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和反垄断

1.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1、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分别针对的是知识产权与垄断关系。
2、知识产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不必然使其所有者拥有市场支配力。
（如果知识产权授予形成市场支配力，那么这种市场支配力本身并不违反反垄断法）
3、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的共同目的是鼓励创新和提高消费者福利。
知识产权人不得滥用权利。

2. 如何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进行与反垄断法的规制

一、《反垄断法》第55条的意义重大
我国《反垄断法》在附则第55条确立了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于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尤其是反垄断法应当如何对待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我国反垄断立法过程中，有的基于知识产权本身的合法垄断权的性质，主张反垄断法不应该规定知识产权问题，或者仅仅明确知识产权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有的则认为反垄断法中不仅要规定知识产权问题，而且还要具体规定，甚至要设置知识产权问题专章，以便为行政执法和司法提供明确的规则。《反垄断法》第55条既规定将行使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又规定对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这是一种合理的规定，它正确地把握和处理了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种比较明确的规定，因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条文需要作所谓的“反面理解”才能得出后一方面的结论来，而本条则直接作出了正、反两方面的规定。

3. 反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是不是矛盾呀求高人详细解释，谢了。

纳入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是一种智力产权，只要公开，他人就非常容专易的模仿、山寨出属来，如果没有这种排他性的独占权，没有法律上的保护，经济社会文化就难以进步。权利人在有效期内形成了对这种作品或产品、技术、劳务的垄断，没有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也没有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相反恰恰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是一种法律允许的行为。而垄断法调整的垄断行为：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这些行为破坏了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是权利人对自己智力成果的专有独占（垄断）权利，不同于垄断法调整的垄断行为，二者不矛盾。

4.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

1、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是互补的。

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有着相同目的，内即推动竞争和鼓励创新、容提高经济效率和增大社福祉。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实现上述目的的方式不同：知识产权通过对创新和发明的激励机制来提高企业效率和增进消费者福利；反垄断法则通过反对限制竞争来推动竞争。

2、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有潜在的冲突

知识产权的行使不可避免地对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其与一般财产权一样，因为具有限制竞争的可能，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反垄断法的制约。

(4)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扩展阅读

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包括：

第一，有书面或者口头形式的协议或者决定；

第二，有其他协同行为。这要看双方或多方的市场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否进行过一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能够对一致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同时要观察相关市场的结构情况、竞争情况、市场变化情况等。

第三，要求不存在豁免情形。如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等。

5.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多谢各位.

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法垄断权,而反垄断、保护自由有效的竞争内是反垄断法容的基本使命,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既有内在统一、也有潜在冲突的关系。在协调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的潜在冲突时,为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反垄断法应当从其社会本位性出发,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

6. 反垄断与专利权有矛盾吗

自从反垄断法诞生以来，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冲突就一直是学者和司法机构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以排除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的垄断权，而反垄断法则旨在制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其优势地位，维护公平竞争。如何理解及协调这种冲突，学者历来争论不休。2这种冲突不仅具有理论研究价值。2001年以来，由东芝、三菱、日立、松下、JVC、时代华纳六公司组成的6C联盟以及由飞利浦、索尼、先锋三公司组成的3C联盟、汤姆逊公司和MPEB-LA(16个专利人组成的专利收费公司)，纷纷向中国DVD生产企业追索专利使用费。近来，香港的无锡多媒体有限公司代表中国部分DVD生产企业将飞利浦电子公司、索尼公司、先锋公司告上了美国圣地亚哥市的加州南方地区法院3，指控这3家公司组成的DVD专利池(Patent Pool)联合许可政策违反了美国联邦和州的多部法律。该案生动地体现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的冲突。因该案涉及面广，对中国产业影响巨大，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4。许多学者强烈呼吁：《反垄断法》应尽快颁布5。本文试图从反垄断与知识产权冲突的角度分析我国颁布《反垄断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在《反垄断法》中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重要性。
一、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冲突的表现
在分析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冲突的历史和法理基础之前，有必要了解二者冲突的表现形式。这对于理解冲突的性质及其潜在的危害性具有指导意义。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存在多种形式的冲突。例如A公司在复印机市场上占有优势地位，并拥有数项有关专利。知识产权法赋予A公司排除其竞争者使用其专利技术的权利。但是，如果A公司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技术或者拒绝向竞争者提供关键部件，其行为可能违反反垄断法。通常，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冲突具有下列典型的表现形式：
1．搭售：将受知识产权保护的部件或产品与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进行搭售；
2．一揽子许可：即将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的作品打包，被许可人只能购买“专利池(patent poo1)的所有技术，而不能选择购买其中一部分技术；
3．价格限制性许可：即在许可协议中规定被许可人生产的产品的价格，被许可必须以此价格销售其产品；
4．“一揽子交易”条款：技术许可协议中规定被许可人根据其总销售额支付技术使用费，不论实际使用专利技术的情况；
5．回授条款：要求被许可人许可专利权人使用其在被许可期间可能获得的新专利技术；
6．“雾件”：即作出阻却竞争者从事新技术开发的声明；
7．价格歧视：即知识产权人针对不同的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作品进行价格歧视；
8．地域限制：即在许可协议中规定，被许可人生产的产品只能在某一区域使用或者销售；
9．使用功能区分条款：即在许可协议中规定，被许可的信息只能用于某一目的。反垄断与知识产权冲突的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上述行为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联邦司法部根据“九不”(“Nine No-Nos”)原则为基础确定的。而到了80年代，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司法部逐渐放弃“九不”原则，认为应以“合理原则”具体分析许可合同中的限制条款，而不能简单认为“本身违法”。这导致法律禁止的范围在缩小。这种趋势集中反映在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4月6日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中。上述列举的行为可能损害公平的竞争秩序，损害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这些行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下面，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看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的冲突。

