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撕毁合同

A. 当年苏联为什么要单方面撕毁帮助中国的协议

苏联撤回所有技术人员 苏共二十大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注：参见《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这一不寻常的做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获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事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表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反映比较复杂。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总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方面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样做也大有好处，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缺点，即批判斯大林这样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说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讲错误，不讲功绩。（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页。）这表明，从如何对待斯大林这一问题开始，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观点。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不仅在内部批评苏共的做法，而且先后撰写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第一次虽然婉转却是公开地表明了不同于苏共的意见。除了在斯大林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也不赞成，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不过，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就“和平过渡”问题与苏共领导人争辩，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时，由于苏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才在会议的内部讨论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观点，要求苏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后不久，除上述两大分歧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有新发展。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间接影响。1956年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满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评苏共和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不过，相对而言，1957年以前，中苏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那么重要，那么引人注目。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况发生改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以笔者之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双方的经历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因而难免出现分歧。以斯大林问题为例，不管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确，他毕竟是从苏联的情况和苏联的需要，包括赫鲁晓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发的，而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内情并不十分了解，对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无切身感受，又主要是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的，自然看法也就不会和苏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贯英明、正确的神话，打破了苏共和苏联完美无缺的神话，也削弱了斯大林、苏共和苏联长期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思想，不仅使他们敢于怀疑苏共苏联，也敢于发表不同于苏共和苏联的意见了。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前，特别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三是经过建国初期几年的实践和发展，新中国逐渐壮大起来，中共领导人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设方面，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上台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资历、威望、经验等方面均无法与毛泽东等人相比，这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苏共和苏联领导人面前十分谨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时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现，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今天看来，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出现分歧，不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时期” 那样“完全一致”倒并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双方处理得当，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不一定对既存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已为1956-1957 年的事实所证明。

实事求是地说，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尽管中苏两党在斯大林、和平过渡、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有了重大分歧，双方不断产生争执，但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倒退，甚至还有新的发展，比1955年以前更为密切。其间，不仅双方继续进行友好合作，苏联还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苏联答应在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帮助中国，并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中苏两国因而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的意识形态分歧未使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当然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一是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局限于一般理论问题的范围，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并没有上纲上线，更没有激怒苏方的意图和做法，从而使争论大致上能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可见，只要处理得当，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二）

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诚然，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也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需要认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后，意识形态分歧是怎样加剧中苏关系恶化的？

笔者认为，总的说来，1958年夏天之后意识形态分歧之所以开始损害中苏关系，是因为中苏之间出现了其他新的争执，致使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并和其他争执交织在一起，而双方对分歧和争执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1958年夏天开始，中苏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分歧和争执交织在一起，使原来似乎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分歧陡然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具破坏性了。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无疑都要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苏之间也不例外。不过，在“蜜月时期”，由于双方基本上遵循了 “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做损害对方国家利益的事，故双方虽在一些小的问题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执。然而，从1958年夏天起，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最初的风波就是当年夏天连续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事，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毛泽东为之大发雷霆，赫鲁晓夫则为此急匆匆地飞到北京，为苏联辩解。此事后来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恶感。接着，当年8月又发生台湾海峡问题的争执。中国为打击蒋介石集团和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未与苏方磋商便发动了炮击金门、马祖之战，苏方虽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但因担心炮击金、马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故实际上对中国不满，并且进而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1959年中国为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反对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采取自卫手段。但苏方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对苏美缓和不利，破坏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和平气氛，因而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公开发表了一个袒护印度的声明。此外，苏联也对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满，而中国则对赫鲁晓夫热衷同美国拉关系颇有微词，如此等等。显然，上述争执都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彼此关系的好坏，因而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也必然损害双方的关系，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关系也会发生逆转。然而，与一般的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中苏之间不仅存在着国家利益问题，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两者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更加严重了。
参考资料：<中俄关系史>

B. 苏联撕毁合同后，中国的情况。

要分两个方面说
坏的一方面就是大批项目下马，1960年7月，苏联政府确实撕毁了同中专国签订的600来个合同，属其中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
结果就是工业升级计划推延了至少5年，而且更可怕的就是错过了一次工业升级的机会，当时正好是电子工业大发展的时候，损失了至少10年

