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著名奏折

『壹』 翻译李鸿章奏折"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由印度而南洋

臣私下里希望欧洲各国花费数百年从印度到南洋

『贰』 李鸿章的诗词最著名的是哪一篇

李鸿章十律

李文忠公鸿章，初以明经入都就试，途中有感，乃成十律。一生事业，已于诗中兆之矣。句云：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 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不为好山川。
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轼来游壮志坚；多谢咿唔穷达士，残年兀坐守遗编。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
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

局促真如虱处裈，思乘春浪到龙门；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年华付水源。
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已有殊恩；壮怀枨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一枕邯郸梦醒迟，蓬瀛虽远系人思；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称少年时；碧鸡金马寻常事，总要生来福命宜。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王祥剑，荆女同持陆贾装；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骊歌缓缓度离筵，正与亲朋话别天；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唯望插金莲。
即今馆阁需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览镜苍苍犹未改，不应身世久迍邅。

一入都门便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槐厅谬赴明经选，桂苑犹虚及第花。
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李伯元《庄谐诗话》卷二

李鸿章诗

合肥故相谋国之忠，颇有议者。金匮廉惠清部郎，录公遗诗见示，清时文酒之娱，乱后江山之助，虽惭少
作，实寓至情，似非蝉貂官体也。如《舟夜苦雨》云：
一月天何醉，四山云若痴；潮添积雨后，春到寒江迟。
梦觉客衾薄，灯昏邻笛悲；流年孤艇送，不觉鬓丝丝。
——李伯元《庄谐诗话》卷一

『叁』 求《李文忠公全集》，还有李鸿章的奏折

http://www.studa.net/lishi/060428/14583653-2.html.........4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版12，第29页。权

