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有权的保护意义

『壹』 现代企业制度为什么要求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

企业经营过程中管理层趋于保守，他的目标是降低债务，规避风险，对于风险投资较为谨慎，而大部分的中小股东的要求是增加负债率，提高股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矛盾，因此必须分离经营权与所有权，利用非管理层大股东抑制管理层，保持企业增长，而同时避免大股东联合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贰』 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好处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合皆各有利弊，抽象地谈其优劣实难分其高下，只有和经营能力结合起来， 考察二者结合的诸种具体方式的优劣，其高下方能立现。对所有者选择经营方式也才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分两权合一、两权分离两种情况，经营能力可分为强、弱两种情况，两相结合可有四种具体方式，即:(1)两权合一而经营能力强;(2)两权合一而经营能力弱;(3)两权分离而经营能力强;(4)两权分离而经营能力弱。这四种具体结合方式中。首尾二方式处于优劣两个顶端，中间二方式则处于中间过渡状态，且二者谁优谁劣也不固定，但却是所有者面临的最现实的两种选择方式。两权合一而经营能力强是最优结合方式，是所有者亲自经营自己的产业而自身经营能力又很强。此时经营积极性高又无需另行负担经营成本，效益最好。两权分离而经营能力弱是最劣结合方式，是所有者将自己的产业委托给无能的经营者经营。此时，经营无能己使企业蒙受巨损，又需向经营者支付报酬，更使企业雪上加霜。它是所有者委托不得人而造成的既成事实，而非其有意安排。主观上，所有者都是力求委托经营能力高强者经营。所有者在自感经营能力不足时，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选择是:是自己勉强经营呢，还是委托给经营能力高强者经营。此时，他进行选择的主要依据是看代理净收益和自身经营收益哪一个大。如前者大于后者，则选择两权分离而经营能力强，如前者小于后者，则他宁可选择两权合一而经营能力弱。代理净收益等于代理毛收益与代理成本之差。代理毛收益实际即是企业的总利润。企业总利润主要决定于经营者经营能力的高低及是否有有效的激励机制。经营能力强则企业总利润高，经营能力弱则企业总利润低。激励机制若有效，则能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使企业总利润升高;激励机制若失效，则不能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使企业总利润降低。激励机制有效与否的关键是经营者收入能否与经营业绩成正比。成正比，则有效;不成正比，则效力减弱;如不挂钩，则完全失效。代理成本包括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而隐性代理成本往往是决定代理成本高低的关键，因其高低随控制监督是否有效而伸缩性很大。控制监督若有效，则经营者难以侵蚀所有者资产，隐性代理成本不高，控制监督若失效，则经营者便会大量侵蚀所有者资产，使隐性代理成本十分高昂。因此，所有者在选定代理者后，为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目标，最关键的措施有两条，一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二是对经营者必须有有效的控制监督以防止所有者资产被大量侵蚀。现以此考察一下我国的国有企业两权关系及运作状况，并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

