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背心版权

① 封眼小皮鞋可以配一步长裙吗

下面我指导你如何搭配皮裙：
1、皮裙搭配镂空上衣，内套同色或黑色背心更是迷人，复古帅气！
2、皮裙搭配咖啡色粗针织毛衣，短袜短靴搭配秀出修长美腿没商量！
3、皮裙搭黑色头巾，个性十足，足够抢镜，再搭及膝靴高挑迷人，气场十足！
4、皮裙，内搭白色衬衫，经典的黑白颜色搭配，展现出名媛的优雅气质。
5、皮裙（半身裙）：上身搭配短款的羽绒服，棉衣，皮草或是PU上衣，下面搭配纯色的打底裤，慎搭配雪花图案、小鹿图案或艳丽大花的，那样会给人的感觉很乱。鞋子搭配以中筒靴，马丁靴为佳。
6、皮裙（连衣裙）：据裙子的版型和自己的脸型来定选择高领打底或是圆领打底。下面搭配纯色的打底裤。鞋子以中筒靴，马丁靴或是雪地靴为佳。外面搭配短款或是中长款的外套即可。
7、PU半身裙
上身搭配短款的羽绒服，棉衣，皮草或是PU上衣皆可
，下面搭配纯色的打底裤，慎搭配雪花图案或是小鹿图案或是艳丽大花的，那样给人的感觉很乱。鞋子以中筒靴，马丁靴为佳
8、PU连衣裙
不妨根据裙子的版型和自己的脸型来定夺是选择高领打底或是圆领打底
，下面搭配纯色的打底裤
，鞋子以中筒靴，马丁靴或是雪地靴为佳。
外面搭配短款或是中长款的外套即可。
9、短皮裙冬季可以搭配皮草外套（下搭配加厚裤袜），夏日将至的时候搭配T恤、雪纺衬衫，春秋季搭配 皮衣，也可搭配欧美风的外套、针织衫、修身西装、短款皮草、皮马甲等，都是良好选择！帅气硬朗的黑色小皮衣征服了一众时髦的小仙女们，春暖花开的季节也是扎推的再穿。黑色短款小皮衣配工装阔腿裤，经典而百搭的黑色小皮衣搭配绿色工装裤脚踩黑色高跟尖头鞋，简直太有气场了，再用白色上衣过渡一下整体简约大气又不失时尚度。搭配牛仔裤阔腿裤和纹衫，精致的法式风更是时尚味道。

有衣品的女性在搭配时会用配饰来提升整体的时髦度，一个精致的包包，鞋子、帽子都可以给整体增加气质。如下图黑色短款小皮衣搭配条纹裤+报童帽，穿出一种今年主流的复古感，且有还有几分俏皮感，这里面使皮衣看着就没有那么硬朗了。

黑色短款小皮衣配九分裤，显高的同时还自带干练的通勤范，再配上一双尖头高跟鞋让整体的美看着更有气质。尽量选择有包容性的裤子，阔腿裤和直筒裤都是不错的选择，能够将腿部赘肉隐藏，这样更能显瘦。

黑色短款小皮衣配牛仔裤，这是小编姐姐贯穿的套路既简单又省时，内搭上衣也可以任意搭黑白T，印花雪纺衫、高领衫、蓝白色衬衫怎么出穿都不用担心出错。在穿搭上尽量上半身简单宽松，裤装可以选择紧身修身的裤子，这样才能更显身材。

黑色短款小皮衣配宝蓝色百褶裙，走轻熟路线的姑娘们不妨尝试黑色短款小皮衣搭配宝蓝色百褶裙，优雅又易学的实用主义，可以作为早春气质的日常穿搭模板。

黑色短款小皮衣配亮色迷笛裙，大胆而雀跃的亮色迷笛裙给春季增添不少鲜艳的味道，穿起来亮眼又吸睛。在选择裤子和裙装时一定不能选择紧身包腿的裤型，这样会将你的腿型缺陷暴露无遗。尽量选择宽松的休闲裤，阔腿裤或者直筒裤都会很不错。

