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回案例

A. 有争议的案例

提供一个我们事务所同事办过的经典案例：

李杏英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

原告：李杏英，女，66岁，退休职工，现就聘于上海航空旅行社工作，住上海市双阳路。

委托代理人：张桂庄，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杨浦店。地址：上海市黄兴路。

负责人：骆建中。

被告：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共和新路。

法定代表人：徐仁羽，董事长。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周知明，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杏英因超市存包与被告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杨浦店(以下简称大润发超市)、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润发公司)发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此案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提审。

原告李杏英诉称：原告去被告大润发超市购物时，到该店设置的22号自助寄存柜处存包，按提示投入1元硬币。当该硬币又从退币口出来的时候，投币口上方吐出一张印有1250719748数字的密码条，并见近原告胸口处有一箱门自动打开。原告遂将随身携带的黑色皮包一只(内有刚领取的旅游团款4660元和私款650元)、雨伞一把寄存在该箱内，然后进去购物。购物出来后，原告按密码条的提示输入密码，却打不开箱门，便找大润发超市的工作人员。在被要求写下箱内寄存物品的名称及钱款数额后，工作人员用钥匙打开原告指认存物的箱门，发现箱内是空的。当晚，原告即报警并留下笔录。事后原告就此事与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交涉，未果。原告认为，超市要求消费者将自己的财物存入超市设置的自助寄存柜内，双方形成的是保管合同关系，超市应当对保存的消费者财物承担保管责任。由于大润发超市对自己给消费者提供的自助寄存柜的安全、可靠性过于轻信，疏于管理，以致原告存入柜内的钱物遗失。请求判令二被告给原告赔偿经济损失5310元；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

被告大润发超市、大润发公司辩称：原告当天在大润发超市购物是事实，但购物与存包没有必然联系，并非所有的消费者都需要存包。原告提供的密码条，只能说明存包箱曾被原告打开过，但不能证明原告确实在里面存放过物品，更不能证明存放的物品是包、伞和巨款。另外，原告使用的自助寄存柜，是大润发超市无偿提供给消费者使用，以便消费者存放零星物品的，双方就此形成的是无偿借用关系。大润发超市已经将自助寄存柜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以明示的方法告知给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携带的大件物品、贵重钱物，大润发超市还设有人工寄存处。现在自助寄存柜本身没有损坏，故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对原告所称的物品遗失没有过错，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经庭前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确认了下列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

被告大润发超市是被告大润发公司隶属的企业。

2000年11月1日下午，原告李杏英在被告大润发超市处购物，并使用该店设置的自助寄存柜。下午5时30分左右李杏英购物结束后，持该店自助寄存柜号码为1250719748的密码条找到大润发超市的工作人员，称其购物前曾将皮包一只(内装从原告聘用单位上海航空旅行社刚领取的旅游团款4660元及个人钱款650元，计5310元)、雨伞一把存入该店22号自助寄存柜的寄存箱内，现因无法打开箱子，要求解决。大润发超市工作人员将李杏英指认的箱门打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工作人员告知李杏英，其指认的箱门与其所持密码条显示的箱门号码不一致。但是，当工作人员将与密码条号码相符的另一箱门打开后，发现里面也是空的。当晚，李杏英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镇警署报案。

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形成的争议焦点是：

焦点一：皮包、包内物品和雨伞是否放入自助寄存柜内。

原告李杏英认为，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在受聘单位上海航空旅行社领取了旅游团款4660元后，就乘车于下午4：00左右到被告大润发超市，时间是连续的，中途没有辗转，故应确认其已将上述钱款和物品放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内。

原告李杏英为此提交的证据是：

证据1、大润发超市号码为1250719748的自助寄存柜密码条，以证明李杏英当时确在大润发超市寄包；

证据2、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镇警署2000年11月1日的询问笔录，以证明李杏英确向警署报案，并证明李杏英与大润发超市的交涉经过。

证据3、大润发超市的两份送货单，以证明李杏英当时确在大润发超市购物。

证据4、上海航空旅行社的暂支单和上海航空旅行社于2002年8月30日出具的证明，以及证人上海航空旅行社出纳俞红的证词，以证明李杏英作为上海航空旅行社的业务员，确曾于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在本市中山南路617号615室上海航空旅行社原南市营业部出纳处，领取了旅游团款4660元。