『叁』 <<公司法>>中为什么要规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什么意义

当然可以持股，经营权是给经营者的权利，所有者在出让前肯定有经营权。

『肆』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对于现代企业制度有什么重要性

企业经营过程中管理层趋于保守，他的目标是降低债务，规避风险，对于风险投资较内为谨慎，而大部分的中容小股东的要求是增加负债率，提高股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矛盾，因此必须分离经营权与所有权，利用非管理层大股东抑制管理层，保持企业增长，而同时避免大股东联合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伍』 股东权利保护制度的意义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公司也发展成为最为普遍的商业组织形式。1993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规范我国公司这一商事主体的组织形式和行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历史和体制等多方面原因，《公司法》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立法上的缺陷与不足，尤其是在股东权利保护方面，显得十分薄弱。加强股东权利保护，已成为保证我国现代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经济生活稳定，促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的突出问题。在刚刚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明确表示，今年将对《公司法》进行修订，相信会在股东权利保护方面有所突破。下面就股东权利保护问题谈一点粗浅认识，以求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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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东权利保护的法理依据
(一)股权的性质
股权，即股东权，是股东权利的简称。关于股权的性质，国内外学界众说纷纭，概括讲，大体上有债权说、社员权说、所有权说三种。
债权说主张股权本质上是以请求利益分配为目的的债权，或称附条件的债权，请求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均非附属于股东的根本性权利。债权说难以解释股东入股的投资行为与一般债权人购买债券在法律关系上的本质区别。事实上，股东与公司的关系不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这是因为从股权与债权产生的基础、性质、内容及二者形成的关系上看，债权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社员权说主张股权是股东基于其营利性社团的社员身份而享有的权利。19世纪后半叶，德国学者雷纳德(Renaud)于1 8 7 5年率先主张股分有限公司是以股东为社员的社团法人，股东权就是股东认缴公司资产的一部分而取得的相当于此份额的社员权，是一种既非物权又非债权的特殊权利，并将股权确认为“单一的权利”。日本学者松本蒸治博士在其所著的《会社法讲义》中，将社员权区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同时也主张这两种权利并非各自独立的权利。总之，社员说是大陆法系股权性质的通说。股权社员说虽肯定了股权内容的综合性，但对股权的性质却基本上未予揭示，只是复述了股权的内容，而回避了股权的性质。
所有权说主张股权本质上是所有权，或者主张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 (或共有权)，公司享有经营权，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说；或者认为股东对公司享有所有权，而公司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即双重所有权说。将股权视为所有权的观点，实质上是将动态的股权又回归为静态的所有权，从而否定了股权运动的丰富多彩的内容，股权是注重对股票财产的多次使用并在流动中增值，而不是强调对实物财产的直接占有。这与传统所有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保护财产的静态归属有很大不同。如果将股权视同所有权，或者在逻辑上将导致对公司法人财产的否定，使公司难以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或者在理论上落入“双重所有权”的窠臼，形成与“一物一权”的原则相悖。从逻辑上看，“股权所有权说”或“双重所有权说”与所有权独立排他的属性是格格不入的，股东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是两个不能并列的概念。
关于股权的性质，除去以上三种学说外，还有股东地位说，共有权说等。 上述各种学说都有一定道理，但要把股东权完全解释清楚又显不够。简而言之，公司尤如国家，股东尤如公民，公司法人财产归为公司拥有，而股东拥有公司。因此，股权尤如公民的权利，它并非是一种单一性质的权利，而是一种兼有人身性和财产性的综合性权利。概括地说，股东权作为一种兼有人身性和财产性的综合性权利，是指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