黑色短款小皮衣配蕾丝印花裙，穿衣搭配讲究和谐美，百搭的黑色短款小皮衣配蕾丝印花裙，轻熟又有女性魅力，这样简约的搭配不仅接地气还特别圈粉，尽量选择高腰款的裤装。

② 张爱玲关于古代小说中出现大量服饰饮食描写的一段著名论断

不知道你找的是不是这个

<<更衣记>>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妖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锻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遍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曾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漏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银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这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俐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象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的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象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答，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③ 描写民国时期，女生衣着和北洋军阀的句子

刘半农等所著《赛金花本事》：对清末民初曾经风光无限的状元夫人、名妓赛金花是这样描述的——“就说我吧，除去时头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兴的样式——颈上挂金链，戴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替换。我耳朵上戴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

上海《时报》：“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一尺有余，乃至暑天，内则穿一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此等妖服，始行于妓女，妓女以色事人，本不足责，乃上海之各大家闺秀，均效学妓女之时下流行恶习。妖服冶容诲淫，女教沦亡，至斯已极。”

张爱玲对服装的描述：“黄的宽袍大袖，嘈切的云朵盘头；黑色绸底上装嵌着桃红的边，青灰长裙，淡黄玳瑁眼镜；如意镶边的宝蓝配着苹果绿色的绣花袄裤”；“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的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漂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推荐《更衣记》：
《更衣记》是传奇作家张爱玲女士的一篇美文。作者用她从容淡然的笔墨在短短的千字文中将辛亥革命前后的百年服饰演变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巧妙地讲述着她对服饰的独特见解。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着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大袄”，在并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
“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
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度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份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草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人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青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
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份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是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薰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
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由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是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青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去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④ 山麓百货类型的小说谁能提供

1937年4月24日，新华书店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清凉山创立。半个世纪来，她在抗日的烽火、解放的硝烟里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壮大。五十春秋话新华，十万书林遍神州，螽斯衍庆，欣以为志。
新华书店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在延安的十年；二、胜利发展中的十年；三、开始全面建议社会主义的十年；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五、伟大转折以后的十年。

一、在延安的十年（1937-1947）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党中央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4月，新华书店适应形势需要诞生于延安。到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军进犯，新华书店总店随中央机关撤离，在延安整十年。这十年，新华书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陕甘宁边区到面向全国，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了力量。

清凉山万佛洞门市

延水河畔，三山鼎峙：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在清凉山靠延水河的一面，有个万佛洞，今天已成为延安的一个旅游点。这里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是新华书店的发祥地，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就座落在这里。

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由陕北保安（今志丹县）进驻延安。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以党的总书记张闻天，还有秦邦宪、凯丰等同志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领导新华社，编辑解放周刊，出版图书。廖承志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后由徐冰接替。党报委员会设有出版科和发行科。出版科副科长黄植，发行科长兼支部书记涂国林，副科长臧剑秋。

4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刊，发行科在《解放》创刊上署名“陕西延安新华书局”，同年10月初改称新华书店。
因为新华书店（局）问世的第一天，是1937年4月24日，所以，这一天是新华书店成立的日期。

中央党报委员会开始设在延安北门外，为防备日机轰炸，7月迁到清凉山万佛洞。发行科在万佛洞底层的一个小石窟开设了门市部。这个小石窟同时又是发行科的办公室，还是涂国林、黄植的卧室。白天，门口放一张桌子，既能办公，又是卖书的柜台。零售书刊就堆在桌子下面、床铺上面、旮旯拐角，到处都是书。书库设在上边万佛洞主窟右后侧的小石窟，与门市之间蜿蜒着一条崎岖的山径。收进的书要入库，库房的书陆续要上门市，搬上搬下，每天都得跑好多次。
那时，新华书店（既党报委员会发行科）的工作人员只有七个人，除正副科长外，有个通讯班（主要负责包装、运输），班长刘兴许，是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战士，两个通讯员是红四方面军战士。其中一人叫杨三吉，五十年代是人民解放军上校。另外有两位负责书刊收发业务的同志，一个是红四方面军调来的，一个是陕北红军。同志们经常忙到深夜十一点，还干不完。涂国林科长几乎每天晚上都带头干。在一盏青油灯下，配书，捆包，军贴头……第二天将邮件一担一担挑过尽量是鹅卵石的延水河，送到城里邮政局寄出去。