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对原告李杏英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这些证据不能证明李杏英将皮包、包内物品和雨伞放入大润发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内。

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提交了证人大润发超市原接待课课长徐勤华的证词，以说明当时原告李杏英向其投诉及处理经过。

焦点二：消费者使用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存物时，与超市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如果消费者存入自助寄存柜内的物品丢失，超市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李杏英认为，自助寄存柜是超市为吸引消费者到其店内购物，同时又要保证其店内货物安全而设置的，这是因购物而派生出来的保管服务。本案双方当事人形成的是保管合同关系。现因被告大润发超市的过错或者说未尽到管理责任，致使本人寄存的财产丢失，大润发超市理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认为，大润发超市为方便消费者购物而向消费者无偿提供了自助寄存柜，双方就此柜的使用形成的无偿借用合同关系。大润发超市提供的自助寄存柜是质量合格产品，大润发超市也已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明确告知给消费者，尽到了告知的法律义务。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使用过大润发超市的自助寄存柜，不能证明原告确实将自己的物品放入柜内，更不能证明原告所称的物品是在该柜内丢失的，故大润发超市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证人上海华明电子金属柜厂销售副厂长李鹤鹏的证词。李鹤鹏出庭陈述，大润发超市使用的自助寄存柜是该厂产品。该产品出厂时即标示着“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使用的密码共有十位数，前两位数表示自助寄存柜内寄存箱的箱号，后八位数随机组合，能1亿次不重复。各自助寄存柜内的寄存箱均从左到右排列，号码从左上方开始，自上而下纵向编号。该产品经中国上海测试中心测试合格，没有发生过质量纠纷。

证据2、反映大润发超市在醒目位置公布寄包事项的一组照片。标题为“免费寄包柜注意事项”的内文是：1、密码单妥善保管，请勿示人；2、价值超过200元商品、现金、手机、皮包等贵重物品请勿存入；3、自助寄包自存自取，如有遗失概不负责；4、存包不过夜，过夜后果自负。

证据3、大润发超市的接待课若干工作规定和登记表，以说明大润发超市对自助寄存柜的内部管理。规章主要内容有：对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通过正常输入密码打开的箱子，工作人员征得消费者同意，先填写应急开箱表格后拿钥匙当客人面打开，并核对物品是否与消费者描述的相符。

原告李杏英对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对证人李鹤鹏所述自助寄存柜的密码组成方式并不了解，大润发超市也没有向其明示过。

针对争议焦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明：

本案所涉的退币型自助寄存柜，是被告大润发超市于1999年10月从上海华明电子金属柜厂购入的。当时共购入24个寄存箱为一组的自助寄存柜21个，16个寄存箱为一组的自助寄存柜1个，全部安置在店内。每组自助寄存柜上，均标有“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操作步骤”的内容为：寄包…1、未关的门关上；2、投币；3、取密码纸，勿向他人展示密码；4、包放入箱内；5、关闭。取包…1、密码输入；2、取出物品；3、关门，只能打开箱门一次。“寄包须知”的内容为：1、请使用者看清“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不会使用者向管理员请教后再操作，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责任自负；2、寄包前先将未关的箱门关上，再投币寄包；3、寄包必须投币开门，密码纸妥善保管，供取包使用，密码只能开门一次；4、现金及贵重物品不得寄存；5、当晚22：00前请取走您的物品。另，大润发超市在其服务台内，还设有“大件寄物”的服务项目。

本案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到被告大润发超市进行了现场勘验。现场勘验确认，原告李杏英所称“近胸口处自动打开”的箱门，是22号自助寄存柜内的3号箱。3号箱密码条的前二位数应为“03”，而李杏英所持密码条的前二位数是“12”。经开启22号柜的所有寄存箱，密码条前二位数为“12”的只是第12号箱，该箱位于整组箱柜的最下边一层(近脚处)。在现场勘验过程中，李杏英承认购物当天见到自助寄存柜上的“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一。综观原告李杏英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2000年11月1日下午3：00左右，其曾在旅行社领取过旅游团费4660元；间隔1个多小时后，其在被告大润发超市购物，并使用过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李杏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使用自助寄存柜时，曾将内有5310元钱款的皮包等物放入寄存箱内。