 (二)股东与公司经营者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 现代公司的产权结构实际上是由股东和法人所有权相结合而形成的双重权利结构。这种权利结构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成为客观需要。作为公司经营者，也就是通常所指的董事、经理就应运而生了。那么，股东与公司经营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呢?公司为股东之公司，公司经营者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实际是代表股东行事。因此，股东与董事、经理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和公司与其董事、经理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无实质区别。那么，如何认定公司与董事(包括经理，下同)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呢?对此有两种学说，其一是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代理和信托的关系，这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法学者根据其本国公司法规定提出的主张。其二是认为公司和董事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关系，这主要是早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学者根据其本国公司法规定提出的主张。日本学者认为，董事和公司的关系是一种委任关系，董事负有以善良管理者那种谨慎的品质而履行其职务的义务。所谓委任，即当事人约定一方委托他方处理事务，他方承诺处理的契约。它有以下几层含义：(1)委任是当事人信赖的基础，受委任人和委任人都应对这种信赖关系的建立和存续负有义务；(2)董事的善良管理之注意义务，应是对公司经营(包括事务处理)尽其客观的注意义务；(3)受委任者——董事，对于委任者——公司，应该诚心诚意，忠实于委任者。上述两种学说是在不同法律背景下基于不同国家公司法的规定，对公司与其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作出的不同说明。虽然他们依据的理论不同，但结论并无大的差别。对我国立法者和公司法学者来说，应该结合自己的国情，创立同我国法律传统相一致的理论。而委任关系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和传统，也更能说明股东与公司经营者之间的关系。
 (三)股权的性质、股东与公司经营者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了股东的权利
1、股东的财产性权利 股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性和人身性的综合性权利。作为财产性权利，即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来源于股东向公司的投资行为，是一种带有债权性质的权利。主要表现为分红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股份转让权等。
2、股东的人身权性质
(1)股东与公司经营者之间的委任关系决定了董事、经理具有善管和忠实义务。一定的权利、义务总是作为一定的法律关系的内容而存在的。股东和公司经营者之间委任关系的缔结，相应的权利义务就产生了。董事、经理作为公司经营者的义务主要内容：一是善管义务。是指董事、经理在执行职务时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尽最大的努力与注意，维护公司的利益。我国《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从反面表明了董事、经理负有善管义务。二是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经理应当忠实于公司的利益，不得实施与公司利益相悖的行为。我国《公司法》第59条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的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这里规定的就是董事、经理的忠实义务。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董事、经理的忠实义务主要有以下内容：①不得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②不得侵占公司财产；③不得擅自处理公司财产；④竞业禁止的义务；⑤不得泄漏公司秘密。
(2)股东与公司经营者之间的委任关系，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制约控制，可以借鉴民法委任的制衡(控制)模式。民法委任的制衡设计有以下几项重要内容：委任人保留一定的权限依委任契约对受任人授权，受任人才可为一定的行为，并非受任人一旦受任，即可为任何行为；受任人不仅只能在授权范围内处理事务，并且必须随时听从委任人的指示；受任人在处理事务时，必须尽相当的注意义务；受任人处理事务告一段落时，则需向委任人报告事务始末；基于信赖关系，委任人得随时将受任人解任。
利益的最大化是股东的最终目的，而公司实际上是每个股东实现其目的的载体，为防止董事、经理权利的滥用，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股东作为委任关系的委任人，在权利、也有必要对受任人进行各种很必要的制衡，监督和督促受任人履行善管和忠实义务。二者之间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决定了股东对公司董事、经理监督、控制权——股东的人身性权利产生的必然。主要表现在：股东的表决权、提问权、取消股东大会决议的提起诉讼权，制止董事、经理等违法行为的请求权，股东大会召集权，董事和等解任请求权、帐簿阅览权和解散公司请求权等。