朱德总司令对发行工作很关心，曾几次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走进发行科的宿舍，和同志们聊天，了解情况，使大家很受鼓舞。

以宣传马列主义为己任

1937年，新华书店除发行《解放》周刊外，还发行了三十多种新书，主要是马列丛书。为扩大宣传，在《解放》周刊登了五期新书发行广告。为了便于同全国书店和读者联系，这一年7月间，发行科刻制、启用了一个长方形木质的“新华书店”图章。于是10月2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十八期刊登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图书广告，署名“发行处：陕西延安新华书店”。这篇广告书目有《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问题》、《两个策略》、《列宁选集》第十二卷等书。《解放》周刊从10月30日出版的第二十一期起，将周刊发行者“新华书局”改为“新华书店”。从此，延安解放社初版、重版的马恩列斯 斯作和毛泽东著作，版权页上都印着“总经售：新华书店”，或“发行者：新华书店”。

作者： 新华小草 2006-3-27 16:1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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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新华书店的历史

新华书店从问世那一天起，就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下策为己任。随着《解放》周刊和马列丛书发行数量的增多和发行范围的扩大，新华书店的影响很快扩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甘肃、四川、湖北、江苏、上海等十几个省市。她发行的书刊象锐利的钢刀，插入敌人心脏；象革命的种子，撒遍祖国大地。人民需要她，敌伪顽害怕她。1937年10月，陕西国民党的教育厅长周某，曾下令“查封延安新华书店和解放周刊”，并派军警强行封闭了《解放》周刊在西安从事发行业务的办事处，还在三原、西安等地搜查没收这个刊物。为此，10月30日出版的第二十一期《解放》周刊“时评”专栏发表了《抗议解放周刊的查禁》一文，向“西安当局及南京最高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向“全国抗日同胞作最愤慨的声诉”。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涉，才“和解了事”。

清凉山较偏僻，为方便读者，10月间，新华书店在比较热闹的延安南大街开设了一个小小的门市部。地址在现在的延安大礼党往南，延安地委机关驻地往东，原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地的崖畔下边。《解放》周刊第二十一期刊登新华书店的地址“延安南大街”，指的就是这里。

1937年12月，新华书店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现在地区邮电局和地区百货公司附近，找到了比较宽敞的房子，便又搬迁到城内。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城，据当年延安市市长高朗亭在《回忆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城》一文（载《延安文史资料》第二辑）中说：“凤凰山麓新华书店门前遇难和受伤的机关人员和学生最多”。因为那天是星期日，机关人员和学生去新华书店买书的人多。延安城被炸后，门市部又搬回清凉山，地址在现在的解放剧院后边。1938年秋，涂国林调中央宣传部工作，王均予继任科长。这时，发行业务有了进一步开展。张闻天曾称赞他是我们党的“发行大王”。王均予调走后，由曾在天津地下党办过知识书店的向叔保任科长。当时的发行科长，实际上就是新华书店经理。

1939年2月，《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革新号）。其发行工作也由边区政府收发科移交新华书店总经售。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要求“从中央起至县委一律设立发行部”。任务是“推销党的各种出版物，统一对于各种发行机关的领导，打破各地顽固分子对于本党出版物的查禁与封锁，研究各种发行的经验”。4月，任弼时、李富春同志向有关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组建中央发行部的决定。强调建立发行部的任务就是把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和马列主义理论，通过书籍、报刊，发行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大后方去，以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队伍。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再次提出：“各级党委应经常注意与检查党的发行工作。在运用公开发行的一切可能之外，应即建立党内的秘密发行。宣传部应与发行部发生密切的联系。”