7.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在价值取向上有何异同

知识产权并不是反垄断法的例外
如果仅仅从知识产权与其他对世性的绝对权（比如物权）一样具有排他性或者垄断性的角度，说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这种论断也不为错，尽管这种垄断性算不上是知识产权的特征。但是，这种垄断权在法律上具有什么效力和意义呢？它无非是“对世权”、“绝对权”的同义反复，除此之外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在近现代各国民法典里，恐怕是找不到“垄断权”这个民事权利的。垄断权实质上就是一种法律上的特权，如果法律赋予某个民事主体以“垄断权”，本质上会与现代民法的平等原则相悖的。所以垄断权不具有民事权利（私权）的性质，而可能带有公权力的特点，比如烟草专卖权、铁路专营权、电信专营权等，当然这种特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会越来越少了。而知识产权显然不同于上述“垄断权” [1]，它凝结着发明人、作者等智力成果创造着的劳动，无疑是一项民事权利。
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仍然坚持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的话，必然是有其另外的用意的：那就是有意无意地将“知识产权”与“垄断”划上了等号，使得知识产权多少带上了点“垄断”和“特权”的“原罪”。从知识产权脱胎于封建垄断特权的历史看来，这种观点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死守着历史的沉渣，而看不清事物的发展轨迹，认识不到知识产权从垄断权（特权）到财产权（私权）的演进，显然是迂腐和糊涂的，其结论也是靠不住的。
1623年制定的英国《垄断法规》确实是把专利权视为垄断权，并作为废除垄断特权的例外而保存下来的。但是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进程中，个人权利也逐步地得到重视与保护，《垄断法规》实际上在废除了大量垄断特权的同时，使专利权向私有财产权演化。“它规定了发明专利权的主体、客体、可以取得专利的发明主题、取得专利的条件、专利有效期，等等，为后来所有国家的专利立法划出了一个基本范围，其中的许多原则和定义一直沿用至今”[2]。这是知识产权从垄断权过渡到财产权的第一步。而“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编纂的新的民事法律中，知识产权就被确定了新的地位，因为人类的智力活动制造的是思想产物，与其他劳动产品一样，同样能够获得相应的财产权利（PROPERTY）”[3]，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法原则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8项就明文规定：“国会应有权……通过保障作者与发明人对其相应作品与发明在限定期限内拥有专有权的方式来促进科学与实用艺术的发展。”[4]值得指出的是，1787年的美国宪法是用“专有权（EXCLUSIVE RIGHT）”（或者翻译为“排他权”）而不再以“垄断权（MONOPOLY）”来称谓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专利权与经济领域的垄断或垄断权是不同的[5]，而“排他权”正好说明了专利权作为一种对世性的财产权的法律属性。
有外国学者认为：授予专利垄断权以褒奖那些掌握着对社会有益的技艺的人，与认识到所授予的垄断权力固有的对自由竞争的不利影响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这个问题在400多年前的欧洲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6]。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对立自有专利垄断权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笔者不以为然。欧洲早期的专利垄断权主要与商业贸易有关，而与技术进步没有多大联系，确实属于一种垄断经营的特权，与现代知识产权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说这个时候专利垄断权与反对垄断之间确实存在着对立的话，那么这种对立完全是一种反对封建垄断特权的斗争，其目的和结果并不是否定和放弃专利权，而恰恰是为建立一种平等的财产权（私权）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其结晶就是《垄断法规》这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法的诞生。如果把当年的专利垄断权与后来的知识产权混为一谈，并且把当年的专利垄断权与反垄断特权之间的斗争和后来的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视为同一种性质的问题，就颇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了。
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虽然是由国家授予的权利，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种民事权利而受私法的调整，何况有些知识产权也并非需要国家授权才能产生。而近代私法的特色在于首先承认所有的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保护成为法律的首要目标，“所有权神圣”成为私法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是自由的体现，维护财产权是社会的首要目标。财产权不仅成为近现代宪政民主的基石，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当然，当历史跨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经济领域因垄断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使国家干预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国家干预首先导致了包括反垄断法（1890年谢尔曼法）在内的社会立法的大量产生，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向社会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与此相对应，当代西方的民事立法呈现私法公法化的趋势，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得到修正，“所有权神圣”原则在当代受到冲击。德国学者基尔克发展了“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7]，反映在立法上，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项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社会公益。”