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的進化論
❶ 創造論與進化論：哪個是人類真正的起源
從科學的角度，是進化論。因為創造論並不科學，至少不符合剃刀原理，出現了一個不知所雲的「創造者」，是純存在於猜想中的一個事物，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它的存在，所以這個不科學。
創造論目前最大的一個論點就是生物化學方面的，說的是生物的細胞中的一個個蛋白質分子就像非常精密的零件一樣組裝在一起，有一點差距就會全部崩潰，這么精密的東西怎麼會是自然出現的呢？但是事實上自然界數億年的時間里，什麼樣的組成可能不會出現？就算從概率上來說出現的概率再小，是數萬億分之一，但是也是有可能突然就碰上了的，畢竟基因突變的概率也同樣低，但同樣會有出現。而細胞類生命只要出現了第一個，就能夠分裂出現兩個、三個乃至更多。所以這只是一個沒有證據的猜想，只不過被古老的神創論引以為外援，所以才會出現廣泛的支持者。科學家沒有辦法否認進化論是不完善的，是存在問題的，但是不存在沒有問題的科學理論，牛頓力學不照樣不能解釋高速運動？因為科學的必要條件就是可以證偽，就是可以找到來證明其錯誤的部分，有這個部分，再去修正他，逐步修正得越來越接近事實真相，但是沒有任何辦法得到完全的真相。只不過，對於一個真實長度是1.8214562米高的人，說他只有一米八又有何不可？
❷ 創世論和進化論
1、創世論主要表明的是世界如何創生，具體到生物，那麼創世論講的是生物怎樣從無到有而產生。而進化論主要表明的是世界如何發展，具體到生物，那麼進化論講的是生物的物種何以產生或者物種何以多種多樣。可以說，這就是兩者的本質區別。就是說創世論和進化論代表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2、一般認為，創世論和進化論是矛盾的。因為創世論強調超越性的力量，即上帝的決定性力量；而進化論強調自然自身的發展，即自然按照某種規律式地發展。這也凸顯了兩者的區別。3、然而，矛盾的雙方必然是辯證統一的。這表明，創世論和進化論不僅僅有區別，也有聯系（關系）。創世論和進化論是互相補充的。一方面，創世論強調創造，進化論強調變異，所以它們存在著先後性的聯系，這就使得兩者的矛盾並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而是一種相繼性質的過程性聯系；另一方面，創世論更加是一種思辨性質的描述，而進化論則更多的具有實質性內容的描述，也就是說兩者一個是空洞的，另一個是比較具體的，因而兩者從這一方面看也是相互補充的關系。4、當然了，以上幾點主要是從道理上來講兩者的區別和聯系。從具體的內容來看，創世論和進化論都是側重點不同的，而且內容都是多樣的，所以兩者的矛盾和聯系就不容易被看出來。經常性的觀點認為，創世論偏重於宗教，大多是迷信的；進化論偏重於科學，大多是理性的。然而這種看法是狹隘的觀點，而不是哲學的辯證的觀點。創世論照樣可以是理性的，進化論照樣可以是迷信的：宗教和科學都有偏頗之處，偏重於任何一方都不足於全面地看待這個世界。
❸ 進化論是怎樣傳入中國的
1、進化論的中國進化
1895年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嚴復發表<原強>，達爾文進化論自此傳入中國。該文首創 「物競天擇」一詞，流傳中又加上「適者生存」，共八字，成為進化論在漢語語境中的基本定義。三年後再作<天演論>，舉國震動。 <天演論>號稱譯作，但顯然背離了原著。原作者為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以「達爾文鬥犬」著稱，書名直譯<進化論與倫理學>。同樣將進化論擴展到社會，赫氏認為人類已經進化到倫理競爭的層次，不再適用低等生物弱肉強食的法...
《天演論》與《物種起源》
19世紀末的中國，正當戰爭屢屢失敗、改革無功而返之際。1894年，甲午戰敗，曾長期在海軍任職的學者嚴復「想喚起改變貧窮落後的覺悟」，於是第二年便提筆翻譯《天演論》（原作者赫胥黎為達爾文學說的積極支持者）。
美國芝加哥大學進化學系教授龍漫遠認為，赫胥黎在書里，意在用《物種起源》裡面的一般規律、用「進化」這個科學觀點解釋人的事情，解釋社會問題。這種功能，在1859年發表的《物種起源》里是找不到的。嚴復在譯作中作了大量批註，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努力鼓吹。「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這位翻譯家留給後世最著名的格言。吊詭的是，據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的博士生林垚介紹，在原著中，赫胥黎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持批判態度，但譯作卻變成了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
《天演論》在1898年出版後一紙風行。當年剛滿17歲的中學生魯迅，特意花了500文錢買回這本書，覺得很新鮮，一口氣讀了下去。同樣受到進化論思想影響的，還有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而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界人士對於進化論精神在社會問題上的應用，更是樂此不疲。《天演論》風頭太盛，以至於20年後，當《物種起源》終於被翻譯到中國時，影響力反而大不如前者。