1939年5月，徐冰调离延安，中共党报委员会的出版、发行（新华书店）等科合并到6月1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发行部（当年9月改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李富春兼任部长，王林任副部长，向叔保任出版发行部发行处长。

全国抗日救亡的知识青年，源源汇集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日益扩大。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需要，新华书店在1939年8月18日《新中华报》上刊登了《扩大营业搬迁新址启事》。启事说：“因旧址不敷应用，拟于最近迁移至北门外（鲁艺旧址）照常营业，各界读者移玉光顾，无任欢迎”。紧接着又在22日和25日两天的《新中华报》刊登广告说：“自1939年9月1日起移至本市北外新址办公”。

向敌后根据地发展发行网点

9月1日，北门外新门市部正式开业。毛泽东同志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派他的秘书柴沫送到书店。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门市视察并表示祝贺。新华书店迁至新址后，充实了人员，扩充了机构，设发行、进货、栈务、邮购、门市等科，王矛任经理。不久，由张道吾继任。1940年易吉光任经理。

作者： 新华小草 2006-3-27 16:1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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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新华书店的历史

在早，刘志丹领导陕北红军闹革命，山西兴县沿黄河一带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1940年3月，在中央出版发行部的协助下，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以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随军文化合作社为基础，在兴县成立了新华书店（即晋西北新华书店，后来的晋绥新华书店），这是延安新华书店的第一个分店，除推销书刊外，还承担向华北、华中等根据地转运延安出版物的任务。1940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等书籍版权页上，印有“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延安，分店兴县、黎城”。黎城新华书店是1940年9月1日由晋冀鲁豫边区的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建立的。
1940年2月，中共出版发行部派发行处长向叔保、运输科长许光庭去绥德专区和晋绥、晋察冀等根据地建立发行网点，沟通与延安新华书店的业务联系。他们带有六十多箱图书，要从兴县运到晋察冀、冀中等根据地去。当时驻守在兴县的一二○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抽调了有三十匹骡马的运输队，又派出一个连的兵力，突破敌伪的封锁线，武装护送到目的地。

1940年9月1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再次强调“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运输的机关”。敌后各根据地党委，按照这两个文件的指示精神，陆续建立了新华书店。

1941年底，中央出版发行部改制为中央出版局，秦邦宪任局长，许之祯任秘书长。新华书店总店实际上成为出版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易吉光任经理。总店随出版局迁回清凉山。

1942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在延安南门外新市场成立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从此，清凉山的新华书店总店把发行工作重点放在敌后根据地及大后方。

当年延安发行的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情况很复杂。图书发行工作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做。延安新华书店总店的做法有：
（一）对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预订的书报杂志，由书店直接派人送上门去。
（二）对陕甘宁边区各县读者的需要，通过边区通讯站寄发。
（三）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供应，最初时期通过兴县转运，后来由于敌人的封锁，只能提供样本由各根据地翻印，或委托到敌后去的同志捎带一些图书。
（四）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和文化团体，通过国民党政府设立在延安的邮政局寄发。
（五）对我党我军设立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机构，也从邮政局寄发，或通过我们自己的兵站运送。
（六）对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则由地下交通传送。
（七）总店先后在延安北门外、东关设立门市部销售书刊。从1939年起，对远地读者开展了邮购服务，在当年9月13日《新中华报》上刊登了开展邮购业务的启事。
（八）总店在西安设立了一个新华书店转运点，和新华日报西安营业所一起办公，只要有八路军的军用汽车去西安，总后勤部长叶季壮就会用电话通知书店。书店把准备好的书刊装上军用汽车运去，再由西安转运到河南确山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然后再送到新四军各支队。
（九）组织边区各地的合作社、下乡团体和个人、小贩代销书刊，本版书八折，外版书九折，在当年的解放日报曾刊登过“欢迎代销书刊”的广告。