但是，无论是社会立法的出现，还是私法公法化的趋势，都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丧失。在社会公益和个人权利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无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种标准，关键是要达到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一种平衡。而作为私法的财产权法（包括知识产权法）与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两者在价值取向上也并不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前者在强调个人权利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社会利益，后者在注重社会公益的同时也不应该损害个人利益。所以，即便一定要说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的话，其性质也是完全与当年反对专利垄断特权的斗争不相同的，最多不过是两者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而已，但并不因此导致两者的矛盾或对立。
但是，顺着知识产权是垄断权的思路，有学者论述道：“知识产权本身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它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8]这个结论如果放在1623年《垄断法规》的背景下，或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放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和现代反垄断法的背景下，就令人难以苟同了。因为这个结论的前提就是“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和为保护社会公益的而设的反垄断法之间是存在冲突的”，“知识产权本身虽然是合法的垄断权，但它毕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9]
这里先不讨论知识产权本身是否限制了竞争，按照上述观点，知识产权制度似乎是反垄断法“恩赐”的结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找寻一下历史的逻辑就会发现，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虽然其产生远远落后于其他财产权，但起码西方国家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都建立起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从1623年英国制定《垄断法规》开始，1709年英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1804年法国颁布的《拿破仑法典》第一次肯定了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一样受到保护。[10]而作为现代反垄断法鼻祖的美国《谢尔曼法》则是在19世纪末期才产生的。如果说知识产权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话，在尚不存在反垄断法的17、18、19世纪里，知识产权制度又是以何形式存在的呢？显然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
再者，在西方法律制度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的背景下产生了现代反垄断法，同时近代民法（财产法）确认的“所有权至上”原则也受到了冲击和限制，尽管如此，大陆法系的物权法和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各国知识产权制度更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对此如果按照“知识产权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逻辑来解释的话，“所有权”也应该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但这种观点显然难以令人接受。所有权当然不可能成为反垄断的对象，同样知识产权也不能成为反垄断的目标，所谓“除外”的论调是把本属于必然的、一般的情形却当成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了，仿佛反垄断法成了普遍适用的法律，而知识产权法甚至所有财产法都成为一种例外了。
还有，从我国对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要引进技术，要促进科技的进展，“作为开始尝试私产的界定及保障，却选上了最难的一样入手——抽象的新知识专利资产”，“在 1980 年 1 月决定了要保障发明专利权”[11]。 4 年多之后，经过 44 次的修改，专利法在 1984 年 3 月 12 日通过，在 1985 年 4 月 1 日施行。以后又陆续颁布了商标法、著作权法，在短短十几年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反垄断法时至今日还未出台，那么，知识产权怎么会成了尚不存在的法律的“适用除外”了呢？
其实作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财产法（包括知识产权法）与以维护社会公益为目标的反垄断法是两个并行不悖的法律部门，并不相互冲突与抵触，也不是什么“例外”或“除外”。虽然反垄断法被称为“自由企业大宪章”，但并不能否定和代替财产法的效力和作用；个人财产权利虽然必须受到社会利益的限制，但是社会利益最终是存在于个人生活之中的，没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实现社会利益也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当代“财产法仍如顽固的自由主义壁垒，抵御着社会法律思想的冲击，并且迫使其在城门口安营扎寨。”[12]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私人权利本来就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和保护的国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精心培育与呵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私权”，而不要轻易地给它们扣上“垄断”的帽子，使它们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8.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保护法》冲突吗

