渥学识,随着科举制度中进士科的流行,受到挑战,而主攻明经科的世族影响逐渐衰微。所以唐代出现了由明经科的李党,也就是山东世族官员,与牛党进士科新锐形成的牛李党争。
华北门阀,在经过了长期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仍存有“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互相通婚的风气。例如《新唐书杜兼传》记载,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犹感慨地说:“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这种风气一直持续整个唐朝,到了黄巢之乱才因破坏而快速消灭。
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伤亡,富饶的家园与产业也惨遭破坏,而华北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绅士阶级取代。
和世族发展、限制、没落有关的制度
九品官人法 占田制 土断 北府兵 均田制 科举 进士科
世族兴衰的重要历史事件
五胡乱华 衣冠南渡 肥水之战 孝文汉化 侯景之乱 牛李党争 黄巢之乱
著名的世族
七姓十家 北魏四姓 琅琊王氏 陈郡谢氏
3. 求一段圣旨文字
圣旨奉天承运皇帝召曰由於旱灾严重,特命朝廷重臣抗旱,途径大小城镇,不得阻拦
钦此
乾隆十二年
4. 什么叫军阀
军阀是指在正常的国家体系内,由自成派系的军人组成军事集团,对国家地域划分势力范围,使用军事手段割据一方,并控制其割据地的行政,司法,教育,税务等政府机构和所属官员的任命。军阀是国家中央政府和中央集权衰弱的产物。军阀一般都无视中央政府的存在,有的甚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其军事集团只服从于军事首领,并不服从于中央政府。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终结都出现过军阀或是军阀混战,比较著名的有汉末、隋末、元末的军阀混战和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以及直系、皖系、奉系等军阀的相互混战。
古代的含义
《新五代史·安重荣传》:“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军阀”,这个在20世纪初从日本传来的词语,“阀”字在古代汉语中指有功劳或有权势的家庭,而“军阀”一词汉籍古语中亦已有之。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军阀”一词的意蕴在唐朝即已出现,《新唐书》载:“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迁累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金山道副大总管。”《玉海》记载更为详细:“郭瓘,开元初录军阀(二年四月庚申),累迁左骁卫将军兼北庭都赐衣一袭薛讷,破吐蕃于武阶(开元二年十月甲子)帝命紫舍人倪若水即军陟功状拜讷左(一作右)羽林大将军(一云十月癸未)”两则史料的记载稍有出入,但均显示唐人所谓的“军阀”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意思为军功,但与社会的上层地位有很大的关系。这显然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有关。
唐代由于采用科举政策,世族和庶族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发生变化。实际上,科举制度仅是为庶族开通了一条通向上层的道路,而世族凭借门第、文化传统的优势、长期以来所建立的关系网,依靠科举世族跻身于政治上层的机会远大于庶族。所以,社会上的门阀观念并没有因此消亡,反而延续了下来。而主要依靠世族不屑一顾的军功跻身于社会上层的庶族为了提高名望和政治地位,也热衷于修著谱牒,以便得到特权阶层的认可。可以说,唐代的“军阀”在直接含义上,是军事意义的,间接含义上才是政治意义的,但无论如何,“军阀”是唐代时人成为特殊阶层的一个条件,这也是“军阀”一词的含义后来演变成凭借权势造成特殊地位的军人或军人集团的原因。
近代的含义