『肆』 李鸿章奏折反应了什么思想

第一种主张“海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舍弃西北，专注东南。
第二种主张：“塞防”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
第三种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陕甘总督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指出：“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力主收复新疆。”左宗棠的意见令“中朝动色”。
海防与塞防之争
既然有左宗棠在甘肃，朝廷觉得，可以商议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问题了。可是，就在左宗棠紧锣密鼓准备西征时，北京传来了反对进军新疆的声音，原因是东南沿海又出事了。
1874年5月，日本借口所谓的“琉球漂民”事件，出兵台湾。10月，清政府做出让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承认日本入侵台湾是“保民义举”，赔偿白银50万两。尽管此前清政府不乏割更多地、赔更多款的经历，但是向一个自己从未放在眼里的邻国服软，再懦弱的大臣贵戚也会受到刺激。一时间，加强海防的呼声高涨。《北京专约》签订后的第五天，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加强海防的6条措施。清政府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听取意见，就将总理衙门的奏章，连同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的《海洋水师六条》，发往各省督抚大臣。
接到朝廷的咨询信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台湾海防的沈葆桢等17人先后发表意见，支持加强海防。左宗棠也在这17人中。左宗棠此前曾创立福州船政局，深知海防的重要。但此时李鸿章却节外生枝，打起了小算盘。
李鸿章认为，加强海防急需用钱，现在用兵西北花费巨大，新疆不过是一块贫瘠无用的土地，当年乾隆皇帝倾全国之力，只是得到“千里旷地”，得不偿失。而且，新疆靠近俄国和英属印度，两国对新疆觊觎已久，阿古柏又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册封，即使勉强收复，将来也无法长久固守。因此，最好停拨西北塞防的经费，投入东南海防，同时撤回西征部队，放弃新疆。
李鸿章的小算盘激起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大争论。支持李鸿章的大有人在，有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沿海地区督抚，有不愿给西征部队供应军饷的中央大员，还有很多李鸿章的门生故吏。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能不能力争，就十分重要。
左宗棠也深感压力。而且，面对咄咄逼人的李鸿章，他多少有点心虚。他毕竟是个举人出身，套用现在的学位，如果说名列殿试三甲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话，那么左宗棠最多也就是个专科毕业生。以前，有曾国藩在，湘军出身的人腰杆都硬。可两年前，曾国藩去世了，湘军集团的势力日渐衰落，李鸿章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幸好，以军机大臣文祥为首的一批人认为新疆不能丢，力挺左宗棠西征。朝廷便发了一封密谕给左宗棠，咨询他的意见。他知道，这是一次可能决定新疆能否留在中国的奏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写下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也就是著名的万言书。左宗棠在奏折中指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后来，左宗棠又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驳斥了放弃新疆的言论，指出“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一句话，新疆不稳固，北方安全就无着落，整个国家安全也将随之崩塌。左宗棠还驳斥了李鸿章的论调，指出新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绝非“千里旷地”。另外，当时海防的舰船、炮台都已经有了规模，后面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操练，“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回奏之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准备西征收复新疆。
面对如日中天的李鸿章，左宗棠之所以能顶住压力，一方面是由于新疆对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倔强的性格。1854年，湖南官员王珍在一场小战斗中击毙太平军30人，却上报为大捷，曾国藩看后未加查证，也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在送给朝廷的最后文件上，左宗棠自作主张，删掉了这场虚假的胜利。虽使曾国藩勃然大怒，左宗棠却不为所动，不惜与曾国藩失和好几年。