經由維新變法、新文化運動等社會事件，社會達爾文主義一直隨著中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努力而流傳。
2、影響：
進化論促使中國人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發生重大變化,徹底打破了封建統治階級「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謊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深深地影響了封建社會改良派、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運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進化論強調的是適者生存, 弱肉強食.近代中國經過多次對外戰爭失敗後在進化論思想的影響下產生了如洋務運動, 維新變法等近代中國向西方國家靠攏學習的運動。
進化論也推動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反對過於保守的封建政府, 從而實現共和的歷史。
從進化論發展出來的階級分化和斗爭的思想創造了共產黨主義, 中國人在學習這些以後從而產生了以推翻階級,恢復平等的違背進化論的思想造就了1949年後的工農為主的政府。
❹ 創造論比進化論怎麼廣泛深遠真實呢
從科學的角度，是進化論。因為創造論並不科學，至少不符合剃刀原理，出現了一個不知所雲的「創造者」，是純存在於猜想中的一個事物，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它的存在，所以這個不科學。
創造論目前最大的一個論點就是生物化學方面的，說的是生物的細胞中的一個個蛋白質分子就像非常精密的零件一樣組裝在一起，有一點差距就會全部崩潰，這么精密的東西怎麼會是自然出現的呢？但是事實上自然界數億年的時間里，什麼樣的組成可能不會出現？就算從概率上來說出現的概率再小，是數萬億分之一，但是也是有可能突然就碰上了的，畢竟基因突變的概率也同樣低，但同樣會有出現。而細胞類生命只要出現了第一個，就能夠分裂出現兩個、三個乃至更多。所以這只是一個沒有證據的猜想，只不過被古老的神創論引以為外援，所以才會出現廣泛的支持者。科學家沒有辦法否認進化論是不完善的，是存在問題的，但是不存在沒有問題的科學理論，牛頓力學不照樣不能解釋高速運動？因為科學的必要條件就是可以證偽，就是可以找到來證明其錯誤的部分，有這個部分，再去修正他，逐步修正得越來越接近事實真相，但是沒有任何辦法得到完全的真相。只不過，對於一個真實長度是1.8214562米高的人，
❺ 誰提出了進化論
進化論 生物物種起源和發展的理論。1809年，法國生物學家拉馬
克在其《動物哲學》一書中，最早提出進化論思想。1859年，英國生物學家
達爾文在其《物種起源》一書中，正式創立了生物進化的系統理論，簡稱進
化論，亦稱「達爾文主義」。其主要內容有：主張物種可變，形形色色的生物
種類是在自然條件的作用下，從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逐步演化而
成；認為生物進化的機制是自然選擇和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被淘
汰；提出了遺傳和變異的思想，一切生物既有遺傳的一面，為了能適應環
境，又有變異的一面，正是變異，使生物在適應環境過程中出現了新的性
狀，從而為新物種產生提供了可能。進化論是19世紀自然科學三大發現
之一，它把發展、變化和普通聯系的觀點帶進了生物學，使之第一次置於
科學的基礎之上。進化論有力地打擊了物種不變的形而上學觀點和關於
物種由神所創的唯心主義、神學論的觀點。但限於當時科學發展的水平，
進化論在當時還不能科學地揭示生物遺傳和變異的內在機制；它過於強
調緩慢的漸變，不懂得漸變過程的中斷，即質的飛躍。由於上述缺陷，一方
面，隨著科學的進步，進化論勢必被向前推進，發展出新的進化論，如現代
達爾文主義等；另一方面，進化論又被一些唯心主義者和形而上學者所歪
曲，出現了庸俗進化論。進化論還可在更廣的意義上被應用，泛指關於一
切事物（自然的、社會的）都是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發展變化演進
的理論和思想。這種思想和理論是與主張不變、僵化的理論對立的。1859年，達爾文提出了進化論學說，他認為生物不是神創造的，而是經過漫長的歲月從簡單到復雜進化來的。嚴格地說，進化論至今都只是一種假說，當年達爾文希望將來能發現確鑿的證據，可是禁得起檢驗的證據至今也沒有找到，而且進化論的理論與事實也出入太大，論證模稜兩可，結論也無法重復。後來的學者是把進化論當作一種科學的信仰繼承下來的。也正是因為信仰，才把它當成真理介紹給學術界和公眾，這種新奇的假說很快形成了一個流行的信仰，人雲亦雲，被人們當成了真理。
然而，嚴謹的學者清楚：接受的人多並不能把一個假說上升為真理，真理需要嚴密的推理和無可辯駁的證據，這正是進化論所缺乏的。筆者多年來熱衷於進化論的研究，也一度在感情上強烈地維護著它的尊嚴。但是面對越來越多的事實，嚴謹的思考使我看到了進化論的錯誤所在。在此，筆者希望用通俗的語言，把進化論的問題和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公諸於世。希望改變這一百多年來，進化論者代替公眾在思考、甚至代替其它領域的科學家在決定真理這樣一個局面。在事實面前，在嚴謹的推理面前，把理智思考的機會留給每一個人。