三年来的新华书店

194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叶林写的《三年来的新华书店》，较全面地总结了1937年5月到1940年11月三年多来新华书店发展的历史，并且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书店发行工作阻挠破坏、对进步读者威胁迫害的罪行。文章开头说：“从国内和平后诞生、在抗战中长大的新华书店，而今在它的岗位上，奋斗了三年的时光，不可否认的，它曾在抗战中起了应尽的作用，它为全国进步人士与广大读者所爱护，也为少数顽固分子所嫉恨、所破坏。它的工作反映着我国抗战与统一战线发展的情形，它今日已成为抗战进步文化有力的保垒之一……新华书店的影响，已为全国人民所周知，它所发行的书报已为全国青年所热烈欢迎。”

作者： 新华小草 2006-3-27 16:1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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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新华书店的历史

文章说：“三年来我们发行的出版物，有解放社书籍一百三十余种，其他出版机关的丛书三十余种，另外发行新中华报，群众报等数种报纸，《解放》、《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团结》等近十种杂志。总计发行延安出版之书籍不下五十万册，杂志及报纸不下数百万份。然而把延安的出版物，介绍到外边去，这只是我们工作的一方面，客观情势的发展，要求我们把外界出版物介绍到边区来。……就目前而言，我们发行的外版书报，有国内各大出版机关和苏联外国工作出版的社会科学、文艺和其他各类书籍三百余种，杂志四十余种，报纸（包括代订）二十余种，外国之书籍及刊物报纸十四种。”

文章说：“给我们工作以极大损害的，是顽固分子的非法劫掠行动。我们如果翻开不允出版之《磨擦从何而来》一书，便可知道顽固分子的此种行动，是其反共阴谋之一部分，而特别在这一方面，顽固分子表现了最大的猖狂性！”

“还在1937年11月间，顽固分子首先在西安没收解放报，西安解放分销处被查封两次，解放报被劫去二万余份、书籍数百册。随后此种暴行扩张至交通封锁，顽固分子在西安邮局设置了专门检查书报的人员。凡由延安寄往全国各地之书报，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没收。前后三年来所没收之书籍、刊物、报纸，其数量之多实为惊人。仅西安邮局一处检查员闻即有数十名之多。他们被顽固分子强迫来作此破坏抗战团结的不法行为。1939年2月以后，更为猖獗，几遍全国各处，其封锁前哨由西安而三原、咸阳，而中部、洛川。甚至公开检查十八集团军的汽车而没收该军送往前方的书报。此种暴行接二连三地发生于边区中、宜一带。西安顽固分子为了免除自己的麻烦，对于我们发给新疆的书报，不在西安没收，另在兰州没收。此种行动显然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

“顽固分子，强迫邮局对某些书报采取积压的方法，例如我们收重庆寄来的书报时，不是按出版日期先后收到，而是陆续压成一大堆，一次寄来。新华日报即是一例，我们是一次收到6、7月以前的报纸数千份，其中三分之一被没收。对其他进步刊物报纸，当然更不例外，对于订户及读者也是‘一视同仁’的。顽固分子表面上掩饰其没有没收，而实际上则延迟刊物的时间性。”

“威胁与打击读者。顽固分子除了上述数种卑劣手段之外，还采取了打击读者以阻止我们发行工作的办法。我们曾接到许多读者来信，声诉他们因看了解放、新中华报等刊物而遭遇的苦境，有的被警告，被解职，以至被禁牢狱。顽固分子的这种行为完全是非法的，违反抗战建国纲领关于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的，是整套反共办法中的一种，实际上帮助日寇汉奸来封锁中国抗战的进步的出版发行，替日寇禁止抗日民主的出版发行的自由，对抗战和国家民族绝对有害的罪恶行为，是全国抗战人民和进步人士所坚决反对的。”