清政府选择了这样一位将领带兵西征。
西征之际，谋定而后动
左宗棠对面临的困难心知肚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左宗棠的信中直言，收复新疆是“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别的不说，光是朝廷那帮大臣，每当左宗棠遇到实际困难，进军稍慢，就会出现各种非议，“按兵不动”“拥兵自重”的帽子纷纷飞来。
左宗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打仗实际打的就是粮饷，边塞作战更是如此，左宗棠曾在海防、塞防的大辩论中明确提出，充足的军饷是收复新疆的基本保证，并要求其他省份努力保证西征军饷。西征军的军费开支巨大，预计每年要支出800万两白银，但实际到账的各省协饷只有500万两。后来，许多省份又拿出海防重于塞防、要协助海防的借口，拖延供给西征军的饷银，西征军陷入每年只能完整发下一个月饷银的窘境。左宗棠在多次上奏催促饷银未果的情况下，提出了向洋商借一部分款的建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叹息说：“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兢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
好在朝廷同情左宗棠的处境，下令沈葆桢筹款。可是沈葆桢本来就反对西征，便上奏朝廷说，新疆土地广阔，短期无法收复，即使收复，守卫新疆的花费也是无底洞。左宗棠据理力争，算了一笔细账，表明钱花在新疆绝不是亏本的。他最终说服了朝廷，筹到了足够的军饷。据统计，从1876年到1880年，收复新疆共耗费5000万两白银，年均1250万两，占清政府年财政总收入的15.6%。清政府能下定决心如此大手笔地投入，很大程度上来自左宗棠的坚持。
在筹饷的同时，左宗棠还专门在西安设立西征粮台，统筹军粮。此外，他还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设立专门机构，保证南北两路的军粮供给。后来，西征军陆续进入新疆，左宗棠又命令各军在哈密等地采购粮食，就地屯垦，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武器更是打仗的关键。左宗棠费尽心思，给西征军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仅仅是1875年10月18日，神机营和工部火药局就向驻扎在哈密的文麟拨发了带刺刀洋枪200杆，洋帽10万个，七响后膛洋炮200尊，随带炮子10万发，各种火药3.2万斤，火绳4000根。此外，还有架劈山炮、德国造后膛来福线大炮、来福前膛马洋炮、开花后膛炮、七响后膛洋马枪……应有尽有。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说，“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至于怎么打，左宗棠成竹在胸。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早已说明先歼灭阿古柏、后索还伊犁的构想。歼灭阿古柏又分两步：先北后南。凭借早年对新疆地形的研究，再加上林则徐送给他的新疆地图，他认为，新疆被天山分为南疆和北疆，“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在召集各军商讨具体作战问题时，他又给部将刘锦棠定下“缓进速战”的策略，出关后先在北疆猛打几仗，挫败敌人锐气，等收复乌鲁木齐，再南下与阿古柏决战。
经过一年的积极备战， 1876年3月16日，左宗棠离开兰州挥师西进。部队主力是刘锦棠带领的老牌湘军，其中绝大多数是南方人。他们跋山涉水来到西北，本已水土不服，又听说要去条件更苦的新疆，很多官兵出现畏战情绪，不敢打先锋。敢做先锋的只有在陕北招降的董福祥部队。但湘军毕竟是主力，董福祥也在观望湘军的反应。
左宗棠和刘锦棠秘密商议之后，定下了一条计策。左宗棠在前往肃州的途中，路过董福祥部队驻地。突然，一名老兵从队伍中跑到左宗棠轿前，大声呼喊，谁也拉不走。左宗棠当这人是疯子，毫不理会，但官兵们听到老兵的话，无不惊骇。老兵喊的是：“我是老统领派来的，老统领要出关打先锋！大家吃饱了，随老统领去打新疆！”
“老统领”说的是刘松山。刘锦棠率领的湘军本是刘松山的部下，刘松山战死后，刘锦棠接任，被称为“少统领”。湘军老兵们突然听到老统领英灵下凡，还要带队去打新疆，原本畏战的士兵都变得热血沸腾。刘锦棠故意找到那个老兵的长官，问是怎么回事，对方说：“这人平时好好的，在营里五年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刘锦棠又故意问那老兵，老兵说：“那阵子忽然感到一阵冷风，老统领就来了，让我说那些话，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消息就此在西征军中传开：老统领知道左帅要西征新疆，就先来了肃州，让少统领率兵出关杀敌。左宗棠当即命令全军设祭，祭奠刘松山，还写信给留守兰州的人，若有其事地说：“忠壮（刘松山谥号）殁后，遇有大战，必先示梦其部曲。忠义之灵，固常在也。”
这出老统领显灵的大戏，正是左宗棠和刘锦棠为激励士气刻意安排的。当时，上至贵族、将帅，下至士兵、百姓，都有浓重的迷信思想。借士兵们对老统领的崇敬，激励他们的士气，是左宗棠无奈中想出的妙招。
全歼敌人，安抚同胞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肃州，指挥各军入疆。西征军先到哈密，随后翻过天山，穿过戈壁，逼近乌鲁木齐。