❻ 進化論的誕生及其意義
進化論史話
話說那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生物學界出了一位震驚整個學術界的人物，他發表了他的巨著《物種起源》。其主要思想為地球上物種的起源機理可以概括為：物種競爭，自然選擇，適者生存，漸進變化。他就是現在家喻戶曉的達爾文。 達爾文的原始論述隨提及「進化」一詞，為「帶有飾變的由來」(參考古爾德的自然史沉思錄一書)，或許並非後來其繼承人描述的「進化」即含有「進步發展」 的概念。然而，從達爾文理論用來解釋生物的變化發展來看，將進化論理解為 「進步發展」也沒有不對，因為在他們看來，物種就是從低級到高級發展變化，其本身就是一個進步的過程。 不管進化一詞的涵義到底如何，進化論的誕生，從本質上是對抗上帝創造萬物的思想。達爾文說過這樣的話：我認為(正確或錯誤地)直接反對基督教和有神論，對公眾不會有什麼影響；而伴隨科學的進步逐漸啟迪人類的理解力，會更好地促進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寫有關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僅局限於科學之內。 當代著名的進化論倡導者古爾德教授對達爾文的這個思想做了進一步的解析。古爾德說：達爾文確實進行了一場溫和的革命。不僅在於他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指達爾文久久不發表自己的書 - 天山客注)，還在於他故意避開公眾對他理論中哲學涵義的注意。 以上討論說明，達爾文的進化論從誕生的那天起，就是為了反對上帝的創造這一思想，而他的工作的哲學基礎是徹底的哲學唯物論。他要做的是盡量不暴露他的哲學唯物論思想，而以客觀的科學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 然而，當時正當學術界對達爾文進化論廣泛質疑的時候，社會思想界就迫不急待地廣泛接受了達爾文的理論。19世紀最熱心的唯物論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認識到達爾文理論對自己哲學思想的重要性。馬克思對達爾文表達過「真誠的欽慕」 之意。 在這種氣氛下，普通大眾接受的信息只能是進化論是科學事實，而學術界對進化論的爭論就顯為人知，難以為大眾了解。直到現在，一般大眾對進化論的爭論又了解了多少呢？ 學術界對進化論的爭論大概可以分幾個階段： 1。從《物種起源》發表到達爾文主義的興起(1859年後的二三十年) 2。達爾文主義的日食(1900年左右)到新達爾文主義的綜合進化論的出現(1940 年左右開始) 3。現代學術界對新達爾文主義的挑戰(1970年以後) 要仔細論述這方方面面，不是本天山客所能力及。故而這里只給出一個大概的輪廓，各位看官如有興起可以去查詢進化史研究方面的論著。 話說當《物種起源》於1859年11月24日由約翰·默雷出版社出版後的第一天，第一版的1250冊就被圖書分銷商搶購一空。據說達爾文本人來到了伊爾克利去洗溫泉，准備等待即將來臨的風暴。他深知學術界的批評會接踵而來。 事實上確實是這樣。 英國作家皮特·J·鮑勒在他的《進化思想史》一書中論及當時的科學爭論時他這樣寫到： 大量的科學依據被用來反對達爾 文的理論，。。。盡管存在著激烈的反對，但是進化論 已經開始啟航，如果許多博物學家都有很強的宗教信仰，那麼就很容易將他們的科學反對意見視為不 過是為了維護舊的神學自然觀時所臨時拼湊的論據。似乎沒有什麼人懷疑許多攻擊背後的動 機是對達爾文主義中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普遍不滿。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那些論據本身缺乏科 學合理性。達爾文的理論建立在當時對自然理解的基礎上，在一些領域，特別是對變異和遺 傳的研究領域，這些基礎是不牢靠的。因此有可能建立科學的論據來反對達爾文的理論，這 些論據也會在某一時期顯得合理，雖然我們可以在今天客觀地看待這些論據，因為遺傳學等 領域都進步多了。有些問題並沒有解決：現代的特創論者仍然利用化石記錄的不連續性作為 反對任何形式進化的論據。 從鮑勒的描述中我們足可以看到當時科學爭論的激烈，盡管他是站在維護進化論 的立場上來看待當時的歷史。 面對學術界的嚴厲指責，當時的達爾文及其追隨者採取了兩個措施：一個是在進化思想的大前提下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開啟個人想像的機器對任何指責給予解釋，而不管其基礎是否堅實；第二個策略是盡量減少公開的學術辯論，而通過廣泛社會關系幕後活動對科學界產生影響，滲透達爾文的進化思想。 在這些方面「達爾文的鬥犬」托 馬斯·亨利·赫胥黎作為達爾文的副司令起了極大的作用。 赫胥黎原來是個博物學家，後來對解剖學和古生物學很有興趣。由於他對創造論的不滿，使他堅定地充當達爾文的鬥犬。實際上，赫胥黎自己是個突變論者，對達爾文的漸變論極其不滿。他認為，有時大的突變可 能會直接產生出新的形態, 除非人工馴養的試驗檢驗可以證明能夠產生出新的物種，否則就無法證明自然選擇是一種合理的進化機制。赫胥黎確實很敏感，他深深地意識到了達爾文主義者故意混消種內的微進化和種之間廣進化的區別。 前不久有人講過一句話極有意思：達爾文當時發表了物種起源的書，書中遺留下了物種起源的問題。 不管怎樣，赫胥黎在進化思想上大力支持達爾文。我們可以認為這種支持是基於他對創造思想的反感，而不是達爾文的進化機制征服了他。 赫胥黎不但是個科學家，還是個出色的活動家。