二、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权利保护的立法缺陷
我国《公司法》就股东权利有多条陈述，如股东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请求权、表决权、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权、查阅公司章程权、大会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权、对公司总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权、提起诉讼权等。但就以上权利行使的条件、程序没有作详细的规定，有的仅是一语带过，内容空洞，操作性很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股东大会召集权
股东大会召集权专属于董事会，不利于股东权利的保护，不利于发挥股东会的制衡作用。股东大会作为公司总裁的权力机关是非常设机关，其对公司经营者的制衡只能通过会议的形式进行。股东大会会议有股东年会和股东临时会两种。我国《公司法》第104条对这两种股东大会均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即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并应当在董事人数不足法定人数或公司章程所定人数三分之二时，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时，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请求时，董事会认为必要时，监事会提议召开时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但依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召集权专属于董事会，那么在董事会成员基于私利不提出召开股东大会，以及在监事会提议或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请求召开股东大会，而董事会故意推托不予召开时，如何保证股东大会的召开便成为一个空白。这样，我国《公司法》赋予股东大会的一系列职权都将由于股东大会的不能召开而无法实现。
(二)关于股东委托代理投票制度
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权的分散，各股东由于路途遥远，投资目的各异及所持股份数量有限而不愿或无法参加股东会的因素，导致委托代理投票制度的产生。委托代理投票制度产生的初衷是为了使股东大会不至于因出席人数不足而无法召开，委托书制度的立法宗旨主要是为了保障股东权益及便利股东会召开，使股东会的职能得以实现。但委托书制度也有被滥用的可能，可能会出现公开委托书而操纵股东会的情形，从而损害了股东会的功能。另外，为了股东会制衡功能的良性运行，保护股东权利，公司法必须对出席股东会委托书进行科学地、严格地管理，发挥委托代理投票制度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功能。
目前，我国股东会结构的“全员性”被破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司民主意识薄弱，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公司法关于委托代理投票制度的规定极不完善。股东大会的“全员性”是指公司的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任何一个股东都不应被非法排除在股东大会之外。但是，现实中我国一些股份公司随意确定股东参会资格，随意确定参会股东的持股数额，无端把众多小股东排除在股东大会之外。有的股份公司在股东会召集公告上冠冕堂皇地写上不足者可以委托有资格者或者联合委托代表出席，这严重损害了股东的权利。现实中破坏股东会“全员性”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由董事会提出担当股东代表的持股者，持有该数量以上股份的股东为组成股东代表大会的当然成员；另一种是由董事会提出一个组成股东会(实际为股东代表大会)的二元结构方案，即确定一个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份持有量，持有该数量以上股份的股东为股东大会组成人员。同时持有该数量股份以下的股东可以自由结合，选举产生符合上述标准的股东，为了保护每个股东对股东会的民主参与权，以上做法在实践中应该严格禁止。同时公司法应当规定完善的股东委托代理行使表决权的制度。
(三)关于股东诉讼制度
各国的公司法一般均赋予少数股东诉讼的权利，使其得以代替公司，而且代表被压抑的一般大众股东，向危害全体股东共同利益的董事、经理追究责任。关于少数股东诉讼权的行使，在英美法系国家诉讼制度中称为股东派生诉讼，是指股东代替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损害公司权益者赔偿公司损失，这种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原应由公司主动提起，但公司因为某些理由不愿或不能提起，乃由股东代替行使原属于公司的诉权。大陆法系中，和股东派生诉讼相对应的是股东代表诉讼，是指董事、经理对公司应负责任，而公司怠于追诉时，由股东为公司提起其责任的诉讼法。从理论上看，派生诉讼的特点是，提起诉讼法的股东本身并不拥有诉权，他所行使的是公司的诉权；代表诉讼的特点是，提起诉讼的人必须自己拥有诉权，然后他才能代表其他拥有同样诉权的人行使诉权。因此，代表诉讼是一种直接诉讼。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的诉讼”。这一规定具有股东代表诉讼的部分特征，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代表诉讼。我国既没有将股东代表诉讼规定于民事诉讼法中，也没有将股东的起诉权作为实体法上的特别权规定于公司法中，这是一个极大的立法缺陷。同时，第111条的规定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1)该条仅规定了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而未包括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况；(2)容易使股东滥用诉讼权利；(3)该条在诉讼请求上作了严格限制。将诉讼限于“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未规定股东通过诉讼能追究董事的责任事由及有权要求董事就其行为给公司或股东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这种限制不利于对股东权益的全面保护，董事侵害股东权益的情形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诉讼请求上对代表诉讼进行限制。
(四)关于股东监督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
现行公司法对股东监督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规定的比较少，我国《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或者质询”。这一原则性的规定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细则，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赶到保护股东权利的作用。相反，公司经营者侵犯股东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公司多年不召开股东大会，经营者无人监督，无法约束，专横擅断，暗箱操作盛行，企业缺乏民主管理的氛围，股东权利被严重侵害却状告无门的事司空见惯。加快股东权利保护的立法，完善相关配套法规，已成为保证我国公司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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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公司法关于股东权利保护的建议