天山北路被阿古柏侵占后，原来陕西回军的首领白彦虎逃至新疆，投靠阿古柏，背叛了国家和民族。此时，他正代阿古柏占据乌鲁木齐。1876年8月，刘锦棠部从阜康出发，进逼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阜康到古牧地的路程一百余里，有两条道路可选：大道平坦，却要经过50里荒无人烟的戈壁；小路途径黄田，水源充足。白彦虎故意放出黄田有重兵把守的消息，希望西征军走大道进戈壁，自己好偷袭。
刘锦棠将计就计，派人佯装走大道，实际上悄然走黄田。白彦虎正准备偷袭，却被突然杀来的西征军反偷袭。黄田叛军一触即溃，西征军乘势追击，1876年8月17日，历时5昼夜的狂攻，西征军用德制的后膛炮攻破古牧地城池，以伤亡600人的代价歼敌6000余人。
第二天，刘锦棠率兵长驱大进，直捣乌鲁木齐。阿古柏听到乌鲁木齐危急，急忙派兵增援，但还没到乌鲁木齐，就听说城池失守，白彦虎仓惶逃往南疆。西征军3个月就收复了北疆。
丢失北疆之后，阿古柏企图借天山天险，靠着英国的支持死守南疆。1877年4月，休整了一冬天的西征军主力悄然从乌鲁木齐出发，直奔达坂城。南下之前，左宗棠再次申明纪律，严禁杀掠，对于依附敌人的各族同胞，只要真心反正，一律宽待。
达坂城是通往南疆必经之路，其得失关乎全局。4月17日，西征军包围达坂城，却苦攻不下。就在这时，城内的维吾尔族群众冒死送出情报，说城内守军准备弃城而逃。西征军得到情报，坚定了攻城决心。19日夜，西征军攻下达坂城，阿古柏心腹爱伊德尔胡里等1200余人被活捉。刘锦棠把俘获的敌人押赴肃州大营，但对被胁迫附敌的各族同胞一律发放衣物粮食，送回原籍。几天后，刘锦棠进抵托克逊。托克逊城中的维吾尔族同胞冒险出城报信：“敌人听到达坂城失守，惶恐至极，正在各处烧杀劫掠，准备逃跑。希望官军速进，解救百姓。”刘锦棠当即下令西征军进攻托克逊，敌人望风而逃。
托克逊之战后，南疆门户大开，阿古柏精锐部队折损大半，他感到十分惊恐。维吾尔族同胞对阿古柏的残暴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听说西征军要来了，相互转告，准备配合。阿古柏知道大势已去，日夜哭泣，最终服毒自杀。阿古柏死后，他的儿子相互争斗，西征军则继续扫荡残敌。
1877年10月，刘锦棠大军进攻库尔勒，白彦虎掘开开都河，妄图阻止大军前行。当地蒙古族老百姓主动给西征军当向导，找到开都河的浅滩处，西征军顺利渡河。刘锦棠大军进入库尔勒城后，发现已是一座空城，粮草供给断绝，又是当地维吾尔老百姓带西征军找到了白彦虎藏粮的地点。白彦虎向阿克苏逃亡，结果城内百姓紧闭城门，不许其入城。但等到刘锦棠大军一到，百姓立即夹道欢迎。1878年1月，西征军收复和阗，盘踞新疆12年之久的阿古柏匪帮终于被全歼，新疆回到了祖国怀抱。
抬棺出征，收回伊犁
收复天山南北两路后，只剩下伊犁仍被俄国占据。俄国原本声称“代清朝占领伊犁”，一旦清军收复北疆就立即归还。但在西征军平定南疆后，俄国仍拒绝交还伊犁。1878年10月，清政府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使，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
尽管左宗棠对清政府靠外交谈判索还伊犁有些看法，但也无力改变朝廷的主意。崇厚是个胆小平庸的人，在俄国的恐吓下，他竟然擅自和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按照条约，俄国虽然交还伊犁，但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等战略要地，使得伊犁以西、以南险要尽失。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纷纷要求处斩崇厚，废除条约。西北前线的将士们群情激奋，刘锦棠认为：“非决战阵，别无善策。”左宗棠在奏章中愤怒地说：“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由于左宗棠和前线将士的决心，也因为全国上下的坚决反对，朝廷在崇厚回国后，将他交刑部治罪，定为“斩监候”。1880年2月，清廷派曾国藩的儿子、驻英法大使曾纪泽前往俄国重新订约，同时命左宗棠统筹新疆南北的战守事宜。左宗棠调兵遣将，定下了兵分三路，武力收复伊犁的策略。
此时，左宗棠已是68岁高龄，经略西北已经10多年。虽然他精力旺盛，但多年戎马，身体毕竟不堪重负。由于水土不服，他全身长满风湿疹子，奇痒不止，夜里难以入睡。左宗棠本来就有咳血的毛病，在西北越来越重，有时候早上起床时，吐血不止。他甚至担心自己的身体出不了玉门关。但他很明白，要索回伊犁，自己必须出关远征。一旦谈判破裂，和俄国的战事恐怕一两年内难以结束，自己即便出了玉门关，能否活着回来就不好说了。
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率领亲兵1000余人离开了肃州大本营，向新疆哈密进发。抱病出征的左宗棠命人抬了一口空棺材，跟在自己身后，表明战死疆场的决心。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为收复国土抬棺出征的壮举，不但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士气，更令无数后人感动落泪。
3天后，左宗棠到达玉门关。他不仅不觉得寒苦，反而兴致很高地说，自己虽然比不了年轻人，但这次为国效命，“孤愤填膺，诚不知老之将至！”
与此同时，曾纪泽也抵达圣彼得堡，开始与俄国谈判。俄国在谈判中虽然蛮横无理，几次恐吓曾纪泽要开战。但是得知清军在前线调动频繁，左宗棠又抬着棺材到了新疆，俄国也不敢贸然动武，伊犁前线一时处于相持状态。
然而左宗棠没有想到的是，正当自己决意一战时，朝廷却动摇了。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增兵，使得清政府慌了手脚。加上李鸿章请来英国人游说，清政府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伊犁问题。当时，力主收复新疆的文祥去世，李鸿章的意见占了上风，同时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又对清政府严惩崇厚一事提出抗议，清政府动摇了。