他很快就成了著名的公眾人物，變成了政府處理在科學方面處理各種事務的專家。他在一個非正式但很有影響力的組織中以該組織對科學進行幕後操縱。英國作家皮特·J·鮑勒在他的《進化思想史》一書中論及這些時是這樣說的： 正因為赫胥黎及其追隨者在這個關系網中確立了一定的地位，所以他們的皈依對於達爾文主義是重要的支 持（Ruse, 1979a）。他們避免在科學雜志上公開爭論，但是利用他們對於期刊的影響保證 達爾文主義者的價值觀逐漸地融入到文獻中。《自然》雜志的創立至少部分原因是為了促進達爾文主義的發展。學術會議也受到一定的控制，從而有利於贊同達爾文主義的年輕科學家 ，他們的存在確保了可以教育下一代人也支持進化論。到了19世紀80年代，英國的科學共同體已經成功地完成了這種交替，那些殘留的反對者宣稱達爾文主義已經被盲目地作為一種教義所接受，他們謹慎地避免捲入任何真正的爭論。 從鮑勒的話中我們清楚地看到達爾文理論的勝利並不是建立在學術正確的壓倒面上，而是借著一種非學術的手段達到目的。鮑勒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 到了19世紀80年代，科學界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達爾文學派。然而不能將這個學派的興起簡單地解釋成是由於進化論在技術上具有優勢。對於自然選擇仍然有很大的爭議，在這一章的後面，主要介紹的是對選擇學說的反對意見。許多比較保守的博物學家顯然更贊成建立在突然變化基礎上的、並將進化過程與特定目標連續起來的理論。在19世紀的後幾十年，達爾文的進化機制實際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見第九章）。因此對於當初達爾文思想學派的興起，應該根據更廣的視野來解釋，而不能僅僅解釋成證明了這個理論具有科學的力量。 上面鮑勒所說的在19世紀的後幾十年，達爾文的進化機制實際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被朱利安·赫胥黎在他的一部論述進化論的書中稱為「達爾文主義的日食」。 因為即使在達爾文主義的興盛時期在學術上對自然選擇理論承認的人也不是太多，有人諷刺自然選擇論是「亂七八糟的規律」，這是指自然選擇依靠偶然試錯機制而言。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家發表其它機制來解釋物種的出現。偏偏達爾文主義者如奧古斯特·魏斯曼等將自然選擇論視為唯一站得住腳的進化機制。這沒有為達爾文主義者帶來好運，反而使更多的生物學家遠離達爾文主義。 當時的新拉馬克主義和直生論的興起，標志著明顯的反達爾文主義傾向，他們包含了目的論的成分。實際上真正構成對達爾文主義威脅的是孟德爾的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的遺傳理論。因為孟德爾遺傳理論有堅實的實驗支持，使得早期的孟德爾主義者能以此來反對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選擇論。實際上孟德爾遺傳理論被當時控制學術界的達爾文主義者輕視幾十年，就充分說明了達爾文主義者的教條成見有多深。這種教條一直延續至今。 直到20世紀初，學術界已沒有多少人支持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選擇論。這樣迫使達爾文主義者進行新的解釋嘗試，直到20世紀40年代他們才從「日食」中復甦過來，以新達爾文主義的「綜合進化論」在學術界出現，使達爾文主義(新)又成為正統。 新達爾文主義的「綜合進化論」雖然成為正統，但沒有為新達爾文主義帶來長治久安。更猛烈的現代的全面的反新達爾文主義的風暴正在醞釀之中。 話說新達爾文主義者在學術界受到早期的孟德爾主義者的猛烈攻擊後，進行了新的嘗試，要對遺傳變異做出新的解釋，從而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了「綜合的進化論」。 「綜合進化論」仍然是解釋的成分過多，遭受各方面的批評也就不會少。現代學術界對新達爾文主義的挑戰的范圍更廣，力度更深。 首先在新老達爾文主義者都堅持進化的漸變立場方面出現了嚴重的挑戰。這個挑戰的團體主要是古生物學家，當然也包含其它方面的科學家。 進化的漸變立場是達爾文所鍾愛的拳頭觀點。達爾文曾經說過： 如果我的自然選擇論必須借重這種突然進化的過程才能說的通的話，我將棄之如糞土。。。如果在任何一個步驟中，需要加上神奇的進步，那自然選擇論就不值分文了。。。如果有人能證明，任何現有的復雜器官，不可能是從無數連續的、微小的變化而來，我的學說就比然完全瓦解了。 達爾文又說： 自然選擇的工作必須靠極度微小並對生物有利的遺傳該變，長期不斷的累積而成；。。。如果這個學說正確，我就可以否定神不斷創造新生物種的信仰和生物界有突然大突變的的意念。 這里我們看到達爾文對自己的漸變論是何等的看重，並且這個漸變論在否定上帝創造萬物的信仰方面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客觀地說，那些把達爾文進化論一相情願地劃歸為純科學研究的看法是何等的不切實際，達爾文進化論背後的哲學意義與神創信仰根本沒有調和的餘地。 也正是因為達爾文及其達爾文主義者如此看重漸變論，才有在20世紀中葉有生物學家宣稱：達爾文進化論完全瓦解了。 一個著名的挑戰是來自當時美國著名的遺傳學家、執教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高斯米特教授。他列出一連串的復雜結構，認為不可能由極小的突變漸漸積累而成。 