不冲突。
一
知识产权本身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是近现代社会为推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它一般是作为反垄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由于智力成果或知识产品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它的创造需要巨大的智力和物力投入，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现代高技术的开发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别人可以任意地、无偿地利用他人的智力创造成果，那么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
由于知识产权的基本特点之一即是其独占性或垄断性，它在本质上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法垄断；而反垄断法的基本使命就是反对垄断，保护自由公平的竞争，但同时它又有例外，而且，一般说来，知识产权就是属于这种例外中的一种情况，因此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既具有某些方面的一致性，又可能存在潜在的冲突。
二
就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一致性来说，首先它们统一于与竞争的联系和对竞争的促进、从而推动创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功能上。知识产权本身虽然是一种垄断，但是“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智力成果，常常是初始权利人为竞争目的或在竞争过程中的创造。对这种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使经营者能够事先根据法律将会赋予的独占程度，比较确定地预期其技术开发和创新投资的经济回报，从而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更好地释放其竞争潜能。而每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也必将通过由此激化的竞争，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这也是反垄断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和要实现的功能。
其次，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可以统一于对消费者的保护上。知识产权无论是通过鼓励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增加消费者福利，还是通过对具体市场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制止和制裁来使消费者免遭交易中的损害，都可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而反垄断法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期，也不论是更加突出公平还是更加突出效率，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增进消费福利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说，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都是具有推动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的共同目的。正如美国法官在1990年一案的判决中指出的：“专利权和反托拉斯法的目标乍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两者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因为两者的目标都在于鼓励创新、勤勉和竞争。”知识产权法通过为新的有用的产品、更有效的方法和原创的作品确立有效的产权，为创新及其传播和商业化提供刺激。在没有知识产权的情况下，模仿者不支付补偿就可以利用创新者和投资者的努力成果。快速的模仿能够减少创新的商业价值，并侵蚀对投资的刺激，最终将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反托拉斯法通过禁止可能损害有关服务消费者的现有的或新的方式的竞争行为，推动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尽管主要作为私法的知识产权法和主要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对竞争的关注与调整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但是它们在促进竞争方面殊途同归。
然而，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确实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的一面。笼统和抽象地说，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完全的或者有一定限制的垄断的创造物，相反，竞争政策都是关于自由的，是反垄断的。具体说来，首先，知识产权本身虽然是合法的垄断权，但它毕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允许这种对竞争的限制是法律权衡利弊的结果，知识产权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说明它没有任何消极后果，只是这种消极后果是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其次，由于拥有知识产权这种独占权往往会使企业在某一特定市场上形成垄断地位或者支配地位，至少是加强了这种地位，因此如果有关企业的这种垄断地位或者支配地位被用来实施非法限制竞争的行为，如不正当地拒绝许可他人利用其知识产权以消除或减少自己在特定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在许可他人利用其知识产权的过程中附加了某种明显限制正常竞争的条件以获取垄断利益等，那么这种对合法垄断权的不正当行使行为就违背了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样违反了反垄断法。在欧共体Magill一案中，布鲁塞尔上诉法院指出：“尽管作者原则上可以自由地授予或者拒绝授予许可证，但是这种权利可能被滥用并且与属于经济公共秩序的竞争法形成冲突。”因此，无论是从知识产权的性质来看，还是从其经济功能和行使的具体情况来看，反垄断法的要求与知识产权都可能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表现为权利主体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不适当地扩张了垄断权的范围，另一方面表现为权利主体凭借合法垄断进一步谋求非法垄断或优势竞争地位的目的，从而直接触犯了反垄断法。
三
既然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就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协调和避免这种矛盾和冲突。由于知识产权的基本性质是民事权利，是私权，尽管它也有公益目标，但主要和直接的还是为了私益目标；而反垄断法则主要是公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主要为了社会公益目标，因此，两者的潜在冲突在实质上反映了个体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存在的冲突。尽管市场经济要求遵行民事权利的充分和一体保护的原则，但在社会个体行使民事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现实的冲突时，则要求这种个体的民事权利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一般来说，当权利人在行使知识产权超出法定范围，与反垄断法通过保护竞争所要实现的社会整体目标（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率）相冲突时，反垄断法应当优先适用，以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加以必要的限制。这是符合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性质和宗旨的。因为，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经济法的调整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动用各种调整手段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整的缺陷，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进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当然，反垄断法的这种协调并不意味着对知识产权本身作为垄断权的基本性质的否定，而是在承认和保护这种权利的同时，防止和控制其被滥用。这是符合法律设定任何权利的目的的，因为任何权利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它都有一条自身正当与合法行使的界限，防止和控制权利和权力的滥用是法律的重要原则，也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这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common good ）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概念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这说明，在协调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潜在冲突时，为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反垄断法应当从其社会本位性出发，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