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二。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是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即保管合同的成立，不仅须有当事人双方对保管寄存物品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而且还需寄存人向保管人移转寄存物的占有。被告大润发超市作为一家大型超市，为前来购物的消费者提供了人工寄存和自助寄存柜寄存两种存包方式。在大润发超市的自助寄存柜上，印制着“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通过“寄包须知”中关于“本商场实行自助寄包，责任自负”、“现金及贵重物品不得寄存”的内容，大润发超市已经把只愿将自助寄存柜提供给消费者使用，不愿对柜内寄存的物品承担保管责任的意思明白表示给消费者。原告李杏英看到自助寄存柜上的明示后，仍不用人工寄存而选用责任自负的自助寄存，说明李杏英不愿将自己的物品交付给大润发超市保管，而只愿使用该超市的自助寄存柜暂时存放。因此，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保管合同的意思表示。另外，李杏英按照自助寄存柜的操作步骤，通过“投入硬币、退还硬币、吐出密码条、箱门自动打开、存放物品、关闭箱门”等人机对话方式，直接取得对自助寄存柜的使用权，实现了存放物品的目的。这一过程中，李杏英的物品没有转移给大润发超市占有，大润发超市也没有收到李杏英交付保管的物品。李杏英只是借助使用自助寄存柜继续实现对自己物品的控制和占有，而大润发超市由于没有收到交付的物品，也无法履行保管职责。他们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保管物转移占有的事实。因此，双方当事人就使用自助寄存柜形成的不是保管合同关系，而是借用合同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被告大润发超市通过印制“操作步骤”和“寄包须知”，已经将自助寄存柜的正确使用方法告知消费者，对可能危及消费者财产安全的事项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根据证人李鹤鹏的证词以及当时自助寄存柜箱门没有被撬痕迹等情况，可以认定大润发超市的出借物无瑕疵并具备应有的使用效能。对无偿借用给消费者使用的自助寄存柜，大润发超市已经尽到了经营者应尽的法定义务。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现场勘验证明，原告李杏英持有的密码条所对应的柜箱，与李杏英指称其放置皮包的柜箱不一致。在此情况下，李杏英既不能证明其确曾将所称钱款放入自助寄存柜内，也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自助寄存柜本身存在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更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大润发超市在提供寄存服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造成。因此，李杏英要求大润发超市和被告大润发公司承担其所称物品遗失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

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0月10日判决：

对原告李杏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222元，由原告李杏英负担。

一审判决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又向当事人指出：当前，许多超市除了向消费者提供人工寄存服务以外，还推出智能化自助寄存柜服务。这本是一件既方便到超市购物的消费者，又为超市节约经营成本的好事。但由于自助寄存柜服务是现代经营理念和新技术的产物，它突破了传统的保管寄存范畴，在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新型的借用关系，由此引发本案这起因消费者使用自助寄存柜而产生的纠纷。在本案中，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虽然胜诉，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相对消费者来说，经营者占据着资金雄厚的优势，是强者，理所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以人为本的服务，尽最大可能“让消费者满意、使消费者放心”，这是现代经营者应当自觉遵循的经营宗旨。就本案来说，如果超市能将“自助寄存柜”改变一下名称，使其更体现因使用该柜而在超市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的借用关系，则能减少误解；如果自助寄存柜的寄存箱和密码条上能明确显示箱号，则可能避免消费者错拿错放物品；如果超市能利用现有技术在自助寄存柜前安装电子监控设备，则原告所称遗失的物品是否放入了寄存柜内，如果放入是被何人取走以及如何取走的等问题，就会一目了然。超市不应该满足于已将注意事项用文字明示给消费者，还需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对智能化自助寄存柜的管理，使其更趋完善，力争为消费者营造一个更加方便、安全、舒适的服务环境。

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建议，被告大润发超市和大润发公司诚恳接受，表示一定从此案中吸取教训，切实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水平。