近代意义上的“军阀”一词,是由梁启超从日本翻译而来的。据康有为的学生任启圣记载:“某年徐(徐勤——引者按)在沪请天游同学三数人晚餐,余亦在座。余偶提军阀二字,徐高声说:‘军阀’二字,由梁任公翻译而来。日本军人可称阀,概皆幕府子弟。若中国军人都是穷光蛋,何阀之有?只可称军人,不能称军阀也。”
近代“军阀”一词与古代“军阀”一词形同意异,但其意蕴在古代亦有,只不过不是以“军阀”这样一种字面表达方式,而是以“藩镇”“群雄”“阀阅”等字形的面貌出现。在“军阀”一词从日本引进之前,近代大都是以“都督”一词来表达的,其观念演变上的指涉,是在“文人当政”和“武人当政”、“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中定位的。例如,李大钊在1913年分析当时的形势时就说:“共和后,又有所谓建国之勋者矣。其今日一榜,明日一榜,得勋位、嘉木、上将、中将者,要以武人为多,而尤以都督为横,以其坐拥重兵,有恃无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胁人民。……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⑤“都督”——民初“军阀”的早期雏形,它的社会身份此时定位在拥有一定地盘、相当大的军权、占据一定政治地位的个人。这种以个人姿态出场的“都督”,尚未被人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它还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概念。但是,对都督和其行为的修饰词语,已表明了社会上对都督这种军事势力和军人专政的不满,“都督”也就由一个中性词变成了蕴含贬义色彩的词语。
从“都督”到“军阀”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过程。古代早已出现过的“军阀”一词,在近代重新被拾起并赋予新的含义、加以新的运用,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所谓军阀,是指军人以武力为后盾,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或是由中央政府或承认中央政府,以保有并扩张自己的权位,忽视国家的秩序法律。
以下为军阀的定义:
1、由于现实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很多被消灭或势力不够而失败或被招安的政权或割据势力,很多都被视为军阀,如汉末群雄、明末的左良玉等。
2、掌握一个政权的军队事务,如:日本帝国时期军部里的长州阀、皇道派、统制派等各种势力。
3、指以武力割据一方的政权,主要是用在民初时的武力政权,像张作霖、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又或像日本战国时期的大名。
4、以武力作为政治资本、拥兵自重,占有国家土地、国家资源,以扩充地盘为唯一目的,对于其他方面的建设通常少有建树。
5、常是由掌握军事、经济的名士演变成军阀。因中央势力衰弱,出现能垄断权力的人。
6、即使是现代民主国家,对于不听中央政府指挥的地方首长或势力,而自己为政者,有时也会被戏称为军阀,或“地方诸侯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诸侯、太守、刺史、节度使等等的地方政权,因日久滋养军事势力且因政治、政策、种族或环境等因素考量而有所背弃中央政府
1、东汉末期经过三国。
2、隋末王世充、窦建德、刘武周等
3、唐朝安史之乱后至五代十国
4、北宋靖康之变后到绍兴和议(如张浚)
5、元朝时期(如扩廓帖木儿)
6、明朝末期至清圣祖灭三藩及台湾明郑政权后
7、清末和民国初年民国军阀
5. 两部外国文学对比鉴赏文章
《巴黎圣母院》最集中最典型地反映了雨果的浪漫主义文艺观。其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表现:1.离奇的情节 这部小说情节曲折离奇,富有戏剧性,充满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巧合,夸张和怪诞。如:"奇迹王朝"对诗人奇特的审判;加西莫多的劫法场,抵御千军万马的进攻;母女重逢;加西莫多的尸骨一被分开就化为灰尘等。 这些曲折多变,但在本质上又是真实的情节,大大加强了小说的戏剧性,从而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 2.