但也有有利一面，合同涉及的基本上都是重工业项目。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些重工业项目由于苏联的撕毁合同不得不下马，才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从而避免了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C. 苏联政府在何时单方面撕毁合同，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的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撕毁合同，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苏联专家撤走版了，权给海防导弹试验靶场留下了一大堆进行了一半的工作。岸舰导弹的大部分内容还没有讲，更谈不上实际操作。基地里的一个翻译充满愤懑而又无可奈何地说：苏联专家撤走，对我们初建的海防导弹试验靶场来说，就像一个人正在顺着悬崖向上爬的时候，被人突然撤走了脚下的梯子。这个时候，你只有上，没有下，只有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奋力向上攀登。老师走了，但学生们没有被遗留下来的困难压垮。

D. 当年苏联为什么要撕毁约定，撤走所有专家技术人员

因为1960年初，中苏关系恶化。

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交照会，指出中国向苏联专家散发《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是将“自己观点强加于苏联专家”，是对苏联专家劳动的“公开的不尊重”，决定召回在中国的全部专家和顾问。

7月25日，不等中国答复，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将于7月28日到9月1日离境，并终止派遣按照协议应派出的900名专家。7月31日，中国政府复照会苏联政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撤走专家的决定，并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的未到期的专家。

但是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照会不予理会，在1个月内撤走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中断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协议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止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了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的供应。

(4)苏联撕毁合同扩展阅读：

1960年7月，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

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E.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片面撕毁了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共计600个合同。why

苏联撤回专家是在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首先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提出了三和路线即“在和平共处条件下与资本主义展开和平竞赛，由于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和平革命，社会主义最终会胜利”。而中共认为斯大林功过应七三开，功为主，过为次；并且中共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不可调和论断是正确的，不可更改的，战争不可避免，并且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将彻底灭亡社会主义会胜利。苏联认为二者矛盾缓和，在核武器条件下爆发世界大战将是人类的末日。而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中方炮轰金门前未通报苏方；中印战争时苏联真理报发表中立声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提出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和建立联合舰队，双方共享海岸线，中方认为建立电台事关主权，提出由中方出资金，苏方出技术，和建电台后，电台主权归中方，苏方可以使用；而关于建立联合连队中方认为中国海军实力太弱无法共享海岸线，若与苏联建立联合连队将使苏联控制中国海军。等等一系列事情造成双方交恶，赫鲁晓夫访华回国后不久就召回苏联专家，撕毁合同 双方交恶事件复杂 具体可以楼主可以看看维基网络 手机码字辛苦啊，给分吧

F. 太原四季气候特点

太原的气候特点是：冬季干冷漫长，夏季湿热多雨，春季升温急剧，秋季降温迅速，春秋两季短暂多风，干湿季节分明。

太原由于其地形复杂多样，海拔高度差异较大，海洋性气候对境内的影响，形成了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夏秋降雨集中，冬春旱多风。

太原的春季气温回升快，光照充足，降水少，蒸发大，大风日数较多，占全年的40%～60%；夏季气温高、湿度大，降水集中，7月和8月是一年中降水最集中的两个月，这两个月的降水占全年降水的60%左右；

秋季气温下降快，多晴朗天气；冬季寒冷干燥、晴朗大风天气较多，1月是全年的最冷月，降水也很少，仅占全年总降水量的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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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地理环境：

太原位于山西省境中央，太原盆地的北端，华北地区黄河流域中部 ，地处南北同蒲和石太铁路线的交汇处。区域轮廓呈蝙蝠形，东西横距约144公里，南北纵约107公里。

太原西、北、东三面环山，中、南部为河谷平原，整个地形北高南低呈簸箕形。海拔最高点为2670米，最低点为760米，平均海拔约800米，市区坐落于海拔800米的汾河河谷平原上。

太行山雄居于左，吕梁山巍峙于右，云中、系舟二山合抱于后，太原平原展布于前，汾水自北向南纵贯全境。 市区东有太行山阻隔，西有吕梁山。

G. 当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所有的资源，中国是用以鸭蛋代替钱，来还贷的

貌似是的。可以问一下社会老师

H. 中国的原子弹是谁发明的，只有一人啊！

是由我国当时顶尖的科学家共同作业完成的，其中功劳最大的是钱学森。

中国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基础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即着手准备研制原子弹。1959年开始起步时，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中苏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撤走专家，中国决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一任务。

中国首次试验的原子弹取"596"为代号,就是以此激励中国军民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

1964年10月16日，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

经过两年多，1966年12月28日，小当量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半年之后，于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进行了百万吨级的氢弹空投试验。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核武器这两个发展阶段的任务。

(8)苏联撕毁合同扩展阅读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0年代中期，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打破他们的核讹诈、核垄断，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党中央和毛主席果断做出了自力更生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1956年，在中央制定的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中，原子能研究被列为第一项重要任务。