第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完）

B. 如果申请被驳回的原因只涉及某一成员国，关于这种驳回是否有普遍适用的原则

是的。成员国工业产权局将驳回欧盟商标的申请，即使其驳回的理由只对该部分成员国适用专。例如，属如果某一商标包含使用欧盟成员国的一种官方语言的商品名称，该成员国工业产权局将驳回此申请。在先注册权会影响欧共体商标的注册，即使这种在先权只存在于一个欧盟成员国。但是，此种情况的影响不应过分被渲染。因商标包含一个不显著的、或具有描述性的、或使用欧盟一种官方语言（非世界主要贸易通用语言之一）的通用名称而被驳回的案例并不常见。如果在先权仅存在于一个成员国，那么无疑此在先权不会因他人后来申请欧盟商标注册而变得无效。在OHIM进行的提出异议和使在先权无效的程序为此类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最后，被驳回或被宣布无效或被废止的欧盟商标注册申请可改为在所有不适用驳回理由的各个欧盟成员国的商标注册申请。而该类成员国商标申请还享有欧盟商标的申请日期。

C. 急求几个关于法律和道德冲突的案例 最好有结果的案例。 不要太短。

1、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讲述了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举世闻名的“假想公案”：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

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

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

这是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假想公案，富勒还进一步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

作者编出这个案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一些更为耸人听闻的真实案例为基础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案例，就是1842年美国诉霍尔姆斯案和1884年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

这两个案件都是极端环境下的救生事件，都是在海难之后发生了杀人和追诉。在霍尔姆斯案中，杀人是为了让严重超载的救生艇减轻负荷。在杜德利和斯蒂芬案中，杀人是为了给行将饿死的幸存者果腹。

2、2008年11月19日，福州鼓楼区某小学被一名不符合入学报名条件的新生之家长以返还原物为由告上法庭。
根据福州市教育局相文件规定，2008年福州市所有适龄入学新生按照所划片区学校入学时必须提供户口本、房产证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原件，且户口本与房产证所记载的住址必须完全一致。

2008年8月20日，一位新生家长持户口本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原件到鼓楼区一小学为其女儿报名上一年级，学校开具了一张收条给该家长。经过学校工作人员审查，发现该学生家长提交的证件中缺少报名必备的房屋产权证，于是当面告知该家长因证件不齐全不符合入学条件。

该家长当即表示要回去开具证明，并于当天上午持两张小区物业证明到学校要求让其女儿报名，并称其家庭住址与户口本上的地址是一致的，学校工作人员当场告诉该学生家长证明不能代替房屋产权证，并当场将两张证明退给家长。

8月20日当天晚上，学校工作人员按照该家长提供的家庭住址上门家访核实，发现该家长并不住在其向学校提供的家庭住址（事实上其实际家庭住址是在晋安区，其女儿小学划片也应在晋安区）。

学校于8月22日通知该学生家长到学校领回证件，并告知因家庭住址不符合要求无法接受其女儿的入学报名。该学生家长22日到学校领取证件，学校工作人员要求其交回收条，该学生家长称来时匆忙忘记把收条带来，答应过一两天带来。

学校老师考虑到学生报名在即需要证件，就答应了家长先把证件退还给家长，收条没有当场收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8年11月19日，该学生家长作为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学校返还原物即返还户口本及儿童预防接种证。

其证据是学校的为其开具的证件收条一张。作为被告的学校进行了答辩，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提供了证据。

本案件经过法院三度开庭，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2009年4月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还在审理过程当中。

3、高楼中的1301室在除夕之夜着火，1401的某先生及时发现了火势，并且作为一个素质公民，某先生报火警并且去找物业，由于是除夕之夜，所以消防员暂时赶不过来，物业先派人来灭火，但是无法正面进入1301，于是决定从14楼灭火。

但是14楼的住户都不愿意让物业进入他们家里作为灭火通道，这个时候某先生主动要求物业通过他们家来灭火，这时候所有的人都被疏散到了13楼，过了半个小时火势被控制，物业得知消防员快到了，于是陆续从房中撤出，但是某先生发现楼道内水漫金山，往上看发现都是从他家里溢出的。

他想上去看，但是被保安拦住，说火势还没有完全扑灭。这时某先生抓住一个物业人员询问他是否关闭了消防龙头，那人说忘记了。10分钟后消防员来了，成功扑灭火势，又10分钟后消防员撤出。