非凡的人物 小说的人物是浪漫主义的典型人物:爱斯梅哈尔达的美貌和人格力量是非凡的:加西莫多的非凡则表现在他可怕的外貌,奇特的举动,巨人般的体力,以及对爱斯梅哈尔达高尚而充满自我牺牲的爱情及表达方式;克罗德的禁欲和纵欲的矛盾等。这些人物的特点,表现了雨果独具的浪漫主义特征,即追求夸张,想象而不求细节的真实,不求酷似现实。 3.强烈的对比 作为一种美学理想,对比原则是雨果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特征,贯穿着小说的始终。 首先是巴黎城市和圣母院和谐美丽的自然环境与人民阴暗不幸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这样更突出暴露了封建暴政的黑暗。 其次是草菅人命,任意诬陷的封建王朝与尊重人权,公正廉明的"奇迹王朝"的对比; 最主要的是人物形象的对比: 正面与反面人物的对比--爱斯梅哈尔达和加西莫多是善良,真诚和美好的人性的代表,克罗德、法比则是自私、冷酷和丑恶的人性的代表、善与恶十分鲜明地分别体现在这两组人物身上,产生强烈的对照。 还有正面与正面,反面与反面人物之间的对比以及人物自身对比,如加西莫多外貌与心灵的对比等。对比原则的运用 使得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显得更奇特,主题更鲜明,突出。 此外,作者以浓烈的色彩描绘了中世纪特征鲜明而绚丽的城市图景,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绚烂和奇特声响的世界。 这些描写都极强地增加了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主要是现实主义为主。 首先,《高老头》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高老头一生的经历就体现了这点,自从妻子死后,他对两个女儿疼爱有佳,然而他的两个女儿却因为他的财产开始明争暗斗。最终把他榨干,在自己租来的简陋公寓里悲惨死去。高老头之死是这幕家庭丑剧的高潮。高老头临死前想见女儿一面,尽管他哭天喊地,可是谁也没来,死前的高老头才悟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真理:“钱可以买到一切,买到女儿。”当拉斯蒂涅为筹款治丧在“纽沁根夫妇与雷斯多夫妇两处奔走”时,他们以“父亲死了,都悲痛得了不得”而拒绝会客。在送葬的行列里,出现的是这两家“有爵徽的空车”。巴尔扎克的揭露与批判真可谓入木三分,力透纸背。 其次,《高老头》对封建贵族权势的得而复失,盛而复衰的历史趋势,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描写。王政复辟时期,爵位重新成为地位的标志,鲍赛昂夫人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其府邸是贵族住区“最有意思的地方”,能在这“金碧辉煌的客厅里露面,就等于一纸阀阅世家的证书”,拉斯蒂涅初到巴黎就凭着“鲍赛昂太太表弟”这一称呼在社交界通行无阻。圣日尔曼的沙龙是暴发的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圣地”,为了能够踏进“这个比任何社会都门禁森严的场所”,“一个银行家的太太作什么牺牲都肯”。资产阶级拼命想挤进贵族行列,但贵族社会却十分鄙薄满身铜臭的资产者,已经得到封爵的许多新贵族仍旧被拒于他们的大门之外。 但是贵族社会的表面繁华后面却潜藏着危机,隐伏着灾难。傲慢的贵族领袖最终却惨败在她所鄙夷不屑的资产阶级小姐面前。鲍赛昂夫人的情夫“葡萄牙一个最有名最有钱的贵族”竟为了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抛弃了她而娶了资产阶级小姐洛希斐特。这沉重的打击,迫使鲍赛昂夫人流着眼泪,焚毁情书,退出社交界,隐居乡下。在告别舞会上,鲍赛昂夫人的强颜欢笑掩饰不住内心的悲怆,而先前被她奚落的但斐那却得意非凡。
6. 历史上陈亮的诗那首最有名谢谢!
诗作
【梅花】
疏技横玉瘦,小萼点珠光。 一朵忽先发,百花皆后春。
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 玉笛休三弄,东君正主张。
【送文子赴阙】
直排阊阖挽天潢,到得云章自帝乡。电抉雷掀惊伟特,韵成钧奏快铿锵。
紫泥新拜丝纶宠,前席行依日月光。禁侍燕闲如献纳,愿将民瘼达君王。
【廷对应制】
皇朝锐意急英贤,虏据中原七十年。际遇风云凡事别,积功日月壮心愆。