1880年8月，朝廷的诏书送到了左宗棠手中，调他赴京任职。而当时，左宗棠掌握的情报显示，俄国前一年遇到灾荒，又刚刚结束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国内很困难，不可能全力对付中国，增兵只是虚张声势。左宗棠气愤至极，因为收复伊犁的理想可谓功亏一篑！但他又无可奈何，在给儿子的信里，他感叹说，朝廷里的人不了解情况，却混淆国事，“为之奈何”。
虽然不能不走，但左宗棠推荐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坚持以武力作为谈判的后盾，“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左宗棠即使回京，也把不明就里的俄国人吓出了一身冷汗。在得知清政府召左宗棠回京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急忙找到曾纪泽，问道：“听说左宗棠现已进京，可能会挑起全面战争，是不是这样？”曾纪泽模棱两可地表示，自己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格尔斯赶紧说：“中俄两国要是为小事打起来，实在不合情理。”
1881年2月24日，以左宗棠在新疆的布防为后盾，经过曾纪泽据理力争，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这一条约虽然依旧是不平等条约，但相比崇厚所签的条约，中国争取回部分主权和领土。曾纪泽与俄国签约的当天，左宗棠正好抵达北京。虽然左宗棠全复疆土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他确实为收回伊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治理新疆，“为政先求利民”
左宗棠能够迅速收复新疆，得益于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传递情报、捐送粮食，给西征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新疆人民支持西征军，一个重要原因是阿古柏政权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
在南疆，阿古柏采取极端野蛮和残酷的手段，实施民族压迫、经济剥削。所有地方和军队的官员都由自己部族的人担任，他们可以随意抢夺居民的财物，甚至抢夺他们的妻女。据《新疆图志》记载，维吾尔幼女自8岁以上都被奸淫，维吾尔家长死后，家产都被夺走。阿古柏也在北疆“大杀回汉居民”，各族同胞无不痛恨万分。
左宗棠治理新疆，第一条就是强调汉族和少数民族要平等对待。他在率部进驻陕甘期间，曾上奏朝廷，特别声明“只分良匪，不分汉回，为久远之规、制贼之本”。对于少数民族的利益，左宗棠十分照顾。1874年，正是在他的大力斡旋下，清政府才同意甘肃单独设立科举乡试考场，而且允许甘肃乡试的一科是汉回合试，另设一科用“良”字编号，专取回族士子。
为了恢复被阿古柏破坏的百姓生计，左宗棠主张“为政先求利民”，在惠及百姓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首先是推出屯田政策。由于英国、俄国的虎视，新疆必须维持足够的军队，但军队的供养不能转嫁给当地百姓。因此，左宗棠实行屯田，让军队自己生产，养活自己。对屯田所种的粮食，左宗棠采取照价收购的办法，调动了士兵屯田的积极性。收购所剩下的粮食，官兵可以自由与民众买卖。新疆广阔的天地和士兵充足的人力资本，使得军队生产有着极大的优势，军队不用靠吃皇粮过日子，也减轻了新疆民众的负担。
要想百姓吃饱喝足，最关键的是让百姓地里的粮食不被地主和官吏夺走。新疆原来的农业赋税管理，用的是徭役制，如同农奴制一样，农民无偿耕种土地，还要服各种劳役。左宗棠参照内地的做法，实行按亩征赋。他规定每亩地收粮1石以上，则交税1斗（1石为10斗，1斗为10升）。后来，他又将不同的地亩进行分别对待，再次减少税赋。比如，新疆土地宽广，2亩可算作1亩，上等地征收8升，中等地征收5.5升，下等地征收3升。
新疆多年战乱，民众流失较多，为鼓励移民兴疆，左宗棠又制定特别的激励制度，新来的移民可以缓交粮税，先交六成，以后再续交。考虑维吾尔族百姓不识汉字，左宗棠又颁布律条，要求所有粮税清单，都同时使用汉维两种文体，让维吾尔族百姓一目了然。这一改革，极大激发了维吾尔族民众的生产热情。1879年，新疆共征粮税26万余石，较之原来增长了10万余石。
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兴建水利设施，在新疆尤为如此。左宗棠将修浚河渠作为建设新疆的头等大事。根据当地实情，渠道修建时，“先干渠，后支渠”；官府负责干渠，各地民众负责支渠。考虑当地民穷地薄，左宗棠让军队支援农业。哈密地区的石城子渠、镇西厅的大泉东渠……这些大型干渠都是当地驻军修建的。
为了发动各族群众参与水利建设，左宗棠还引进了内地“以工代赈”的办法，由地方官招募民众，修筑渠道，秋收后向民众发放粮食作为补偿。到清朝末年，新疆共修建或疏浚干渠944条，支渠2330条。水利建设的开展，为保障农民收入和农业发展，特别是抵御自然灾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教育是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事业。左宗棠对新疆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尤其是回民教育。收复前的新疆，旧有的回官往往欺负普通回民不识汉字，任意勒索。少数民族的民众每年都交很重的粮税，其中大部分都塞到回官的口袋里。由于语言不通，民族交流困难，很多百姓都认为是国家剥削他们，而不知是回官作怪。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左宗棠下令兴建义学，让各族百姓读书识字。他还下令刊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籍，传播中原儒家文化。