9.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怎样“相处”

自反垄断法颁布实施以来，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适用就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事实上，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垄断权，极有可能出现滥用情况，很多外资企业和国内高科技企业对知识产权市场竞争环境的关注和担忧并存。控制知识产权的滥用有很多法律机制，第一是知识产权法本身，第二就是反垄断法 我们知道，在市场运行过程中，无论是公权还是私权，权力只要被滥用，都将损害市场竞争秩序。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果被滥用，当然也将损害市场竞争秩序。所以，我们不能忽视或者刻意淡化知识产权行使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滥用行为及其对市场竞争产生的损害。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对知识产权充满恐惧和排斥。 许多专家认为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不能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至少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直接立法目标不完全相同。例如，反垄断法的立法目标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专利法的立法目标则是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此举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承认两者直接目标的差异性与肯定两者终结目标的一致性并不相悖。两者终结目标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鼓励创新和竞争，增加消费者福利。具体地讲，知识产权法，例如专利法，主要是通过授予并保护具有垄断性质的知识产权，来达到鼓励创新和提升竞争层次这一目标。如果知识产权没有任何垄断性质，那么知识产权制度或者无从建立，或者鲜有价值。因此，赋予知识产权以法定垄断属性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鼓励创新的竞争力。反垄断法则是通过事先预防和事后制裁的方式，遏制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这样，反垄断法就可以为创新营造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起到鼓励创新的作用。换言之，反垄断法不是为了保护落后和低层次的竞争，而是要把竞争机制引入创新活动之中。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都以鼓励创新和竞争为目标，但是这两类法律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机制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导致了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冲突。正是这一冲突又使我们的执法、司法和理论研究有了十分明确的方向：最大程度地协调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从而实现鼓励创新和竞争的目标。我个人认为在处理这两类法律之间的关系时，需要遵守一个最低标准：知识产权法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不能损害竞争；反垄断法在保护竞争的同时不能损害了创新。 目前，学界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些共识：取得知识产权并不等于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即使取得或者占有了市场支配地位，也不能当然地被认（推）定为构成滥用。因此，在处理有关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时，我们关注的重点不是知识产权的授予以及占有，而是知识产权的行使是否合法，亦即是否构成知识产权的滥用。对此，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已有相应规定，即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然而，这个条文只是规定了反垄断法适用于知识产权的原则，并未界定滥用知识产权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将不仅影响到条文本身的操作性，而且还会使我们产生另外的担忧反垄断法第55条被滥用。 为了消除这种担忧，从而使得第55条既不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也不是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研究，解决如下问题：第一，知识产权的行使问题。无论积极行使还是消极行使，都有可能导致阻碍创新和损害竞争的滥用行为的出现，那么这些滥用行为都有哪些表现样态呢？第二，知识产权的行使被认定为滥用行为必须具备哪些构成要素？第三，对于不同样态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我们应当持有什么样的法律态度？第四，在反垄断法领域，如何构建更为富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产业组织经济学和竞争法术语中解释相关市场定义时，第一句话就是任何类型的竞争法分析的起点是相关市场的界定（‘rel-evant’market）。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分析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法适用。因为如果不对那些与特定的知识产权相关的市场进行界定，就无法判定技术合作协议是否构成垄断协议，就无法判断特定技术的市场份额、经营者的市场地位、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也就是说无法确定反垄断执法的前提。 一般情况下，我们主要从产品、地域、时间等方面来界定竞争的范围，也就是相关市场的范围。对于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我们多采用价格需求弹性的规则进行测试。这一规则同样也适用于知识产权市场，即知识产权之间的替代性，包括功能的替代性、价格的替代性、技术供给的替代性、技术需求的替代性。但是，在使用替代性规则界定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相关市场时，必须考虑到知识产权的特殊性。 技术之间的竞争有时直接地表现为技术本身的竞争，例如电脑终端用户使用的杀毒软件的竞争，直接地发生在不同的杀毒软件技术之间，而不是杀毒技术的载体，如光盘或者磁盘之间。我们同时需要注意到，技术之间的竞争有时并不直接地表现为技术的竞争，而表现为依不同技术生产的产品之间的竞争。例如，实质上的药品专利之间的竞争，在表象上更多地表现为药品之间的竞争。界定相关药品的相关市场，需要将药品所涉知识产权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判断技术之间在功能方面的替代性，不能限于考察技术的功能，还应当考虑技术的效率、成本等因素，甚至还要关注环保、能源、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强制性要求。例如，即使有些技术在功能方面可以实现相互替代，但是，有的技术因高能耗、高污染被国家限制使用甚至明令废止，因而不再具有替代性。同样，技术之间在价格方面的替代性，也会面临很多问题。例如，一些技术特别是新研发的技术本身市场化的程度很低，技术的货币评估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样就会影响到技术在价格方面的替代性。 在界定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相关市场时，地域这一因素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于其他领域相关市场的界定。例如，由于技术本身属于智力成果的这一特点，技术在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易并不会因地域的因素而增加交易的成本，因此，界定技术竞争的市场范围几乎无须考虑地域的因素。再如，技术的进步与时间的流逝之间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因此，技术之间的竞争不仅涉及到新技术之间的竞争，而且涉及到了新旧技术之间的竞争。新旧技术或许在功能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但是，在价格及效益等方面的替代性比较差。可见，界定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相关市场，时间因素发挥作用也是有其特点的。 综上所述，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相关市场的界定非常复杂。如果进入到具体的技术领域，界定的难度将更大。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适用，在我国尚处于积累经验的过程之中。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地降低推进技术进步的法治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持谨慎执法的态度无疑是必要的。不过，这可能导致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经验不足，所以需要谨慎；另一方面，因为谨慎，就不能获得更多的经验。为了能够从这样的悖论中走出来，我们需要做好执法的准备工作。其中，构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相关市场界定的规则，就应当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10. 反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关系

