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纠纷案例

⑴ 劳资纠纷案例 承包一弱电项目，工程款一直不给结，能否把我干的话破坏掉，钱也不要了该怎么办呢

把自己做过的工程破坏掉不是明智之举，最好还是找一包把情况说明，或者几方协商由二包委托一包付款，相关结算和付款手续凭证等手续履情；如果进行起诉，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你是一个弱势群体，应该没有什么胜算，况且打官司周期长、费用高，你根本耗不起；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寻求当地劳动监察大队、信访部门或者媒体的帮助，你的承包合同、结算手续、付款凭证以及往来资料等都可以作为证据。

⑵ 谁知道怎样拿到政府关于劳资纠纷，劳资关系情况的统计数据或案例啊谢谢啦

有时员工会存心保存证据，不符合劳动法的地方也不说，也不和公司争论内，就在公司混着，到时容一并和公司算总帐的，广州开发区一家公司，就被一个叫王美荣的40多岁的女工告上了仲裁，被狮子大开口三年要六万多，被这家公司以非法生育二胎时请假当自离只算一年多。打工想赚钱进不了正规的，小公司收下了又担心被告，出现纠纷了是双输，员工拿不了多少钱，但名誉丢了，公司也不会因此就按劳动法。

⑶ 劳资谈判的劳资谈判案例

近年来，荷兰的就业形势要好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据经合组织的统计， 1997年荷兰的失业率不到7%，大大低于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现任的荷兰联合政府在1994年上台执政时，提出要在1998年任期届满时创造 350000个就业岗位的宏观目标早在1997年已经实现。这一奇迹正是其劳动市场改革带来的成果。荷兰出现较好的劳动市场形势取决于下列几大因素：第一，有利于就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中央政府、雇主代表和工会代表三方互相配合和积极参与的工资协商制度；第三，采取的一系列被动和主动的劳动市场政策；第四，对劳动市场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改革。
荷兰独特的工资协商制度对创造令人瞩目的劳动力市场形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荷兰雇员的工资是由中央政府、全国一级的雇主组织代表和工会代表三方通过协商、签署集体协定来决定的。在遵守劳动条件法、工作时间法、同工同酬法、最低工资和最少假日补贴法的原则基础上，集体协定在决定工资、工作时间和其他具体的就业事项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荷兰，75%的劳动力受集体协定的约束。近30年来，工资是按照1968年颁布工资决定法来确定的。当在某些国家利益需要优先加以考虑时，荷兰社会事务和就业部会颁布一些临时工资法，一般说来，这些临时工资法必须与其他的法规如价格法等同期执行，临时工资法对所有的工人具有相同的约束性。
荷兰三方组织有关工资的谈判一般以一年为一个周期。每年的入秋时节，中央政府、全国一级的雇主组织代表和工会代表开始对下一年的工资增长幅度进行谈判。
工资水平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提交的下一个年度的社会经济政策备忘录和宏观经济调查报告。这些文件对雇主组织和工会代表了解当年和下一年国家经济形势，提出并确定合理的工资水平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价值。
工资谈判充分体现了公平、协商和集中的原则。先由全国一级的雇主组织和工会的代表通过谈判就下一年度工资水平和其他的就业细则达成协议。然后，他们的决定将被写入中央协定中。中央协定通常对就业细则提出一系列建议，作为行业和公司层面上进行谈判的基本框架。
主要的雇主组织和工会代表在工资的谈判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政府也介入其中，并对工资谈判产生应有的影响。政府的作用是与全国一级的雇主组织和工会保持不断的沟通、协调和磋商；在雇主组织和工会意见不一致，不能达成中央协定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依据工资法干预工资的决定。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政府对工资决定通常起到一定的干预作用；从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雇主组织和工会相互协调的能力加强，政府对工资决定的干预程度明显减弱，只是偶尔对工资谈判提出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正式的谈判在中央一级的协商结束之后才开始。通常，在行业和公司层面上的谈判以工会提出一系列的要求拉开序幕。雇主们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工会的要求作出反应，此时谈判才进入正式阶段。来自雇主组织和工会两方的代表进行协商并试图就各种问题达成协议。第一轮谈判多少带有一些试探的性质，紧接着是对各种要求进行讨价还价。谈判的中心通常是对工会的各种要求进行预期代价的估算。在决策阶段，雇主们决定哪些要求他们可以满足，而哪些要求他们不能接受。在荷兰，大多数的集体协定都从充分协商而不是通过罢工来达成的。
这种通过充分协商决定工资水平的机制，使荷兰罢工次数及其损失的工作日相比欧盟其他成员国要少得多。在1985至1994年期间，平均每年劳资纠纷为28起，牵涉到的雇员人数为23500人，损失工作日约7000个。
自威斯纳协定签署后，荷兰工资谈判的重点就是抑制工资的快速增长。在 1970-1983年期间荷兰的年均工资的增长率为9%。威斯纳协定签订后，工资增长的速度开始放慢，1984-1996年，工资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实际工资的增长还要缓慢，甚至要比欧盟国家在1984-1996年期间的平均1%的工资增幅还要低。
许多荷兰经济学家将工资的低幅增长看成是荷兰出现可喜就业形势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将 1973-1982年和威斯纳协定签订后的那段时期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两个时期内来自外部的需求基本相似，而实际的年均劳动成本增长幅度却从 1973-1982年的3.8%下降到了1983-1996年的0.8%，雇员的人数和工作时间都在上升，生产的增长呈加速趋势，从原来的1.9上升到 3.0%。 一般来说香港大部分的劳工，并不属于任何工会，因此在与雇主谈判工资时经常个别进行。由于香港经济，几十年来不断转型，所以工会并未受到广泛欢迎。但近来由于失业率高，很多雇员“被逼”减薪，于是有人提出，若雇员能够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集体与雇主谈判争取权益，就像西欧国家的工会那样。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我们不妨看看数据。根据塔柏叠尼（Guido Tabellini）教授的研究，“集体议价能力”较高的西欧，劳工税项（包括因为设立失业救济而向雇主额外多收的税项）与失业率的关系非常明显，但在其他国家则不然。原因很简单，因为集体议价能力愈高，便容易将劳工税项转嫁到雇主身上，而雇主对于各种转变也就很敏感，税项轻微的上升，即大大减低雇用员工数目，戚布朗沙（O.J.Blanchard）的研究发现，劳工在整体经济所分享到的成果在西欧不断下跌，而其他国家却没有类似现象。这正好表明，雇员手上的“武器”愈多，愈容易吓怕雇主，而雇主只好增加自动机器的使用，以替代劳工。从而使劳工所得比重因此下降。此外，雇主亦倾向于购买易于操作的机器，以便在罢工时容易找到替换，长此以往，其效果竞导致劳工的“专业性” 下降，因为法例改变了较多被采用的机型类型。

⑷ 据说《人事法务通》是站在企业角度，为企业规避用工风险，但不知道这款软件中的劳资纠纷案例都来源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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