建立新疆省，把商业带进边陲
推动建省设县，让新疆地区的行政管理第一次真正接近内地的模式，是左宗棠治理新疆的一大功勋。早在收复南疆之前，左宗棠就上奏朝廷，“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必须“设行省，改郡县”。朝廷同意这个建议，但当时南疆和伊犁还没有收复，建省的事就搁置了下来。
自从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新疆一直由甘肃省统辖。清政府在新疆所设的官职，无论是伊犁将军，还是乌鲁木齐都统，都是军职，而不是民职。乾隆设立的这种体制，有点类似军事基地的性质，军事战略意义第一，民生和社会发展并不是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办法越来越不适合新疆的情况。用左宗棠的话说，就是“治兵之官多，而治民之官少”，政令和军令不能协调。
当时，内地各省只有一个巡抚，相邻几省共设一个总督。左宗棠规划的新疆省，规格比内地各省高，设新疆总督，乌鲁木齐为首府；同时设新疆巡抚，驻地为阿克苏。左宗棠还提议在伊犁设将军，统辖驻军；在北疆悉数按照旧制，不添不舍；在吐鲁番则增设道员等。
这一设计成为新疆建省的蓝本。1884年11月，清政府正式设立新疆省，除了不设总督，其他基本按照左宗棠的提议办。此时，左宗棠已在北京担任军机大臣，他的得力助手刘锦棠成为首任新疆巡抚。后来，刘锦棠治理新疆的诸多措施，都是参照左宗棠的建议。
新疆设省，是左宗棠治疆的一大亮点。这使得新疆从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变成祖国西北的大后方，极大促进了其与内地的交流，密切了各族人民的关系。新疆从此与内地行政相统一，政令与军令相和谐，行政效率有了迅速提升，迎来了一个管理顺畅的发展时机。
左宗棠在新疆时，对各级官吏的管理也颇有独到之处。他对旧有的官吏，特别是一些鱼肉百姓的官吏进行了大清洗。对新任的官吏，他强调除了监督和检查，更要懂得培训和爱护。“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他给下属分发汪辉祖的《佐治药言》、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等官箴书，还自己动手编写了《学治要言》，训练官员的处事能力。在新疆各地官员递交的公文上，他屡屡批示“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等话。
左宗棠也十分注意关心下属官吏。收复新疆后，他提高了南北各路州县官员的薪俸，办事效率和官场风气明显好转。林发深在新疆多个地方当过知府，为官清廉，家计窘迫，当他回乡治病时，左宗棠特别赠送500两白银，作为路费。此外，拒绝奢侈，禁绝陋规等，都是左宗棠个人严守的规矩，在新疆官场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新疆的经济基础也需要夯实。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左宗棠有过兴办福州船政局、兰州机器局的丰富经验。从桑蚕种植到畜牧业发展，从矿产开发到经商办厂，他力促新疆与内地互动，带来了新疆经济的发展。1877年，他让红顶商人胡雪岩从浙江湖州招收了60名熟悉蚕桑业的人，赶赴哈密、吐鲁番、阿克苏等地，开办制丝局，教新疆各族人采桑制丝。后来，他又让人两次从湖州运桑树秧苗过来，改良新疆的桑树品种。在兴办这些手工业和商业时，左宗棠特别注意“民力可用，商力可用”，主张商人自己运作，自己管理，官吏不插手，以免从中牟利。
在植树造林、改造环境方面，左宗棠也贡献甚多。他根据西北土壤环境，栽种了大量柳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左公柳”，闻名天山南北。
左宗棠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重建货币制度。任何政权都会盯紧货币的制造，阿古柏政权盘踞南疆时，为了掠夺民众财富，发行了一种新的银钱——天罡。由于阿古柏等人在天罡铸造中掺假，市场交易混乱不堪。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决定铸造新的银钱，每枚重1钱，价值10文铜钱。这种银钱的成色很好，两面都印有维文，深受老百姓喜爱。左宗棠又让部将张曜在阿克苏铸币局仿照乾隆旧版，制成新的铜钱，铜钱的正面依然印着汉文“乾隆通宝”，以便老百姓认同；背面增加满文和维文，方便老百姓识别。
倾听新疆大地的声音
历史的可贵，在于它总是打破常规的逻辑，告诉你曲折的现实；人性的可贵，在于它总是突破岁月的沉淀，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左宗棠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无论是收复新疆，还是治理新疆，其心胸之宽阔，见识之卓远，意志之坚定，举措之周密，爱国之热忱，无不令后人敬仰推崇。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左宗棠，当年的新疆将会遭遇怎样坎坷的命运。
左宗棠对新疆的巨大贡献，源于一个中国人对国家命运深沉的思考，源于一个主政者对来自新疆大地的声音用心倾听。