这时某先生回家发现自己的木质地板已经完全湿透，室内有20cm的积水，半年之后完全腐烂，家里电器完全不能使用，在梅雨季节满屋子的虫子，平均每平方米有上千条虫子，无法住人，于是将物业告上法庭，但是物业以住户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所为，也可能是消防员所为，最终一审判决原告某先生败诉。

4、2006年4月21日，广州青年许霆与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许取出17.5万元，郭取出1.8万元。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许霆潜逃一年落网。

2007年12月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

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

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赃款1.8万元。经天河区法院审理后，法院认定其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而潜逃一年的许霆，17.5万元赃款因投资失败而挥霍一空，今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日前，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霆随后提出上诉，2008年3月，广州中院认定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许霆再度上诉，2008年5月，广东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辱母杀人案”一经曝光，就引发热议，一是被刺杀者杜志浩的极端侮辱于欢母亲的行为引起公愤，二是对当地警方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引起质疑，三是当事人于欢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结果引起公众不满。

“辱母案”从一开始可能就注定了悲剧，首先于欢为周转资金而借款高利贷，后因欠款未能即使还上而招致暴力催款，中途母子二人有打过市长热线110却无人帮助，就在实发当天，警察还介入过此事，但只是说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草草了事。

造成警察走后于欢看到母亲被羞辱后，情绪崩溃，拿刀捅伤了三个催款人，其中杜志浩因失血休克死亡，其他两位一重伤一轻伤。

法院予以判处于欢无期徒刑的判决，一部分人认为法律即是法律无关于同情，一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为人而定，应该符合人性。归根究底是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冲突。

于法，法院认为，于欢拿刀捅伤他人不在正当防卫范畴，属于故意伤人，并造成一死两伤，又鉴于暴力催款行为恶劣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于德，人性上，如果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收人百般凌辱，又求救无助的情况下，人的情绪会处于崩溃状态，感受到人性的冷漠后，出于防止母亲再受到非人的侮辱，当事人只能动起杀人的念头，也可以说是预防性杀人。

(3)驳回案例扩展阅读：

法与道德的联系

社会主义法与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

它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集体主义思想，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

D. 案例分析：不规范成语注册商标被驳回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但也不是说，这种注册方式就绝对不能注册注册成功

E. 驳回起诉与驳回诉讼请求的区别是什么

驳回起诉是指人民法院依据程序法的规定，对案件进行审理中，发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而对原告的起诉予以拒绝的行为。驳回起诉是发生在人民法院立案后，尚未审结前（如果在立案之前就发现的则应裁定不予受理），一般只适用于第一审程序，适用的是程序法，确认当事人无权起诉，即当事人没有程序上的诉权，或没有实体上的请求权，本不应起诉而提起了诉讼，针对的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起诉，一般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较少适用，如果二审或再审时发现案件不应受理的则可以发回重审，由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当然，如果二审或再审时法院发现案件不应受理但已作出实体判决，也可裁定驳回起诉。驳回起诉是人民法院对诉讼中涉及的程序性事项的规定，只要原告的起诉符合民诉法第108条的规定，原告可重新提起诉讼。 驳回诉讼请求是指人民法院对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向对方提出实体权利要求，因为当事人的实体要求没有实体法上的正当理由和法律依据，以判决形式予以拒绝的行为，包括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和驳回部分诉讼请求，实际是在于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否定性评价。第一审、二审、再审程序都适用，依据的是各种实体法律、法规。