 (一)排除股东大会召开的障碍
 1、立法中将股东大会召集权归属于董事会行使的同时，规定如果董事会拒绝或急于召集股东大会时，享有一定比例的股东有权向法院请求自行召集股东大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请求合理的，可以用裁定的方式同意部分股东享有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利，使会议召开在程序上具有合法性。
 2、防止少数持有多数股权的股东以不出席股东大会为手段阻挠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应对出席股东大会的人数作出明确合理的规定。对于公司的定期会议，只要求有代表大会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出席，临时会议则应由3／4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出席，会议即为有效。如果第一次会议达不到法定人数时，董事会可以召集第二次股东大会，定期会议递减为有代表1／2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出席，临时会议则递减为有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出席，会议即为有效。
 (二)引进股东提案制度
 股东提案制度是为了促进公司制度更具民主化色彩，加强保护股东权利而产生的新制度。该项制度不仅利于调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权益和权能关系，而且能促使股东的法定权的落实不至于流于虚化，避免经营者的专权。股东通过提案权的行使，有机会参与公司业务经营决策，避免董事会专权。平衡经营者与股东权益。
 (三)完善股东委托代理投票制度
 我国《公司法》第108条对股东委托投票仅作和原则性的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这一原则性规定有必要借鉴国内外成熟立法予以细化。如台湾公司法第177条规定“股东得于每次股东会，出具公司印发之委托书，载以授权范围，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除信托事业外，一人同时受二人以上股东委托时，其代理的表决权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总数表决权之百分之三，超过之表决权，不予计算。一股东以出具一委托书，并以委托一人为限，应于股东会开会五日前送达公司。委托书有重复时，以最先送达者为准，但声明撤销委托者，不在此限”。为了解决我国股份公司股东会形式化问题，实现股东会的“全员性”，避免股东会的“代表性”，迫切需要完善公司法中的委托代理投票制度，使无法亲自出席或没有兴趣出席的股东有机会达到参与公司决策并对经营者进行监督的功能。
 (四)借鉴股东质询权制度
 股东质询权，即股东就股东大会议程中的事项对董事和监事提出质问的权利。质询权的目的是为了使股东在股东会中获得更全面更准确的信息，更好地发挥制衡职能。质询权执行的范围，质询的事项是有严格限制的，日本商法对此作了规定：在股东全会上，董事及监察人应就股东请求事项予以说明，但该事项与会议目的无关，说明将显著损害股东共同利益，说明需要调查或有其他正当理由时，不在此限。同时规定，股东于开会前相当期间，以书面通知要求在全会上说明的事项时，董事及监察人不得以需要调查为由拒绝说明。1994年4月，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上的股东质询权作了规定，但对股东大会发言人的资格、发言的顺序作了不合理的限制。如，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的股东，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两天进行登记；登记人数以10人为限；发言顺序依发言人持股额依次排列；每人第一次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第二次发言不得超过3分钟，其中经理回答问题不超过5分钟。以上规定，不利于股东民主权利的行使，不利于企业民主理念的弘扬。
 (五)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 1、关于原告主体资格。(1)按持股比例或者数量确定起诉权，并且明确起诉权是少数股东权还是单独股东权。日本、美国等规定的是单独股东权，但这种诉权容易引起滥诉，近年来要求修改为少数股东权的呼声日趋高涨。结合我国国情，引入该制度时，以设立少数股东权为宜。(2)股份持有期间的要件和“行为时所有”原则。日本法律规定，6个月前开始持续持有股份的股东才具有原告资格，但这种规定不能防止在董事的违法行为实施后，那些为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而故意购入股份的情况，因而，美国的“行为时所有”的原则更合理，它也称为“股东同时存在”原则。鉴于我国股东资格的流动性和股民的不成熟性，规定“股东同时存在”原则比较稳妥。
 2、关于股东通过提起诉讼能追究董事、经理的责任事由及责任的承担方式、范围。在美国由提起股东诉讼而被追究责任的范围较广，被告甚至可以是公司董事以外的第三人。在英国股东诉讼可以追究的董事责任事由，只限于重大的违法行为。在日本，由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可以追究董事责任事由设专条进行了规定，日本商法对董事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列举，并明确规定了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如对违法提供财产利益的董事要向公司支付与所提供金额相当的赔偿金；向其他董事提供贷款的，若借款到期不能偿还，同意该贷款的董事应付连带偿还贷款；董事因故意或过失违反法令、公司章程给公司带来损害的，要对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等等。我国公司法中应借鉴日本商法的规定，对股东提起诉讼能追究董事、经理的责任事由予以明确规定，并明确责任承担的方式和范围。
 3、关于提供担保制度。为防止不当诉讼、无意义诉讼，以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诉讼，可以在公司法中规定股东提起诉讼的担保制度。
 股东权利保护不仅仅是股东和公司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问题，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到董事会内部利益制衡机制，经理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监事会的制衡机制，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制衡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股东权利保护需要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随着即将开始的对《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相对完善的股东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在不久的将来形成。