『伍』 1871年9月3日，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疏的奏章的内容是什么

1871年9月3日，曾国抄藩、李鸿章联名袭上疏，奏请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并附留学章程12条，奏章除阐述留学教育的诸多重要性之外，还援引《蒲安臣条约》中有关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学校学习各等文艺，享有同最优国同等待遇的第七条款，作为留美学习的法律依据。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李鸿章再次联名上疏，奏请委派刑部主事陈兰彬及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主持留学教育的一切事宜。

『陆』 李鸿章主要事迹有哪些

李鸿章主要的事迹有太平军作战、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事业等。

『柒』 李鸿章是如何用600字的奏折扳倒晚清重臣的

在晚清历史上，李鸿章这个人是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他兴水师、办洋务，还要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进行周旋，可谓是竭尽心力，此外，李鸿章还要面对帝师翁同龢的钳制，其实他和翁同龢的恩怨由来已久，这件事还得从一份六百字的奏折说起。

奏折呈递上去没多久，翁同书便被判为了死罪，后又改判为流放边疆，翁心存也因此事遭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再加上他的身体原本就不好，所以很快便离开了人世。

文字的力量是巨大的，李鸿章所写的那份六百字奏折字字包含杀机，绝对堪称为“晚晴第一奏折”。

『捌』 李鸿章的事迹

历史上的李鸿章

林治波 [2006-10-17]

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走向共和》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而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

这几年，有些电视剧拍得很好看，剧情起伏跌宕，表演功夫到家，观众不但爱看，看过之后还街谈巷议，赞不绝口，誉之为突破性的力作，如《雍正皇帝》、《走向共和》等等。但是，被精彩剧情所掩盖的历史观与思想倾向上的严重问题却被人们忽略了。比如，一个开历史倒车、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的专制暴君，却被《雍正皇帝》吹捧为勤政为民的贤君，一个妥协卖国、劣迹斑斑的李鸿章却被《走向共和》美化为忍辱负重、功勋卓著的功臣。

对李鸿章的肉麻吹捧，笔者开始不知其意，后来看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并得知作者正是《走向共和》的策划人之一，方才明白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用意所在：凡是办洋务尤其是对外妥协的买办人物，他们都要加以美化，反之则加以丑化，为此不惜歪曲历史。

其实，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走向共和》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而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

北洋舰队丧师黄海

李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办洋务，而最大的洋务就是购买洋舰，组建北洋水师。为了这支北洋水师，清政府总计花费了上亿两白银，装备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而结果却一败涂地。李夸耀北洋水师“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而在实战中命中率却极低。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联合舰队1/9。北洋水师之败，除了训练无素，还归咎于李鸿章的“弃战保船”战术，而这一战术的本质是李将舰队视为自己的私人武装，愚蠢自私的“弃战保船”非但未能保住船，反而使舰队在威海港内束手待毙，被日军全歼。如不是李鸿章的愚蠢和自私，甲午之败绝不至于如此之惨、如此丢人。清臣文廷式气愤地慨叹：北洋水师“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倘李鸿章等人有胆有识、意志坚定，不向日方求和，而将首都迁至西安，与日本作持久战，也不至于签订《马关条约》那样至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因为，经过甲午战争的消耗，以当时日本的国力是无法与中国作持久战的，西方列强也不会坐视日本深入并独占中国腹地。总之，中国的甲午之败虽有其必然性，但败得如此之惨，进而给中国造成如此之深重的伤害，李鸿章难辞其罪。有人以清廷腐败、国力衰弱为李辩护，但即便在那样的时代，也有左宗棠力挽狂澜、平定新疆的佳绩，故而李的妥协误国并不是时代局限和客观条件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