文章最后说：“虽然我们遭受顽固分子这样多的破坏，但在今后我们仍要继续努力下去并要用一切的力量，冲破困难，扩大我们的出版发行网到全国去，并更多的把边区以外的进步出版物运到边区来，以满足边区读者的需要。”

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

为了同国民党顽固派检查、扣压延安出版物的罪恶行径作斗争，新华书店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即一方面继续从国民党的邮政局邮寄，数量不减少，并且用挂号寄。这样，既能迷惑特务，又能取得西安邮局按规定扣留挂号印刷品要有所交待的证据。这就是“明修栈道”。另一方面，另辟蹊径，“暗渡陈仓”。新华书店发往成都、重庆及广西、云南、贵州等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书报，通过在陇东设立的发行站转发，或通过地下交通线运送。

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兼中央出版局局长秦邦宪在清凉山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头目，名叫邓友德，在会上肆意挑衅，提问新华书店为什么不卖国民党正中书局出版的书。秦邦宪当场予以驳斥，反问正中书局为什么不卖解放社出版的书？并进一步揭露说：“你们正中书局不仅不卖解放社出版的书，连新华书店发给国民党军政机关、军政要人的书刊，都被你们非法扣留了。”说到这里，他拿出一叠西安邮局扣留印刷品通知单朗读起来：某年某月某日，贵店寄往某地的邮件，被西安检查机关扣留。邓友德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出了丑，在一片嘲笑声中溜出了会场。

作者： 新华小草 2006-3-27 16:1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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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料】新华书店的历史

尽管国民党检查机关非法扣留新华书店从邮政局寄出的邮件，而“暗渡陈仓”——发往国民党统治区的书刊，却通行无阻，广为流传。

1943年，蒋介石抛出了反共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国民党地区流毒甚广。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许多批判这本书的文章，中央出版局把它集印成各式各样的小册子，伪装成流行小说、弹词唱本，发到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国民党政治学校，有的学生在图书馆借的《中国之命运》，内容却是我们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讲座会上就有了批判蒋介石观点的发言。学校当局追查，查来查去，发言的学生有书为据，而书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闹得当局一筹莫展，啼笑皆非。

延安新华书店还向兴县分店、黎城分店、陕甘宁边区书店、绥德西北抗敌书店（中共绥德特委办的）批发书刊，并逐步沟通了与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发行网点的联系。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延安的经济生活条件十分困难。书店工作人员的生活同延安的机关、学校一样，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天发二钱油、二钱盐、十二两（合新秤七两半）粮食。主食是小米，配有少量面粉。物质生活虽然艰苦，大家却非常愉快，热情高，干劲足。在大生产运动中，新华书店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从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号召，1940年的粮食生产超过一倍，农业生产收成值一千九百二十四元，工业生产获利一千四百四十四元，蔬菜生产收成值一千八百九十八元，商业获利三千四百元，畜牧生产获利一千多元。这年的生产成绩，1941年1月12日的《新中华报》作了专题报道。

那时，大家时刻关心着抗战大局，关心着前线的胜利。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各条战线抗击日军侵略，为反击日军的残酷“扫荡”，发起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到9月节节进展，不断取得辉煌的战果。延安新华书店全体同志，及时给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及八路军百团大战全体指战员写了祝捷信。这封信发表在1940年10月3日《新中华报》上。

延安街头的皮袄队

总店在延安时期,对延安市的发行工作不断注意改进.起初,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预订的书报杂志，出版以后由读者来书店自取。从1940年9月1日起，新华书店改派专人给读者送上门去。读者只需在所在单位收发部门登记姓名及所订的书报名称，即可收阅。那时，新华书店在街头奔走的发行人员，受到组织上的额外照顾，冬季发给每人一件棉背心，还发一件白茬光板老羊皮袄。他们天天在市内机关出出进进，为订户送书报杂志，很引人注意。地震给取了个“皮袄队”的绰号。皮袄队送报刊靠自己背，是“步兵”，送书靠毛驴驮，又成了“骑兵”。