管箫器小谁能识,孔孟人存用则传。惭负寿皇勤教育,奏篇半彻冕旒前。
【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
云汉昭回倬锦章,烂然衣被九天光。已将德雨平分布,更把仁风与奉扬。
治道修明当正宁,皇威震迭到遐方。复雠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咏梅二首】
春回积雪层冰里,香动荒山野水滨。带月一枝低弄影,背风千片远随人。
十里温香扑马来,江头还见去年梅。喜开剩欲邀明月,愁落先教扫绿苔。
【寿曾主管】
累世名称阀阅高,搢绅维复似英豪。宏才咸许致千里,小试先观梦四刀。
方正宁容迁岳麓,清明端可鉴丝毫。文章政事传家美,须信池中有凤毛。
豫章此夕诞贤良,非雾非烟遶画堂。正是庭兰争秀发,更当陇麦弄轻黄。
一杯为寿沧溟窄,万口同词日月长。朝晚定知归禁近,千年常得侍清光。
【送文子转漕江东二首】
九重寤寐忆忠诚,故向长沙起贾生。魏阙丝纶新借宠,秦淮草木旧知名。
已闻塞下销锋镝,正自胸中有甲兵。万幕从兹无减灶,笑看卧鼓旧边城。
诏颁英簜促锋车,暂借长才按转输。昔叹当年无李牧,今知江左有夷吾。
休论足食为先策,自是平戎在用儒。来岁春风三月暮,沙堤隠隠接云衢。
7. 苏州的著名景点
1、苏州园林
俗语说:“江南园林甲全国,苏州园林甲江南。”苏州园林从总体上说,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造园图景摹仿自然:以自然山水为主题,因地制宜地利用人工去仿造自然景致,讲求诗情画意。
二是造园注重淡雅幽静三是建园突出民族风格。苏州园林是中国南方古典园林的典型代表,园林中以拙政园、沧浪亭、狮子林、留园为著名,被誉为苏州四大古代名园。
2、周庄古镇
周庄古镇是世界文化遗产预选地、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位于苏州城东南,位于昆山、吴江、上海三地交界处。
周庄古镇四面环水,因河成镇,依水成街,以街为市。井字型河道上完好保存着14座建于元、明、清各代的古石桥。800多户原住民枕河而居,60%以上的民居依旧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
3、八虎丘
虎丘位于苏州古城西北角的虎丘山风景名胜区,已有二千五百多年悠久历史,素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的千古名言,使虎丘成为旅游者的神往之地。
4、苏州博物馆
由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有着传统的苏州园林风格,高低错落,深灰色屋面与白墙相配,清新雅致。屋顶上金字塔形的玻璃天窗让博物馆内充满自然光线,馆中还有庭院、水池、石桥,既传统又现代。
5、平江路历史街区
平江路历史街区在拙政园以南,已有2500多年历史,是保存完整的古街区。它与西边的观前街仅一巷之隔,却有与其截然不同的清静古朴气息,可以说是不收门票的“古镇”,随便逛逛,边看建筑边吃点小吃,十分惬意。
8. 战国时期的"士"是指哪一类人举几个历史上有名的"士"并提供他们的故事
楼上都很具体,我就不另赘诉了,我再来补充些: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
方士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扁鹊、葛洪、僧一行、邵雍、张君房,他们在医学、天文历法学、哲学等方面有杰出建树。有的方士,如管辂、萧吉、蔡元定、陈抟、张三丰等,有待重新评价。有的方士丧尽天良,谋财害命,是人类的害虫。
方士是社会的一个复杂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中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历代正史都载录了他们的事迹,从《后汉书》到《清史稿》都设有方士传。《后汉书·方术列传》指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为: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术士,那一定是有真本领的。
"名士"诸如徐庶,"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我觉的隐士与名士区别不大,名士似乎已包含了隐士.方士怎么看都有些江湖的味道.