『陆』 马塞诸塞车祸导致了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这种分离对管理有何重要意义

马萨诸抄塞车祸后，铁路公司的老板交出了企业管理权，只拿红利;另聘具有管理才能的人担任企业领导。这是 历史上第一次在企业管理中实行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这种分离对管理有重要的意义：
(1)独立的管理职能和 专业的管理人员正式得到承认，管理不仅是一种活动，还是一种职业;
(2)随着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横向的管 理分工开始出现，这不仅提高了管理效率，也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3)具有管理才能的雇用 人员掌握了管理权，直接为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为管理学的创立和发展准备了前提。

『柒』 企业所有权是什么

现代企业理论学者认为 ,“企业所有权”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内控制权 ,它由谁拥有依存于企容业经营的不同状态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实质是企业中存在的产权而不是真正的企业所有权 ;真正的企业所有权是指企业出资者的所有权

『捌』 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相分离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优势：复
1.职业经理人的企业运营制才可能更胜一筹。
2.为了达到企业的有效规模，可能不得不聚拢众多居民户的资源。
3.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所有者希望在众多企业之间分散风险。
4.分离型结构考虑到了信息搜集成本的节省。管理者可以搜集到现有关于企业生产技术，投入成本和产品需求的精确信息。
5.存在支持分离型结构的“学习曲线”或者“持续经营”效应。
劣势：分离型结构引起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因为公司的所有者仅拥有关于管理者是否有效的为其利益服务的不完全信息，所以管理者可能忽略他们对股东承担的责任。在极端的情形下，管理者甚至可能逆股东利益行事。
何种情况：在那些可以用合理成本解决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潜在利益冲突的环境中，我们有望看到企业的所有者并不是企业的管理者。而且我们预期，企业的所有权将在众多个人之间分散。

『玖』 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后，对企业的发展有何利弊

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使企业资源与经营管理人员达到最优的组合，发挥最大的效益，为所有者带来最大的利润。因为，所有者不一定懂经营，而资产只有运动起来才可能增值，那么谁能来完成这个滚动资产增值的任务呢，那就是经营者——也就是所有者（股东）聘用的经理（总裁），或者说我们常常听说的CEO,这些经营人员有丰富的经济知识和营销能力，但却不掌握资产，公司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为那些不懂经营却想为自己掌握的资产寻找增值机会的人以及懂经营却没有资产的人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契机，从而解决了这个矛盾，实现资源、人力的最优化配置。至于缺点自然是经营者有可能利用其经营管理有关资产的有利地位谋私利，从而损害所有者的权益。但从总体上来看，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最优模式，利大于弊。