创建初期的中国的核工业，曾得到过苏联的少量技术援助。但是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拒绝向我国提供有关资料，不久又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

1960年7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有关地区和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大批的科技人员参加到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攻关中。他们隐姓埋名，把健康、青春、甚至生命，都献给了祖国。

筹备初期，物理学家钱学森找到科学家邓稼先，说：中国要放一个“爆竹”，要你来做这个“爆竹”。当晚，邓稼先通宵不眠，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他对夫人说：从今以后我的生命就交给了这个工作。家中的事和两个孩子我是不能管了。在邓稼先为中国的国防事业而拼搏的时候，连他的岳父许德珩都不知道女婿到底在干什么。

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掌握了核技术。恰好在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当人们得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全场沸腾了。

同一天，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威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给所有中华儿女带来的巨大鼓舞。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体现出的那种精神力量，也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I. 前苏联在1960年为什么要撤走全部专家,单方面撕毁合同呢

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做里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苏在对马列主义内、共产主义的理解出现了容分歧，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有了分歧。57年苏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毛认为干涉了内政。尤其在对波兰、匈牙利等国家事变，苏采取干预政策，加剧了毛对苏的不信赖。后来要在旅顺港建联合海军、在中国东北建立航空灯塔等问题，中国没有答应。虽然两国领导人都采取修复关系的行动，但是双方分歧太大，没有结果，由政治问题转变为军事、经济问题。邓小平的九评苏共也是加剧了分歧原因之一。50年代末大跃进的贸然急进，加上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很困难，就在这时，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732项，带走图纸。中苏关系恶化开始表面化。

J. 苏联为什么对中国背信弃义撕毁合同

• 苏联撤回所有技术人员 苏共二十大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

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注：参见《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这一不寻常的做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获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事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表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反映比较复杂。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总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方面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样做也大有好处，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缺点，即批判斯大林这样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说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讲错误，不讲功绩。（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页。）这表明，从如何对待斯大林这一问题开始，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观点。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不仅在内部批评苏共的做法，而且先后撰写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第一次虽然婉转却是公开地表明了不同于苏共的意见。除了在斯大林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也不赞成，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不过，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就“和平过渡”问题与苏共领导人争辩，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时，由于苏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才在会议的内部讨论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观点，要求苏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后不久，除上述两大分歧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有新发展。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间接影响。1956年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满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评苏共和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不过，相对而言，1957年以前，中苏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那么重要，那么引人注目。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况发生改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以笔者之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双方的经历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因而难免出现分歧。以斯大林问题为例，不管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确，他毕竟是从苏联的情况和苏联的需要，包括赫鲁晓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发的，而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内情并不十分了解，对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无切身感受，又主要是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的，自然看法也就不会和苏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贯英明、正确的神话，打破了苏共和苏联完美无缺的神话，也削弱了斯大林、苏共和苏联长期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思想，不仅使他们敢于怀疑苏共苏联，也敢于发表不同于苏共和苏联的意见了。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前，特别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三是经过建国初期几年的实践和发展，新中国逐渐壮大起来，中共领导人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设方面，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上台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资历、威望、经验等方面均无法与毛泽东等人相比，这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苏共和苏联领导人面前十分谨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时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现，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从1958年夏天开始，中苏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分歧和争执交织在一起，使原来似乎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分歧陡然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具破坏性了。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无疑都要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苏之间也不例外。不过，在“蜜月时期”，由于双方基本上遵循了 “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做损害对方国家利益的事，故双方虽在一些小的问题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执。然而，从1958年夏天起，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最初的风波就是当年夏天连续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事，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毛泽东为之大发雷霆，赫鲁晓夫则为此急匆匆地飞到北京，为苏联辩解。此事后来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恶感。接着，当年8月又发生台湾海峡问题的争执。中国为打击蒋介石集团和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未与苏方磋商便发动了炮击金门、马祖之战，苏方虽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但因担心炮击金、马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故实际上对中国不满，并且进而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1959年中国为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反对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采取自卫手段。但苏方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对苏美缓和不利，破坏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和平气氛，因而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公开发表了一个袒护印度的声明。此外，苏联也对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满，而中国则对赫鲁晓夫热衷同美国拉关系颇有微词，如此等等。显然，上述争执都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彼此关系的好坏，因而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也必然损害双方的关系，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关系也会发生逆转。然而，与一般的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中苏之间不仅存在着国家利益问题，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两者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更加严重了。

参考资料：《中俄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