参考资料:http://book.sina.com.cn/nzt/his/fangshidelishi/
9. 古代有什么知名人物是姓林的
林坚,比干之子,林姓始祖。
林禄,披肝沥胆,匡扶晋室,为元、明、成、康、穆五世良佐。
春秋
春秋时,林氏散居周、鲁、齐、卫等地。战国时期,赵国宰相长林十五世林皋,居九门(今河北省藁城县西北),生有九子,时称“九龙十德之门”.鲁国林雍后人迁徙到齐、邹二郡(今山东淄博),汉景帝时分邹郡之地置济南郡,遂为济南林氏。
晋
至晋代,有林坚八十一世孙林颖,林坚公四十六世孙,家族世为西晋重臣,由济南徙籍下邳梓桐乡,为下邳祖,徐州冠族,生有二子:
林懋、林禄。长子林懋,任下邳太守,分出下邳林氏。次子林禄初任琅琊王司马睿府参军,黄门侍郎,后佐东晋元帝即位建邺(今南京),匡扶晋室,领合浦太守。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奉敕守晋安郡。林禄为晋安林氏始祖.世代子孙,俱偕显贵。历晋、宋、齐、梁、陈诸朝,英才辈出,奕世簪缨。有“一王、二侯、九将军”之誉。其后都散居福建各地,今其后子孙遍及福建、广东、海南、江西、浙江、台湾等地。
隋
闽晋安林十世林茂于隋文帝开皇三年任右丞,定居蒲田北螺村,子孙遂成阀阅,经文纬武,奕世簪缨,显贵南国。传至闽林十六世林披,兄林韬为阙下祖,弟林昌为台湾雾峰
林氏祖。批公生子九:
林苇、林藻、林晔、林荐、林著、林蕴、林蒙、林迈、林蔇,同时擢为刺史。世称九牧林,尊公为九牧林祖。
唐
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建置漳州,由陈政之子陈元光任首任漳州刺史。河南光州固始县的林孔著随从陈政(陈元光之父)将军在闽广征战,屡立战功,其后浦南(属今福建漳州
市)、福州东园、兴化(莆田)及江浙两广。
唐末至五代十国
唐末至五代十国,河南光州固始县的王潮、王审知入闽,立闽国,其后发展成林姓较有影响的支系。有林延皓的“控鹤林氏”、林穆的“陶江林氏”、林硕德的“上街林氏”、“濂江林氏”、林廷甲的“福全后安林”等支系。
10. 著名人物评论的摘抄
刚找到的,不容易,喜欢就采纳吧。
这是司汤达的
司汤达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过.司汤达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并不长,不到六十年,而且他在文学上起步很晚,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数部长篇,数十个短篇或故事,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游记。 司汤达的本名叫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一个资产者,但却拥护王权与教会,头脑里充满了贵族的观念。司汤达的家庭教师是一个神甫。这个神甫对他进行严格的贵族式教育,禁止他与一般的儿童玩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母亲的外祖父。他母亲属于意大利血统,生性活泼,思想较为自由开放,能够用意大利文阅读但丁等人的作品。但她在司汤达七岁时便逝世了。司汤达的外祖父是一个医生。思想特别开放,是卢梭和伏尔泰的信徒,拥护共和派。司汤达少年时期经常住在外祖父家,在那里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作。 司汤达的童年,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度过的。 1796年至1799年,他在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上学,那是法国革命时期按照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潮和教育思想建立的新型学校。司汤达在那里面系统地学习了新思想,新知识,对法国文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779年,他来到巴黎,原来准备投考著名的综合工艺学校,但为革命的形势所鼓舞,加入了拿破仑领导的军队。1800年,他随拿破仑率领的大军到了意大利的米兰。米兰人民长期遭受奥地利的统治,视拿破仑的军队为救星。他们对法国革命的热情,他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司汤达的影响很深。以后他长期在米兰居住,写作,并以米兰人自居。 从1806年到1814年,司汤达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欧洲大陆。在1812年从莫斯科大撤退时,他担任后勤军官。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他的共和派的观点更加坚定,更加憎恶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与教会的黑暗统治。因此,以后他脱下戎装,投身于文学创作时,他的批判的笔锋总是指向贵族和教会,便不奇怪了。 1814年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遭受镇压,封建的王公贵族则弹冠相庆。在这种形势下,司汤达觉得“除了遭受屈辱,再也不能得到什么”,便离开祖国,侨居意大利的米兰。在这里,他对意大利的爱国主义人士抱以极大的同情,与争取民族解放的烧炭党人来往密切。他的行动,引起了统治意大利的奥地利军警的注意。