『拾』 产权是什么意思，和所有权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国有企业的产权归谁所有

什么是产权？产权与财产所有权是什么关系？我国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仍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存在着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把产权等同于所有权。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所有权作为产权的逻辑出发点，来评价、批判西方产权理论，并以此分析我国的经济改革。他们认为，产权作为关于财产的权利，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所有权，即从人对资产的占有隶属关系来理解的狭义所有权。这可以说是一种最狭义的产权定义。在产权理论刚刚引入我国的时候，这种观点曾十分流行。
二是把产权等同于占有权和经营权。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产权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所有权，二是指占有权和经营权。在理论上，这两种含义可以同时存在，区别在于：在不同所有制之间适用于第一种含义的产权；在同一所有制内部，适用于第二种含义的产权。
三是认为产权有别于所有权，并且比所有权的涵义更宽泛。这是后来出现并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产权与所有权有着不同的内涵，所有权就是对资产的排他性隶属权利，而产权则是一个包含所有权在内但远比所有权内容宽泛的范畴，除了所有权，它还包括占有权、支配权、经营权、收益权以及处置权等一组权利。在理论界，持这种观点的人占多数，同时它也比较接近于西方学者所表述的产权体系。
从推动或促进产权交易的角度，对产权定义作以下概括是比较科学和可行的：
首先，产权是与财产有关的、具有排他性的权利。产权的排他性意味着特定的权利主体只能是一个，即排除任何非权利主体对产权的占有和使用；并且，产权的排他对象是多元的，即一个主体可以有多项产权，但一项产权只能归属于一个主体。
其次，产权是能够流动或可让渡的权利。在产权拥有者认为不再需要拥有或非拥有者认为需要拥有时，产权应当能够流动并在他们之间互相让渡，从而实现资源的高效率配置。
再次，产权是具有可分性的权利。如企业产权可以横向分解为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和让渡权，也可以纵向分解为出资权、经营权和管理权；从其存在方式上，还可分为价值形态的产权和实物形态的产权。
第四，任何产权，都必须是有边界、可计量的权利。否则，既不可能把特定产权从其他产权中分离开来，用于交易，也不可能在交易过程中对产权进行有效计量。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界定产权的内涵，对于理解和把握产权交易非常重要，因为产权交易是由产权的内在属性决定的。产权的排他性是产权交易的首要前提，没有明确的权利主体的产权是不可能拿去交易的；二是产权能够流动和可出让，使产权交易实际上成为可能；第三，正因为产权是可分的，所以人们不仅将产权作为整体来出让，也可以将其分割为部分甚至一个个单元来出让；最后，由于产权是有边界、可计量的对象，使得它在交易过程中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论国有企业产权的界定
[摘要]本文所论述的国有企业产权的界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如何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产权;二是如何界定国有企业因投资来源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产权归属。
[关键词]国有企业 产权界定 政府
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权的归属
在论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权界定之前,首先要澄清两个糊涂认识。
一是有人认为,有的地区经济较落后,落后地区现存的地方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50、60年代创办的,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包袱沉重、效益低下又没有新的经济实力来投资创办新的国有企业;有的地区经济较发达,发达地区现存的地方国有企业大多是改革开放以后创办的,企业设备和技术先进,负担不重,效益较高,且地方政府财力殷实,可通过自我积累投资创办国有企业。一旦明确中央政府产权和地方政府产权,落后地区会因此影响财政收入而愈加贫困,发达地区则会愈加富裕,可能进一步拉大业已存在的地区差距,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必有这种担心。因为发展落后地区,缩小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不能用抑制发达地区的发展来实现,只能靠落后地区发奋图强、奋起直追来达到,当然政府应该从财政收入中增加对落后地区的投入,从政策上扶持落后地区,通过国民收入在地区之间的再分配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
二是有人认为,一旦明确中央政府产权和地方政府产权,久而久之,可能会引起地方政府由经济上的独立而导致政治上的独立,最终造成国家动乱和分裂,这种看法在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国家分裂以及我国沿海地区经济高度发展,出现了所谓穷中央、富地方的背景下颇有市场。其实这种看法是毫无根据的,一个国家会不会分裂并不取决于国有企业产权在中央和在地方的划分,许多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中央政府产权和地方政府产权划分十分明确,并没有因此而引起分裂。倒是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划分中央政府产权和地方政府产权,却发生了分裂。因此,上述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实际。
在澄清以上两个糊涂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现有国有企业的产权状况。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的现状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国有企业是原来全部由中央政府投资创办。第二类国有企业是原来全部由中央政府投资创办,后来产权下放到地方政府所有。第三类国有企业是原来全部地方政府投资,后来产权收归为中央政府所有。第四类国有企业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投资创办的。
对于上述几类国有企业产权的归属究竟应该如何划分,我认为,第一类国有企业产权应维持现状,仍属中央政府所有,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国有企业原本就是由中央政府投资,且一直归中央政府所有和经营,无论企业资产增值多少,都应归原始投资者(国家)所有,这一点恐怕没有争议,第二类国有企业产权界定如果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划给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地方政府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财政由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现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财政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原来由中央政府投资创办,现在下放到地方政府,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实际经济利益,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这类企业是亏损企业,则可另当别论),地方政府不能无偿占有这类国有企业,应对这类国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对资产进行重新评估,按照重估的资产价值转让给地方政府或收归中央政府所有。