當然，新達爾文主義者對高斯米特的反擊是不言而喻的，這包括了對高斯米特從心理上的虐待。高斯米特說：他們現在不但人為我是瘋子，還把我當作嚴重的罪犯看待。著名進化論學者古爾德用每天「用兩分鍾的時間去恨人民的敵人」來比喻達爾文主義者是如何對付高斯米特教授的。 達爾文主義者堅持漸變，認為時間足夠長，漸變就能產生我們需要的一切。 然而，1967年，美國費城威斯特研究所的數學家烏藍從數學上論證了在進化論時間框架中通過微小變化自然形成眼睛之不可能性。 進化論專家麥道華爵士和威定頓對數學家烏藍的反駁是：事實上眼睛已經進化出來，數學家是本末倒置。好象眼睛進化的全部過程就在他們的兜里，數學應證明進化的可能性才對。 來自古生物學家的反對聲浪真正夠成了對達爾文主義的嚴重挑戰。他們試圖提出完全不同於達爾文主義的進化機制。 克魯伊扎特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泛古生物地理學」，毫不猶豫地批判了達爾文和正統的現代達爾文主義。克魯伊扎特的「泛古生物地理學」所根據的觀點是，達爾文主義對於擴散和趨異進化的解釋不符合地理分布的事實。他的理論終其一生，未被重視。後來當學術界接受了大陸漂移學說之後，使得克魯伊扎特的觀點具有了極大的說服力。然而， 大多數生物學家仍然不認為克魯伊扎特關於物種分布的解釋已經合理的足以從整體上對達爾 文綜合論構成威肋。 而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間斷平衡理論」才對達爾文主義構成了真正的威脅。 論及此事，鮑勒在他的書中寫到：20世紀70年代，由於許多漸變進化的例子都未能通過現代技術的驗證，所以越來 越多的古生物學家開始對漸變論的觀點感到不滿。如果在化石記錄中沒有真正的漸變進化實 例，那麼將所有突然變化歸因於記錄不完備的觀念就會動搖。最好是根據新的思想，並將傳 統的達爾文主義的漸變假設擱在一邊，重新檢驗那些證據，同時選擇另外一種進化模式，這 種進化模式要考慮到化石記錄中顯現出來的新物種突然產生的現象。 這個新模式就是我們現在講到的由由哈佛大學的古生物學家和他的同事提出的 「間斷平衡理論」。 在堅持「間斷平衡理論」的生物學家眼裡，達爾文主義者已經被看成成頭腦簡單的「適應主義者」，即，他們盲目地設想因為選擇 的作用只產生出有用的性狀，所以每一種性狀都必然有一個目的。他們經常不得不為各種結構發明出假定的適應目的，並且通常在沒 有任何好的理由的情況下認為這種假定是合理的。 有人認為「間斷平衡理論」逐漸構成了對新達爾文主義「綜合理論」的一種替代理論。 當然，達爾文主義者是不甘於輕易被替代的。當代著名的達爾文主義者英國的著名生物學家道金斯與美國的古爾德之間發生了長久的「血肉搏鬥」。這場搏鬥除了學術觀點的爭斗外，更有其它方面的大量互相攻擊。有人通過他們的爭斗，總結出了一條「進化新規律」： 不是「適者生存」，而是「賤者生存」。 確實有不小的諷刺意義。 如果說「間斷平衡」理論只是對達爾文主義的「綜合論」一個替代的話，那麼來自其它有關方面的的質疑則是針對進化思想本身而來。 大家都知道，卡爾·波普是現代著名的科學哲學家，他在學術界的成名在於他找到了評判科學與偽科學的標准。 然而，當波普和他領導科學哲學家們將他們的標准用於進化論的時候，他們驚人的發現：進化論不是科學的！ 波普認為：一個真正的科學應該讓其所有的假說都去經受實驗的檢驗，因此科學構成的方式應該是，一旦與自然相矛盾，便能夠立刻顯露出來。科學假設是可以「證偽的」，而偽科學故意將陳述弄得模糊不清，這樣便不能發現反證。 波普認為按照這個標准，達爾文主義無法檢驗，因此是不科學的。 波普的觀點引起了進化論者的強烈反對，他們進行了許多煩復的區分，並聲言進化論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檢驗的，同時進化論者對波普表達了「憤怒的抗議」。後來波普對進化論的看法有所軟化(這是可以預料的)。然而，波普對進化論不是科學的觀點卻得到了不少人贊同。 如果說波普的觀點只是站在科學哲學家的立場上來反對進化論，那麼從20世紀60 年代發展起來的生物「分支系統學」則是從生物學角度反對生物進化的的思想。讓我用鮑勒的描述來解釋「分支系統學」對進化的指責： 最新的異議來自分類學當中一個叫做「分支系統學」的新學派。「分支」這個詞是朱利安· 赫胥黎1957年提出來的，用以表示進化樹中上的一個分支。這項分類中的新技術是由威利· 亨寧希發明的(Henning，英譯本，1966），他堅持認為，要想嘗試表示進化關系，就必須將 注意力放在分支過程上，忽略那些與分支無關的變化。「分支系統學」這個詞是由反對這場 運動的一個人，恩斯特· 邁爾引入的，亨寧希的追隨者不太願意接受這個詞。雖然亨寧希對 於傳統的達爾文主義的分類與進化聯系方式發出挑戰，但是他並不認為他的技術是表示進化 關系的一種方式。最近的幾年，一些比較激進的支持這項新技術的人認為，即使不考慮進化 ，也可以表示類型之間的關系。這些「修正分支系統學家們」宣稱，祖－裔聯系是進化上至 關重要的關系，但是從祖－裔所表現出來的關系中，無法得出它們之間的進化聯系。這是對 達爾文主義的一種直白的批評，他們試圖將指責再擴大一些，認為對生命過去歷史的重建是 不科學的，而且他們非常熱心地利用了已有的一些反自然選擇論點。 當然鮑勒的書也介紹了進化論者的憤怒： 不過修正分支系統學家只佔系統分類學家的少數。進化論者一直堅決地反對他們，進化論者 人為，雖然修正分支系統學家的技術很高超，但是其思路是對科學的威脅。。。。 1981年，在倫敦自然博物館舉行的一次關於人類起源的展覽上，公開發生了一場有關分支系統學的激烈爭論。這次展覽所使用的文獻遵循了分支系統學的觀點，強調指出進化樹是不確定的，甚至提到了類人猿化石的新發現。進化論者對這種爭論作出了憤怒的反應，他們採用了很多方式，主要是給《自然》雜志的編輯寫信。