当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败,许多爱国者身陷囹圄时,他也被警察当局作为烧炭党人的同情者而驱逐出境。直到1834年,他被派任为法国驻教皇辖下的奇维塔韦基亚城的领事,才再度回到意大利。 司汤达从1817年开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是在意大利完成的,名为《意大利绘画史》。不久,他首次用司汤达这个笔名,发表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从1823年到1825年,他陆续发表了后来收在文论集《拉辛和莎士比亚》中的文章。此后,他转入小说创作。1827年发表了《阿尔芒斯》,1829年发表了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他的代表作《红与黑》于1829年动笔,1830年脱稿。1832年到1842年,是司汤达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拮据,疾病缠身,环境恶劣。但也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巴马修道院》,长篇自传《亨利·勃吕拉传》,还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在1842年3月23日司汤达逝世时,他手头还有好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司汤达是以长篇小说名世的。他的长篇代表作《红与黑》,传世一百多年,魅力分毫未减。然而,他的短篇小说也写得十分精彩。其代表作《瓦尼娜·瓦尼尼》、《艾蕾》(直译为《卡斯特罗修道院长》)等,写得生动传神,脍炙人口,堪称世界短篇小说花园里的奇葩。它们与梅里美的《马特奥·法尔戈纳》、《塔芒戈》、巴尔扎克的《戈布塞克》一起,标志着法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 本书收录了司汤达的十三个短篇小说。其中《往事连篇》(直译为《一个意大利绅士的回忆》)、《箱子与鬼》《米娜·德·旺格尔》、《媚药》、《菲利贝》等五篇译自法国瑟伊出版社的《司汤达小说选》,其余八篇译自法国伽里玛出版社的《意大利轶事》,兹按写作年代逐篇介绍如下: 《往事连篇》于1825—1826在英国《伦敦画报》连载,1826年,法文译本或者改写本在巴黎的不列颠书店与读者见面,开始时无人知道作者是司汤达。司汤达逝世后,他的表弟柯隆伯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了这篇作品的部分底稿,于是把它收入1854年版的《司汤达小说集》。 这篇小说描写了在拿破仑的军队占领意大利期间的社会风俗,世态人情。保守的人士聚集在教会的旗帜下,企图神灵于圣母的保佑,阻止滚滚而来的革命浪潮,而教会势力则趁机制造奇迹,编造所谓圣母显灵的谎言,蒙蔽愚昧的人们;年轻人,有理智的人则对教会那一套持反对态度,他们欢迎拿破仑大军的到来。小说叙述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劫持教皇的行动,对乱世英雄有一些精彩的描写。总之,小说描写的意大利社会是一个保守的、愚昧的社会,广大民众视教皇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因此,拿破仑大军在意大利失败,教皇复辟,掀起复仇运动是势所必然的事。 《箱子与鬼》写于1829年底。这一年圣诞节司汤达曾把它读给梅里美听。这篇小说通过一个警察局长利用权势,霸占民女,活活拆散一对恋人的故事,向读者揭露了西班牙复辟势力的凶残与霸道。作为这种恶势力的对立面,两个恋人的纯洁、善良,为了爱情不惜抛洒热血的情节,极具动人心魄的力量。 《媚药》写于1830年1月,同年6月发表于《巴黎评论》。司汤达自称写这篇作品是为了“治疗头痛,散心”。而且他承认参考了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斯卡龙的一起作品。他说:“每个时代的调味汁不同。我不过把1660的调味汁换成1830年的罢了。”这篇作品描写的是一个西班牙少妇鬼迷心窍,抛弃富裕但年老的丈夫。与一个跑江湖的马戏演员私奔,上当受骗仍不变心的故事。也许这确是一起消遣之作,思想平平,但在创作手法上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开头与结尾受人称道。开头描写的时间、地点、氛围与情节十分协调,很能抓住读者;结尾言简意深,给人以想象的余地。 《米娜·德·旺格尔》写于1829年12月至1830年1月间。其后又几经修改。但司汤达生前未拿出发表。直到他死后十一年巴黎的《两世界评论》才将它刊发。在司汤达的作其中,这是少有的描写德国人的作品之一。米娜·德·旺格尔出身于德国大贵族家庭。她父亲因厌恶非正义的征战,受到宫廷的监视,最终忧郁而死。她为了追求自身的幸福,离乡去国,来到巴黎,堕入了爱河。为了达到目的,这个爱幻想的德国姑娘不惜纡尊降贵,乔装改扮,来到她私下热恋的人家里做女佣,不料因高兴过度,吐露了秘密,酿成悲剧,最后以身殉情。司汤达通过这个哀惋曲折的爱情故事,展示了德国人与法国人性格上的差异以及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小说的女主人公米娜·德·旺格尔在作者的人物画廊里,是一个有血有肉,光彩夺目的人物。 《菲利贝》成于何时,专家们尚未得出定论。有人认为是在1827年至1830年间。也有人认为是在1839年。