第三类国有企业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也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区分由中央政府投资还是地方政府投资都无任何意义,这类国有企业尽管是由地方政府投资形成的,只不过是中央对地方财政拨款的一部分,因此这类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理应归中央政府。第四类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投资创办的,这种企业的产权归属可不改变, 其原因也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统收统支,中央和地方并不分彼此。第二种情况是在财政包干和分税制的体制下,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投资创办的国有企业,这种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应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初始投资的比例进行划分和界定,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权。
2.国有企业产权界定
国有企业因投资来源不同而形成的不同产权归属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企业的全部原始资产由国家投资;第二种情况:企业的原始资产一部分由国家投资,有一部分是1984年“拨改贷”以后由企业贷款而形成的;第三种情况:企业的全部原始资产由企业投资、企业职工股份和企业贷款构成。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得益”的原则,第一种情况的企业的全部资产应归国家所有,第三种情况的企业的全部资产应归企业所有。第二种情况的企业资产归属问题稍为复杂一些,企业经过多年的营运,资产数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加之物价上涨的因素,现有的资产存量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如何分解存在着操作上的困难,但我认为只要正确划分了资产归属的界限,对国有企业资产进行重新评估,按照企业和国家原始投资的比例来分割资产是能够合理界定国有企业资产归属问题的,按理说,上述三种国有企业资产归属的界定是简单明了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上述第一种情况的企业的全部资产界定为国家所有,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对于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的企业的资产归属应如何界定,企业界、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都有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一是国有企业的原始投资是谁,其产权就应界定给谁;二是完全靠贷款新建的国有企业,形成的资产不应全部界定为国有资产,因为贷款和利息是企业还。但又因它享受了国家的税前还贷、以税还贷的政策,因此这部分企业资产应一部分界定为国有资产,一部分界定为企业资产,其比例根据企业不同情况而定。第二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在两步“利改税”以后留利形成的资产,“拨改贷”以后还贷后形成的资产都应该是企业所有的资产,不应归国家所有。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国家有原始投资的企业而言,无论是“拨改贷”以前还是“拨改贷” 以后,企业留利形成的资产、还贷后形成的资产均应归国家所有,甚至“拨改贷”后设立的国有企业的资产也是国有资产。(参见黄速建《关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中国工业经济》995年第二期,第17-18页)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并无矛盾,我一直是赞同的。现在着重讨论一下第三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同志理由有三:一是认为世界上没有一家企业的资产归企业自身所有,并不存在企业自为所有者的问题。并且进一步论证说,稍懂一点会计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负债表的基本平衡式是:企业的资产等于负债加股东权益。也就是说,企业的资产要么是债权人(债务资产),要么是出资者权益(净资产);二是根据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行的“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国家有原始投资企业,无论是在“拨改贷”以前还是在“拨改贷”以后,企业留利形成的资产,还贷形成的资产都是企业以出资者权益为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进行经营的结果,均应归国家所有;三是“拨改贷” 以后的所谓“企业贷款”,它实质上是一种扭曲状态下的政府直接投资,即出于促使企业增强国有资本的运用责任初始本意,政府以企业贷款的形式向企业直接出资,然后国家以应得的税收或应得的利润来还贷。
我认为:支撑第三种观点的三条理由都值得商榷。关于第一条理由,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忽视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革中业已存在企业股份和职工股份所形成的产权,在国企改革中,作为国有企业的原始投资确有一部分是由企业留利所形成的投资,有一部分是由企业职工入股形成的投资。这些投资中企业留利部分是按规定向国家上缴税利后剩余部分,它是企业经营的结果,其形成的权益是经营者权益,从产权的角度讲,国家作为原始投资者,只能得到相应的利息(股息);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只能依法向企业收税。在这里,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的权益同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的权益是经渭分明的,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权益所形成的投资理应界定为企业所有。从以上分析可见国有企业股份和企业职工股份构成国有企业原始投资的一部分,企业和职工也是国有企业的股东,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平衡式:企业资产等于负债加股东权益也就成立了。
关于第二条理由,如果我上述论点是正确的,第二理由自然就不成立了。根据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行的“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现在这类国有企业的出资者是由国家、企业和企业职工三方构成,企业以出资者权益为物质基础进行经营所形成的资产,就应按一定比例界定为国家、企业和企业职工所有,也不能搞国有化。
所形成的投资理应界定为企业所有。从以上分析可见国有企业股份和企业职工股份构成国有企业原始投资的一部分,企业和职工也是国有企业的股东,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平衡式:企业资产等于负债加股东权益也就成立了。关于第二条理由,如果我上述论点是正确的,第二理由自然就不成立了。根据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行的“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现在这类国有企业的出资者是由国家、企业和企业职工三方构成,企业以出资者权益为物质基础进行经营所形成的资产,就应按一定比例界定为国家、企业和企业职工所有,也不能搞国有化。
综上所述,对国有企业的产权界定,要根据国有企业资产来源不同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界定为国家所有,更不能对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已存在企业产权、职工个人产权和法人产权实行国有化。这样于情不合、于理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