F. 已经提出书面异议被法院驳回了

争议案例 在某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中，原告向我国甲法院起诉了两名被告，被告一为外国法人，被告二为中国法人，甲法院向两被告依法送达了起诉状并给予了相应答辩期，被告二在法定期限内向甲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案件应由其住所地的乙法院管辖，但被告一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审查，甲法院认为案件与其无连接点，裁定将案件移送乙法院管辖。被告一、二均未对该裁定提出上诉。乙法院在受理该案后，再次向两被告送达起诉状并给予了答辩期，被告一在答辩期内向乙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不应由中国法院管辖。乙法院认为被告一的异议不能成立，裁定驳回。被告一提出上诉。 上述案例中，受移送法院在接受案件后重新送达起诉状并给予被告答辩期似乎是管辖权异议反复提出的导火索，但深层次的问题是原受理案件法院与受移送法院对移送管辖案件审理程序是否衔接、当事人是否有权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等问题认识不统一。该问题如果不解决，势必影响案件实体审理的效率。由于我国诉讼法并未赋予原告与第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因此本文仅探讨被告在移送管辖的情形下是否有权向受移送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问题。 分析 审判实践不能完全避免当事人向受移送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一是根据民诉法关于管辖的有关规定，对于同一案件来讲，可能同时存在多个有管辖权的法院；二是实践中，在移送管辖时，原受理案件法院只是依职权在多个有管辖权的法院中选择一个，通常不会考虑原告或被告的意愿，更加无法兼顾几方当事人的选择；三是受移送的法院通常将被移送的案件作为自己的新案件来处理，不仅重新计算案件的审理期限，而且有些法院还重新送达起诉状并给予被告答辩期间，这为当事人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提供了可能。那么移送管辖下，当事人是否有权提起管辖权异议？ 笔者认为，对于移送函移送管辖来讲，由于它是原受理案件法院自行就管辖权进行审查的结果，此时尚未有任何一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原受理法院在移送案件时并未就管辖权作出生效的法律文书，因此应当允许被告向受移送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实践中对此争议不大。因此，本文讨论的重点是裁定移送管辖情形下，被告就受移送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处理。 对于裁定移送管辖，是否应当受理以及如何处理被告向受移送法院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与做法： 一种观点认为，被移送的案件对于受移送法院来讲，除了该案是因其他法院移送而被立案受理而非当事人自行在该院提起诉讼以外，其他方面与该院自行受理的案件并无本质的区别，因此所适用的程序应当是相同的，当然应当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并给予法定的答辩期间。被告在受移送法院给予的答辩期间内，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受移送法院亦应当予以审理。因为民诉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受移送的法院如认为案件不属于该院管辖。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这表明受移送法院对于被移送案件的管辖权不因移送而必然产生，受移送的法院可以就其对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审查。既然法律赋予受移送法院审查的权利，当然亦应当允许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 另一种观点认为，裁定移送管辖，是由于被告主动向原受理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引起的，因此被告在原受理法院的审理程序中并不进行实体答辩。在案件被裁定移送以后，受移送法院再次给予被告的答辩期间，只是被告进行实体答辩的期间，不再是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因此被告无权再次向受移送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且无论该异议是否成立，受移送法院均不应再采用裁定的形式予以裁判。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 1.虽然民诉法规定管辖权异议应当在答辩期内提出，但不表示有答辩期就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事实上“管辖权异议提起的期限”与“答辩期” 在法律上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诉法关于管辖权异议提出期限的规定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强调管辖权异议应当在何时提起，二是强调管辖权异议提出的期限与答辩期限等长。如果被告在原受理法院给予的“答辩期”内不提管辖权异议，则该期间为名副其实的“答辩期”；如果被告准备提出管辖权异议，其不会进行实体答辩，原“答辩期”虽徒有“答辩”之名，但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管辖权异议提起的期限”了。因此，以民诉法关于管辖权异议提出期限的规定，认为只要给予答辩期即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观点，混淆了“管辖权异议提起的期限”与“答辩期”这两个法律概念，对于“答辩期”的理解过于机械。