延安领导机关召开群众大会，总店发行人员也赶到会场配合供应有关书刊。1943年7月7日，延安军民在青年文化沟举行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晋绥边区联防司令员贺龙远道赶来，在大会上讲话，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新华书店把一大批新出版的整套《抗日根据地形势图》带到会场销售。突然下起雨来，发行员不约而同的脱下上衣，把形势图包裹起来抱在怀中，光着脊梁在雨中开会。
1946年1月，中央出版局并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设发行科，科长许之祯。发行科就是新华书店总店原机构，对各根据地联系业务和出版发行图书，仍一如既往用新华书店总店名义，给各级党委发书用中央宣传部发行科名义。发行科曾请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新华书店总店”店名。发行科班和总店，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办公地址仍在清凉山。

新华书店在各大战略区的总店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猖狂进攻。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各解放区也纷纷建立起新华书店。

在解放军的一些大部队里，还有新华书店的随军书店。彭德怀司令员就热情赞扬第一野战军随军书店的同志“走的是毛主席的道路”。

作者： 新华小草 2006-3-27 16:1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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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料】新华书店的历史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后改为中南）新华书店的发行网点不断增加，先后成立了各大战略区新华书店总店或总管理处。重庆解放后，建立了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我军作战略转移。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并入边区群众日报社，随军转移，从事战争进行中的书报发行。1948年4月，我军光复延安，边区扩大为西北解放区。在西北局宣传部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扩大为西北新华书店，随军挺进延安。留守在延安的原边区书店改为西北新华书店延安分店。

我军撤离延安时，新华书店总店随中央机关迁至瓦窑堡，又迁至晋绥边区。在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环境里，总店中止了出版发行业务，人员相继调赴各解放区别工作。

新华书店总店从1937年4月成立，到1947年3月离开延安，整整十年。在这十年期间，扩大了发行网点，培养了干部，发行了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出版物，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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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24日，新华书店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清凉山创立。半个世纪来，她在抗日的烽火、解放的硝烟里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壮大。五十春秋话新华，十万书林遍神州，螽斯衍庆，欣以为志。
新华书店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在延安的十年；二、胜利发展中的十年；三、开始全面建议社会主义的十年；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五、伟大转折以后的十年。

一、在延安的十年（1937-1947）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党中央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4月，新华书店适应形势需要诞生于延安。到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军进犯，新华书店总店随中央机关撤离，在延安整十年。这十年，新华书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陕甘宁边区到面向全国，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了力量。

清凉山万佛洞门市

延水河畔，三山鼎峙：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在清凉山靠延水河的一面，有个万佛洞，今天已成为延安的一个旅游点。这里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是新华书店的发祥地，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就座落在这里。

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由陕北保安（今志丹县）进驻延安。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以党的总书记张闻天，还有秦邦宪、凯丰等同志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领导新华社，编辑解放周刊，出版图书。廖承志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后由徐冰接替。党报委员会设有出版科和发行科。出版科副科长黄植，发行科长兼支部书记涂国林，副科长臧剑秋。

4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刊，发行科在《解放》创刊上署名“陕西延安新华书局”，同年10月初改称新华书店。
因为新华书店（局）问世的第一天，是1937年4月24日，所以，这一天是新华书店成立的日期。

中央党报委员会开始设在延安北门外，为防备日机轰炸，7月迁到清凉山万佛洞。发行科在万佛洞底层的一个小石窟开设了门市部。这个小石窟同时又是发行科的办公室，还是涂国林、黄植的卧室。白天，门口放一张桌子，既能办公，又是卖书的柜台。零售书刊就堆在桌子下面、床铺上面、旮旯拐角，到处都是书。书库设在上边万佛洞主窟右后侧的小石窟，与门市之间蜿蜒着一条崎岖的山径。收进的书要入库，库房的书陆续要上门市，搬上搬下，每天都得跑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