由於分支系統學強調分支化，所以有人將分支系統學與間斷平衡理論聯系在一起，指責二者都是到處蔓延的馬克思主義的產物。還有人指出，由於分支系統學家正在動搖進化論，所以他們是在鼓勵特創論，這樣說也許並不過分。當然，修正分支系統學家們並沒有聲稱物種的產生是奇跡的過程，但是他們聲稱進化不可能得到證實，這就意味著進化論和特創論都位於同樣的科學水平。分支系統學家的唯一興 趣就是在抽象的自然關系圖景中分來分去；他們並不關心各種類型是如何形成的。大多數生 物學家依然感到科學有責任提出原因假說，來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物種是如何產生出來的。這些假說涉及到過去的事件，而且不像分支圖解那樣容易檢驗，但是可以通過許多間接的方法來檢驗它們。放棄探索便意味著使整個地球過去生命的歷史這個問題永遠都成為不解之謎 。 鮑勒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分支系統學對進化論的挑戰，更可以看到當學術界有人質疑進化思想時，進化論者總力圖將對方說成是鼓勵創造論。 進化論者可能有一點說的有點道理，那就是：「放棄探索便意味著使整個地球過去生命的歷史這個問題永遠都成為不解之謎 。」基於這個思想，那我們就來看看現代科學的最新發展是如何沖擊進化論的。 如果進化論作為研究生命、物種在地球上的起源發展的純科學行為，大家可能都不會有太大的原則異議。因為雖然聖經信仰宣稱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但沒有講上帝「怎樣」創造了世界，也就是沒有講創造世界的詳細機理。那麼科學作為研究自然的工具，顯然能夠提供對自然一定深度的認識，盡管科學可能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在現代科學的洪流中大量的基督徒科學家包括許多極有名望的基督徒大科學家，他們對現代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如果說聖經揭示了人類是從無生命的物質「土」而來，那麼我們推論世界上的其它植物、動物也是由無生命的物質而來，顯然與聖經教導沒有太多沖突的地方，假如我們不是把上帝想像成手握「魔法棍」的老頭的話。 作為一個處於現代科學中的科學家，我們在周圍的世界處處看到是自然的規律性。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去想像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物種的出現與發展，必然會想到自然規律的奇妙作用，而去探究這些規律(後面我們會講到現代科學的最新發展)。 然而，達爾文主義進化論從一開始就走向了另一個方向。 第一，作為從無生命到有生命的化學進化，達爾文主義進化論強調物質分子偶然隨機的碰撞，這勢必將地球上從無生命到有生命的過程納入了一個極其漫長的時間段。雖然在進化論者講述這一過程時都象講故事一樣流暢(有興趣的看官可以參考道金斯的有關書籍)，但實際的巨大困難卻不象講故事那樣容易。 我來講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弗朗西斯·克里克在生物學界鼎鼎有名。他的成名在於他率先闡明了DNA 的結構，而後便開始了研究生命的起源。然而，作為偶然隨機碰撞的進化思路是如此之難，使他開始懷疑達爾文主義化學進化思想的正確性。他認為：生命是如此復雜，在遠古的地球上，即使是最簡單的生命結構也不可能自然地出現。為了避開這個困難，他吸收了一些天文學家中流傳的思想，即在銀河系中存在著許多宜於生命存在的 星球，有一些星球比地球歷史要長得多，並且有一些星球具有更適合生命起源的條件。因此，在遙遠的過去，在銀河系中，有可能會進化出具有技術文明的智能生命。如果科幻中提到的星際旅行不可能實現的話，那麼一個文明可能會決定將易於保存原始生命的孢子送出去，以便在盡可能多的星球上開啟進化的過程。 當然他的這個奇特思想不為大多數人接受。但卻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達爾文主義化學進化思想的偏頗。 然而，達爾文主義化學進化思想在抵禦上帝創造生命的信念方面卻是極其有力的，因為如果地球上生命的產生是由於分子的無規則偶然隨機碰撞而來，既無高效的規律，又要極其漫長的歲月，那麼上帝就是這樣一個不負責任的上帝嗎？ 所以，從一開始，達爾文主義者就將矛頭對准了創造信仰，而後尋求解答。 第二，達爾文主義進化論極力強調物種的競爭斗爭，認為那是進化的動力。而新種是替代舊物種的勝利者，舊物種在進化中被淘汰，被消滅。 這個思想也將矛頭對准了創造信仰，因為如果這個思想是正確的，那麼我們怎麼能說上帝的每一段創造都是「好的」(如聖經所言)？新物種的出現不是建立在殘酷的斗爭之上嗎？難道死亡和淘汰滅絕是「好的」？ 第三，達爾文主義進化論極力強調進化過程的非方向性。他們認為進化是一個試錯過程，只有試對了，才能進一步。在進化過程中沒有引導方向的機制。 這個思想也與創造信仰完全對立，因為如果這個思想正確，那麼，人們要問的是：上帝不知道自己要創造什麼嗎？至少可以用一個反饋機制來引導進化的方向啊！ 然而，最新科學的發展漸漸地朝著擊潰達爾文主義進化論詭計的方向走去。 當我們中的許多人對現代科學中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還不求甚解的時候，一個研究復雜系統的嶄新方法論卻悄悄地興起了。它就是非線性復雜系統理論。 