在案件被裁定移送管辖以后，即使受移送法院重新给予被告答辩的期限，也是考虑到被告在原审理法院并未进行实体答辩的原因，因此这是真正的“答辩期”，不能再次异化为“管辖权异议的提起期限”，否则与期间的不可逆转性特点相悖。 2.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经济纠纷案件当事人向受诉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限问题的批复》（ 法经复＜1990＞10 号）中指出，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限内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法院应当先就本院对该案有无管辖权问题进行审议；逾期提出的，法院不予审议。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限内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但是在法院就有无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定前，又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表示接受受诉法院管辖的，视为当事人自动放弃了异议。以后，当事人在诉讼中再行提出管辖异议的，法院不再审议。上述规定突出强调了管辖权异议提起的期间及逾期提出人民法院则不予审理的法律后果，因此其性质更类似于除斥期间，期间经过后，当事人的该项权利即消灭，不存在重复产生与行使的问题。 3.原受理案件法院及其上诉审法院就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作出的裁定一旦生效，即表示其对该案的管辖权已经作出终局认定。最高人民法院（2000）交提字第5 号民事裁定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精神。在该裁定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某一诉讼请求的司法管辖权，一经人民法院裁定，就不能以任何方式变更，包括请求人撤诉后又向其他法院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即使请求人在撤诉以后以同样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再行诉讼，仍应向原生效管辖裁定认定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请求人如果对人民法院的裁定有异议，只能通过上诉或者审判监督程序请求变更”。 纠纷一经法院生效裁决，法院即不再受理同一当事人因同样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再行提起的诉讼，因此，对于实体争议任何法院绝不可能以其将要作出的文书与原有生效文书内容相同为由而再次审理，这就是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在管辖权争议纠纷中，亦应当贯彻这一原则。原受理案件人民法院或其上诉审法院就管辖权作出的裁定虽然解决的是纯粹的程序问题，但上述文书一旦生效，即与任何其他解决实体争议的裁决一样，非经法定程序撤销，任何其他法院不能再就同一案件的管辖权作出裁定（即使受移送法院所作出的裁定内容与原受理案件法院的裁定内容相同）。 4.当事人关于案件管辖的争议可以彻底解决在原受理法院及其上诉审法院的审理程序中。我国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就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提出上诉，因此，被告（甚至包括原告）如果对原受理案件法院就管辖权作出的裁定不服，可以提出上诉。比如在前述案例中，甲法院裁定将案件移送乙法院的内容表明其首先认为本案应由中国法院管辖，其次才是其认为案件应由中国乙法院管辖。被告一如果真的对中国法院的管辖权存有异议，即使其确因客观原因导致未能在甲法院给予的答辩期内及时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话，它亦可以在甲法院的裁定作出后，通过依法向甲的上级法院提出上诉的方式，重申其对中国法院管辖权的异议。但被告一拒不行使其合法诉权，却在案件被裁定移送乙法院以后提出其本可以在原受理法院程序中解决的问题，这一做法似乎存在一定的恶意。由于法律已经在原受理案件法院及其上诉审法院的程序中充分赋予案件的当事人以救济手段与途径，因此在案件被裁定移送管辖以后，如果允许被告向受移送法院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势必导致程序的重复，有违效率原则，同时也会造成个别当事人利用该程序迟滞案件的实体审理。 5.民诉法第三十六条赋予了受移送法院对案件管辖权的审查权，但并不意味着裁定移送管辖下的被告亦同样享有此权利。因为法律对案件的审查权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始终，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中，不受期间的限制，但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 管辖权异议虽然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但它实际上是案件审理的前置性程序，直接制约着案件能否尽快进入实体审理。虽然在移送管辖的情形下当事人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形不普遍，但因前述个案带来的问题却值得认真思索。由于我国民诉法并未明确规定被移送的案件在原受理法院与受移送法院之间程序上是否衔接，因此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G. 民事诉讼案件中，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与裁定“驳回起诉”有哪些异同