《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向国民昭示，违反公平竞争秩序的垄断行为，是为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违法行为。该法的实施将对我国经济生活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规范我国公平竞争秩序，防止和制止损害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垄断行为具有十分重 应当说，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之所以不适用反垄断法，是因为知识产权本身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赋予这种垄断权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当然，由于知识产权也存在滥用和垄断的可能，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存在着的一定的对立、冲突要的意义与我国其他法律、法规相比，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规制具有独到的特点和优势，这就是在反垄断基本法中宣誓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应予以规制。通过在反垄断法中规定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可以为其他法律规制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在实践中处理滥用知识产权行为，提供十分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是，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规定仍显简单。从法条规定看，仅一个法律条文。反垄断法既没有明确界定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涵义，也没有明确列举哪些行为属于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如何界定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可以将其理解为知识产权人行使自己的权利时超越了法律所准许的合法范围，构成了对他人合法利用知识产权的妨碍，从而损害了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知识产权滥用是与知识产权的正当使用相对而言的。衡量知识产权是否被滥用的标准在个案上是要看知识产权人行使权利的行为是否越出了合法垄断的范围，在宏观政策上则是要看知识产权人行使知识产权是符合知识产权法的公共政策目标。

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定为其他相关法律，包括知识产权专门法律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我国的基本的知识产权专门法律，如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在充分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人利益的同时，也有必要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做出原则性的规定。事实上，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即是一种保护知识产权与合理限制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的制度。在未来修改我国相应的知识产权专门法律时，确实需要做出相应的修改。

实际上，我国专利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已经涉及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许可中发生的反竞争行为，以及知识产权人在维权中的滥用行为，包括滥用诉讼权利、滥用临时禁令等。
反映了国内企业对制止不合法垄断行为的热切期望，因为微软是跨国巨头，拥有强大的科技经济实力，特别是在利用知识产权控制市场和技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当然，依照反垄断法起诉实施实施违反该法的垄断行为是一种个案，究竟谁会成为中国反垄断“第一”被告，还取决于现实中具体发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