再说说李的用人。在官场上，李着重培植的人是自己的儿子李经方和干儿子盛宣怀，其任人唯亲几乎不加遮掩。甲午战争中，李用了两个同乡，一个是陆军统帅叶志超，一个是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两个人，一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一个不懂海军，平庸无能，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宰相合肥天下瘦”

那么，李的品德如何呢？许多材料证明，李从办洋务中发足了洋财，成为“富甲海内”的大官僚大买办。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可见李在民众中的口碑之差。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揭露说：“……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李鸿章作为朝廷大员，对于日本的侵略听之任之，只顾自己发财致富，李氏父子既然是这样的人，难怪日本在甲午战后与中方谈判赔款条约时，点名要和李氏父子谈，而拒绝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选。

最能说明李鸿章品行的事情，是其1896年作为祝贺俄皇加冕的中国专使赴沙俄时，与俄方签署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接受巨额贿赂。美化李鸿章的人一再否认此事，而证据只是沙俄财政部长维特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沙皇东宫档案资料却证明，维特没有说实话，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

国内有人对李鸿章在当时寄给总理府的电报中数次替俄国恫吓清朝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李受了贿，怎能不吃里爬外？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

其实，在此之外，李鸿章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贿赂：1898年3月22日，沙俄给李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元贿赂（张荫桓实得25万），旨在催促中方尽快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和稍后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李鸿章在俄国人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了“任务”，使辽东半岛实际成为俄国独占的殖民地。可见，李鸿章受贿卖国有多方铁证。维特的否认是为了掩饰沙俄政府行贿的不光彩行为，并不足信。

撇开其他的事情不论，单此受贿卖国一项，即足以证明李鸿章品质之败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官员许景澄在负责中东铁路交涉过程中，俄国人曾许以1．5万两银子作为每月的办公费，可以由许随意支取，以便在中东铁路上攫取利益，被许严拒，许且把已到账的1万两银子上交总理衙门。这件事情说明两点：一是沙俄惯于行贿伎俩，许当时不过是三品顶戴，俄方尚加以贿赂，对重臣李鸿章行贿以谋取在华利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二是许、李相比，形同冰炭，如隔云泥，三品顶戴尚知爱国拒贿，保全人格，而李身居首辅大臣之尊居然为钱财而出卖祖国利益，真是无耻之尤。了解李人品的清廷官员在其使俄之前即有所担忧，如张百熙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说道：“李鸿章决无御侮于樽俎之心……李鸿章此行，必阴托于俄矣。”事情的发展果被张氏不幸言中。

至于生活上，有人吹捧李鸿章简朴，也是站不住脚的假话。事实恰恰相反，李热衷于享用洋酒、咖啡和高档洋货。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连《走向共和》的导演都承认李鸿章生活奢侈，喝的水都是从荷兰进口的。

某些人对李鸿章的吹捧，说句不好听的，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王八当圣贤，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对观众的欺骗，也暴露了一些人的思想本质。

《人民论坛》 ( 2006年第20期 )

『玖』 李鸿章非常有名的两句诗出自哪一首

《入都》是清朝大臣李鸿章的组诗作品，共十首。这十首诗是作者奉父命入京应试时所作的借以立志抒怀的作品，充分显示了李鸿章的胸魄气略。
入都
【其一】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其二】
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其三】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不为好山川。
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轼来游壮志坚；多谢咿唔穷达士，残年兀坐守遗编。
【其四】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衫沦落十年人。
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
【其五】
局促真如虱处裈，思乘春浪到龙门；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年华付水源。
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已有殊恩；壮怀枨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
【其六】
桑干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其七】
一枕邯郸梦醒迟，蓬瀛虽远系人思；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称少年时；碧鸡金马寻常事，总要生来福命宜。
【其八】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王祥剑，荆女同持陆贾装；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其九】
骊歌缓缓度离筵，正与亲朋话别天；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唯望插金莲。
即今馆阁需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览镜苍苍犹未改，不应身世久迍邅。
【其十】
一入都门便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槐厅谬赴明经选，桂苑犹虚及第花。
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拾』 如果把李鸿章写的奏折给唐太宗看，唐太宗能看懂吗（不考虑字形和专业术语）就是语法。如果我去宋朝农村对

李鸿章给李世民能看懂的，首先都是文言文。但是如果给先秦这个就有点问题了

宋朝说老丈，到有一点我不敢确定古代什么时候开始爷（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