你好，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与裁定驳回起诉是诉权这一概念分出的二种情况，诉权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保护其实体权益。而诉权分出的二种权利，一是起诉权，这是程序上的权利，即当事人是否有起诉的权利，法院是否应当受理。二是胜诉权，这是实体上的权利，即法院是否会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如果没有起诉权，在立案时，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如果受理了，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如果没有胜诉权，仅有起诉权，法院在受理后，经过庭审，则会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根据你说的案例，该案可能是没有起诉权，但一审法院不仅立案，而且还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二审中，二审法院可能发现了当事人根本没有起诉权，但该案已经一审判决，不可能再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而只能根据《民诉法解释》第139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了。
至于你问的驳回起诉的条件，没有具体情形，仅有一种情况，就是《民诉法解释》第139条的规定，“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也就是说，驳回起诉是对不应受理的案件但又未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的一种补救，但应受理的案件只要符合《民诉法》第108条就行，不予受理的案件有有七种情形，太多，打字麻烦，你可以看一《民诉法》第111条规定。
不清楚的地方你再追问。

H. 商标驳回与部分驳回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1、驳回或部分驳回通知书应准确适用相关法律条款。
2、待审商标在部分商品上以绝对理由驳回，在部分商品上以相对理由驳回的，对于以绝对理由驳回的部分，须对其是否有在先权利进行检索。
3、待审商标的某部分以绝对理由驳回时，须对该商标其它部分有无在先权利进行检索，若有在先近似的商标的，应同时引用相对理由驳回。如在药品上的“雪山胃宝”商标，服装上的“天龙纳米”商标，除引证在先的“雪山”、“天龙”商标驳回外，还需引用禁用条款驳回“胃宝”、“纳米”部分。

4、对待审商标拟以绝对理由驳回时，应检索相同商标在所有类别上的审查处理情况。除了考虑各类商品/服务项目的特殊性之外，相同商标在不同类别上的审查标准应保持统一。

5、待审商标以相对理由驳回或部分驳回的，应注意以下问题：

（1）确认引证商标的权利状态，如果引证商标有优先权、续展、变更、转让、撤销等信息的，应查看详细情况。

（2）驳文应明确指出待审商标与引证商标具体近似的部分。

（3）如商标的同一要素需引证两个以上商标驳回时，应指明类似的商品。

I. 商标注册驳回及案例

1、正抄确，根据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县袭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2、可以申请复审，在收到驳回复审通知书的15日内，提供相关证据申请复审，过期不受理 3、不受理，因为你的商标并没有专用权，也就是没申请注册保护;当然也有例外，你的品牌相当有名，对当地有很大的影响 商标注册是个重要事情，不要盲目操作，先全面了解才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你可以去专业站“知易网全国商标注册中心”(网络上搜索就有了)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内容，祝你成功哦。。。

J. 谁帮忙找找最有争议的民事案例啊，，，，急需，，，，跪求啊

赣县韩坊乡青年农民刘某，与同村女青年王某自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感情甚笃，高中毕业后他们又双双来到广东一家制衣厂打工。随着相互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多，刘某和王某的感情日益升温，私下里两人相互订下终身。今年正月十五，他们俩终于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下和村民们的祝福声中结成百年好合。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6月，刘某夫妻俩从广东赶回家里过端午节。端午节过后，王某因怀有三个月身孕被留在家中休养，刘某只身前往广东继续打工。但就在途中刘某突遇车祸身亡。刘某父母听到自己唯一的儿子、王某听到自己恩爱的丈夫惨遭车祸身亡，当即都哭得昏死过去。他们忍痛办完刘某的丧事后，刘某的父母又有了新的担忧，儿媳王某只有20来岁，还很年轻，再婚是必然的，她腹中的胎儿才三个多月，可就算是刘家唯一的“血脉”了，便与王某商量，请她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生下来。为保证王某能生下孩子，刘某父母要求王某签订如下一份协议：王某若保证把孩子生下来，并给孩子哺乳满半年，那么王某再嫁人，公婆不予干涉，孩子的抚育费用由爷爷、奶奶负担，且公婆依法可继承其儿子的房产、存款等全归王某所有；王某如果不把孩子生下来，则要赔偿公公、婆婆精神损失费5万元，并丧失对丈夫财产的继承权。王某实在不忍再看到刚丧爱子的公婆难过的样子，便签下了这份协议。签订协议后，老俩口受伤的心总算得到了一丝慰籍。然而，8月初，王某却在亲朋好友及家人的劝说下，“违约”到医院做了“人流”手术。听到王某堕胎的消息，刘某父母痛苦万分，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要求王某按协议赔偿自己的精神损失费5万元。法院经过审理，以该协议无效、原告诉讼请求没有法律根据为由驳回了两位老人的诉讼请求。（本案存在我国所崇尚的“权利义务至上”与西方的“契约至上”的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本案中被告享有该款规定的生育权利和不生育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剥夺和限制其权利和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对于本案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因协议限制了被告的不生育自由，违反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强制性规定，故系无效合同。即使被告在签订保证协议时是自愿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但被告的不生育自由不因一纸协议而被束缚。 另：生育权是人身权利，本案中的协议是与人身关系有关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的诚实信用等原则的约束。-----（中国法制下的价值观，“权利至上”）但按照西方“契约至上”的价值观来判断，则本案中的协议是有效的。当事人在订立契约时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契约生效后就必须受到契约之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