1996年耗散結構創始人普利高津講過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在本世紀末，常常有人問科學的未來可能是什麼樣子。對於某些人，比如霍金（Stephen W．Hawking），他在所著的《時間簡史》中指出，我們接近終結，即到了接近了解「上帝意志」的時刻(我們很多人可能都記得霍金在他書結束時的自負 - 天山客注)。相反，我們認為，我們確實處於一個新科學時代的開端。我們正在目睹一種科學的誕生，這種科學不再局限於理想化和簡單化情形，而是反映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它把我們和我們的創造性都視為在自然的所有層次上呈現出來的一個基本趨勢。 非線性復雜系統理論最早大概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它是一大批新興學科的總稱，包括「耗散結構」、「協同學」、「突變論」、「超循環論」、「混沌理論」和「分形理論」等。它們的研究對象盡管不同，但有共同特徵，即系統都是復雜非線性系統，或非線性復雜自組織過程。 概括地說，「耗散結構」提供了研究非線性復雜系統的條件方法論；「協同學」 提供了研究非線性復雜系統的動力學方法論；「突變論」提供了研究非線性復雜系統的發展途徑方法論；「超循環論」提供了非線性復雜系統的結合途徑方法論； 「混沌理論」提供了非線性復雜系統的動力過程、圖景和狀態方法論；而「分形理論」提供了非線性復雜系統的結構方法論。 這種非線性復雜系統理論已被成功地運用到從激光物理、量子混沌、和氣象學直到化學中的分子建模和生物學中細胞生長的計算機模擬。在社會科學方面，人們也認識到，人類面臨的問題是全球性的、復雜的和非線性的。生態、經濟或政治系統中的局部變化，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危機。 當科學家們把非線性復雜系統理論與進化論的看法比較的時候，發現了許多沖突的地方。 第一，超循環論專家、諾貝爾獎得主艾根從超循環論的角度把生命起源與信息起源的非線性關系聯系了起來。他認為：生命的產生和進化(盡管我們還用「進化」一詞，但卻有不同的機制 - 天山客注)取決與循環反應系統的非線性關系。而循環反應系統的等級層次決定了生命信息復雜性的程度。 他強烈批評了達爾文主義進化論。他認為在達爾文主義進化論中，反應系統的等級極低(偶然碰撞、試錯機制)，能夠積累起來的最大信息量不足100個核(草) 甘酸，這種核(草)甘酸鏈是無酶RNA復制序列。其進化極其緩慢，隨機性極大，信息量極小，且不能自催化而淘汰率極高，由之進到復雜結構及至人類幾乎是不可能的。 艾根認為，簡單的超循環系統就可以把信息復雜性擴大到10的4次方個核(草)甘酸。更高層次的超循環過程，可以把信息量擴大到10的7次方個核(草)甘酸。自然過程的這種高層次的超循環系統，不但信息量極大，且可以建立翻譯系統，提高復制精度，提高進化水平，並使循環獲得「自主性」和「方向性」。 在艾根解釋超循環的應用時，我們看到了極其復雜的系統結構與原理。 在講到物種的多元化時，艾根引人了「擬種」的概念。在艾根看來，擬種就是指由許多同類的突變體構成的群體，而每個突變體就是一個具有超循環結構和功能的分子系統，具有新陳代謝、自復制和突變的能力。只要條件合適(實際上耗散結構理論就是論述復雜結構形成所需要的條件，自然界已經很好地提供了這些條件 - 天山客注)，具有自復制能力的這些循環變體總是會自然地形成群體，不斷進化(我們一直在用「進化」這一詞表達著與傳統思想的不同的意思 - 天山客注)。 艾根論及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的理念時認為：一方面，它是生存者生存的同語反復(進化論者強調過「適者生存」不是同語反復，看來並不被艾根教授接受 - 天山客注)，信息量很低，對說明生命起源沒有幫助；另一方面，它不能說明生命起源的機制。比如，它不能說明，為什麼所有生命進化都形成了DNA 大分子，這些大分子構成了任何生命的基礎，細胞的基礎，無論是強大的生命還是弱小的生命都是如此。而且，這些相同的大分子卻構成了完全不同的的生物類型，其中包括弱小的生命物種，它們並沒有在競爭的斗爭中被淘汰。而按照達爾文主義的進化思想，能夠存活在地球上的物種將十分稀少，且種類將十分單一。然而，現實世界卻不是這樣，這是由於非線性的結果。 作為對艾根教授論點的支持，協同論對達爾文主義進化論提出了挑戰，也說明了物種之間的復
❼ 是誰提出的進化論
達爾文
英國博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1809—1882年，他以博物學家的身份，參加了英國派遣的環球航行，做了五年的科學考察。在動植物和地質方面進行了大量的觀察和採集，經過綜合探討，形成了生物進化的概念。1859年出版了震動當時學術界的《物種起源》。書中用大量資料證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在遺傳、變異、生存斗爭中和自然選擇中，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等到高等，不斷發展變化的，提出了生物進化論學說，從而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和物種不變論。恩格斯將「進化論」列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其他兩個是細胞學說，能量守恆和轉化定律）。
他所提出的天擇與性擇，在目前的生命科學中是一致通用的理論。除了生物學之外，他的理論對人類學、心理學以及哲學來說也相當重要。
【生平】
一、達爾文之前