但法国文学史家克鲁才分析了菲利贝与《红与白》中的主人公吕西安的性格特征,觉得两者相近,便认为它成于1835年至1839年间。严格地说,这篇东西也许够不上短篇小说,只能算一个短故事,也有点像中国的笔记小说。内容也确如副标题,是一位膏粱子弟的几个生活片断,如经商、恋爱、搬家等,写得比较粗放。在司汤达的短篇创作园地里,它也许只能算一根小草,但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司汤达的创作,终究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也把它收进集子。 在收入《意大利轶事》的八个短篇里,除了《瓦尼娜·瓦尼尼》成于1829年以外,其余的都写于1833年以后。关于这些小说,有些情况需略作介绍。 1833年,司汤达再次来到意大利后,在一个朋友家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批“古代的手稿”。这些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司汤达在阅读之后,大感兴趣,认为它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它们描绘了“孕育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一代天才的风土人情”,便花重金购得抄录权,请人仔细抄录了某些篇章,保留在身边,反复阅读,并以部分翻译加部分创作的手法,将这些手稿改写成短篇小说。他在世时,选出《艾蕾》、《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或译作《帕利亚诺公爵夫人》)、《桑西一家》三篇结集出版。在他去世十二年后,他表弟整理了他的脾气据此改写的短篇小说,并加上描写意大利人爱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结成一集,取名为《意大利轶事》出版。 1829年发表的《瓦妮娜·瓦尼尼》,是一起短篇杰作。它通过烧炭党人彼埃特罗与罗马贵族小姐瓦妮娜的爱情,歌颂了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歌颂了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烧炭党人。瓦妮娜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她虽然出身于阀阅世家,但视富贵如浮云,心甘情愿地追求一个出身低微,身负重伤,又被官方通缉的逃犯。为了爱情,她甘愿舍弃一切,甚至不惜自己的名声。但为了得到彼埃特罗的爱,她竟然告密出卖了彼埃特罗手下的战士,破坏了他们的起义。她当初爱上彼埃特罗,是钦佩他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大无谓精神。但由于私心的支配,她的爱情到头来变成了正义事业的阻力。 作为她的对立面,彼埃特罗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他爱瓦妮娜,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必须在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幸福之间作出选择时,他放弃了后者。为了民族解放他甘于吃苦,当他手下的战士被捕,起义失败后,他毅然投案自首,以免被人疑为叛徒。当他得知是自己的心上人告的密后,他愤怒地拒绝了她的解救,与她断绝了情缘。他的凛然正气和非凡的人格力量使他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光彩夺目的爱国者形象。 《岸边的圣方济各教堂》是一起描写“意大利激情”的小说,教皇的侄媳康波巴索王妃表面冷漠、清高,谨守妇道,实际上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情欲。她与法国驻教廷的使馆随员,法国摄政王的私生子暗通款曲。但她一心要独享情夫的情爱,一旦得知他移情别处,便与教会的野心家勾结,派人暗杀了情夫。司汤达在描写这对青年的情爱波折时,附带了几笔,便把当时教会任人唯亲,编织裙带关系,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互作私人交易的丑恶事实揭露无遗。 《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写的是宫廷贵族为情爱和利益进行的两次阴谋仇杀。小说是以记叙“社会新闻”的笔调写的。尽管案情十分曲折,解决案件的方式惊心动魄,但最精彩的还是关于初为红衣主教,后为教皇西利斯图斯五世的蒙太托的描写。菲利克斯是蒙太托的外甥和养子。红衣主教视他为掌上明殊。然而,他在听到养子被人暗杀的消息后“面不改色”,一点儿没有震惊的表现。第二天梵蒂冈召开红衣主教会,人们认为他不会到场,谁知他和往常一样,第一批到会,而且在教皇本人流泪安慰他时,他也和平常一样,十分平静,并且要求圣上不要下令调查案情,说他已宽恕了杀手。他的这些表现,赢得了教皇和其他人的好感。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士。此后不久,他当选为教皇(他在外甥死后的表现无疑为他当选脾气了道路),脸立刻变了,逼得涉嫌与他外甥谋杀案有关的人逃离罗马。他的种种表现,活脱脱表现了一个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往上爬的高级教士的伪善心灵。 《桑西一家》以哀怨动人的笔调写了贝阿特丽丝及其一家的不幸遭遇。她是个美丽的少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龄,本该充分享受父母的怜爱。谁知她父亲是只衣冠禽兽,想方设法虐待她,糟蹋她。她忍无可忍,与继母一起,叫人杀死了这个淫棍。这件杀人案事出有因,理当得到法官的同情,然而教会的裁判机构却不顾天理人情,判决这位少女及其一家人死刑。作者在这里对司法的不公正表达了强烈的义愤,对不幸的少女表示深切的哀怜。 《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叙述了一起贵族家庭常有的事情:女主人与年轻的男侍从偷情。司汤达没有过多地描写偷情的场面,倒是对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写,更费了不少笔墨,对教廷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作了逼真的展现。两个偷情者当然被处死了。甚至连腹中的胎儿都不放过。封建大家族里,这种惨无人道的私刑制度令人触目惊心。 《艾蕾》是一出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贵族小姐艾蕾与“强盗”尤拉相爱,遭到父兄的极力反对。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她的兄弟死于尤拉刀下。伤心欲绝的父母为斩断她与尤拉的情丝,把她送进修道院;而尤拉攻打修道院失败,为了逃避追究,远走他乡,失去了联系。在与情人生离死别,身处恶劣环境,十分痛苦的情况下,艾蕾自甘堕落,先花费重金贿赂,当上了修道院长,后失身于道貌岸然的主教。最后,因怀孕事发,被判重刑。当她听说尤拉率人前来解救她的消息时,留下一封长信,自杀身亡。这篇名作通过艾蕾这个大家闺秀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的门第观念是扼杀青年人幸福的凶手;伪善的教会,修道院是使人堕落的根源。 《血染风情》(直译为《宠爱过度反害人》)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两篇的题材有类似之处。虽然故事发生的年代不同,一起是1585年前后,一起是1740年前后,但两篇小说都写出了封建制度的惨无人道,和贵族修道院的黑幕。那些多子女的贵族家庭为了保证家庭的财产不致分散,往往只把财产传给长子,对于其余的儿子只给一定的生活费,对于女儿则一律赶出家门。或者嫁出去换一笔财产,或者把她们送进专门为这些人开办的贵族修女院。进了修女院则等于进了坟墓,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要切断。正如《血染风情》里修女说的:“父母把我们送进修道院,家庭财产都被兄弟霸占,我们被关在这座活人的坟墓里,没有第二条生路。”但是少女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不甘心牺牲自己的青春、爱情、幸福,想方设法与外面的情人幽会。然而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便要被视为渎圣罪,轻则打入地牢,终身监禁,重则处死。《血染风情》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写的就是贵族修女们的生活,她们对幸福的向往和对命运的抗争。对受社会与家庭迫害的修女,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她们英勇反抗,追求幸福与自由的行动则予以热情的歌颂,把这些“淳朴而富于感情的人”称为“现代文明的先驱”。《红与黑》灵魂的哲学诗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19世纪卓越的政治小说现代小说之父的经典著作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中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美国作家海明威开列的必读书被英国小说家毛姆认为是真正的杰作的文学书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自1830年问世以来,赢得了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特别为年轻人所喜爱。作品所塑造的"少年野心家"于连是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已成为个人奋斗的野心家的代名词。小说发表后,当时的社会流传"不读《红与黑》,就无法在政界混"的谚语,而本书则被许多国家列为禁书。《红与黑》在心理深度的挖掘上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作家所能及的层次。它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后来者竞相仿效这种"司汤达文体",使小说创作"向内转",发展到重心理刻画、重情绪抒发的现代形态。人们因此称司汤达为"现代小说之父"。《红与黑》在今天仍被公认为欧洲文学皇冠上一枚最为璀璨精致的艺术宝石,是文学史上描写政治黑暗最经典的著作之一,100多年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并被多次改编为戏剧、电影。司汤达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