生物進化論，甚至可以說整個生物科學，開始於1859年11月24日。在那一天，在經過二十年小心謹慎的准備之後，達爾文出版了《物種起源》。第一版印了一千二百五十本，在一天之內銷售一空。一門嶄新的學科從此誕生了。
但是，一門新的學科不會從天而降。在1859年，科學界已經有了大量的進化證據，做好了准備迎接進化論的誕生。這時候的進化證據歸納起來有動植物培養、化石記錄、解剖比較、退化器官、胚胎發育和生物地理分布這幾類。
動物家養和植物栽培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人們由此已經知道同一物種往往有著差別極大的形態。這些形態是可以被改變的，通過精心的選擇，可以得到新的品種。這種經由達爾文所謂的「人工選擇」而獲得的品種，其彼此之間的差別，有時比野外物種之間的差別還要大。如果我們在野外見到狼狗和哈巴狗的話，完全可能把它們當成象狼和狐狸那樣兩個截然不同的物種。動植物培養提供了「生物是可變的」感性而直觀的材料。
那時候，科學界早已知道化石乃是生物體的遺跡，而且，許多從前的物種現在已經不存在、滅絕了，也就是說，生物界的組成並不是從古到今一成不變的。許多種類在化石記錄中顯示了隨著地理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發生變化的趨勢，有時在兩個類群之間還可以發現處於過渡形態的化石。各個主要生物類群在化石記錄中並不是同時出現的，而是有先有後，很有順序，而且這個順序與從現存生物的比較得到的順序相符。比如，從形態結構（例如心臟結構）和生理特點（例如呼吸系統）的比較，我們可以推測脊椎動物從「低級」到「高級」的順序是魚類、兩棲類、爬行類和哺乳類，而在化石記錄中，我們也發現魚類化石的確先在較早的地層開始出現，其次是兩棲類、爬行類，而以哺乳類化石出現得最晚。化石記錄所展示的從「低級」到「高級」的順序，是生物進化的一個有力證據。
早在十六世紀，就有科學家發現人和鳥雖然外表很不相同，骨骼組成和排列卻非常相似。到了十九世紀，研究不同生物種類的形態結構的比較解剖學已相當發達，各生物種類在內部結構的同源性也越來越明顯。正如達爾文所指出的：用於抓握的人手，用於挖掘的鼴鼠前肢，用於奔跑的馬腿，用於游泳的海豚鰭狀肢和用於飛翔的蝙蝠的翼手，它們的外形是如此的迥異，功能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剔除皮毛、肌肉之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骨架卻又是如此相似！對此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它們都是從同一祖先進化而來的，因為適應環境具有了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外形，但是骨子裡卻沒能變多少。如果它們是被分別創造出來的，根本沒必要讓有不同功能和不同外形的器官有著相似的構造，因為這樣的構造設計，就其功能和外形而言，有時顯得不是那麼合理。如果讓一個工程師來設計這些前肢，他完全可以去除一些對其它物種必需，對這個物種卻是個累贅、退化得只剩一點痕跡的骨頭．
而且，比較解剖學使我們認識到許多生物體都有一些退化了的器官，它們是生物進化的令人信服的證據。比如鯨，它的後肢已經消失了，但它的後肢骨並沒有消失，我們還可以在它的尾部找到已不起作用的盆骨和股骨。甚至在一些蛇類中，我們也可以找到盆骨和股骨的殘余。這使我們相信，鯨是由陸地四足動物進化來的，蛇是由蜥蜴進化來的。我們人類，已完全退化了的器官也不少，尾骨、轉耳肌、闌尾、瞬膜（第三眼瞼）等等都是完全退化、不起作用的器官，它們除了讓我們記住我們的祖先曾經象猴一樣有尾巴，象兔子一樣轉動耳朵，象草食動物一樣有發達的盲腸，象青蛙一樣眨眼睛，還能有別的什麼合理解釋嗎？
早在十八世紀，動物學家就已經發現，在動物胚胎發育的過程中，會經過一系列與較低等的動物很相似的時期。比如說人，在胚胎發育的早期出現了鰓裂，不僅外形象魚，而且內臟也象魚：有動脈弓，心臟只有兩腔等等。對這個現象的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人是由魚進化來的，祖先的特徵在胚胎發育過程中重演了。事實上，爬行類、鳥類和哺乳類在胚胎發育的早期都跟魚類相似，而且有些時期幾乎不可能區別開來，這是所有的脊椎動物都有共同祖先的一個證據。
自從十六世紀以來，隨著西方航海業的發達，特別是美洲和澳洲的發現，博物學家們見識到無數新奇的物種。許多的物種，甚至整個屬、科、目，只在某個地理區域被發現。當博物學家在澳洲和南美見到袋鼠、袋狼、袋熊、袋鼬、袋貂、袋獾等等聞所未聞的動物，就不免奇怪為什麼上帝只在這里創造出有袋類哺乳動物。這並非那裡的環境是為有袋類而設的，因為當移民們給這些地方帶去高等哺乳動物後，許多有袋類因為競爭不過高等哺乳類而數量銳減甚至滅絕了。顯然更合理的解釋是，由於這些地區與別的大陸隔絕，而有了獨特的進化途徑。即使是一個群島，也往往有在別的地方找不到的特有物種。做為神學院的畢業生的達爾文最初對神創論產生了懷疑，就是因為在加拉帕格斯群島見到了那些島與島之間都不同種的巨龜，見到了在別的地方都找不到的多達十三種的「達爾文雀」，而不由得發生疑問：為什麼上帝要在這個小小的角落炫耀他的創造才能，專門為這里創造出如此多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特有物種？合理的解釋是，這些物種的祖先都是從別的地方來的，幾萬年幾十萬年後發生了變化，從而產生了形形色色的特有物種。
總之，在達爾文之前，生物進化已是鐵證如山了，一些敢於沖破宗教信仰的束縛的科學家也開始正視這個事實。早在十八世紀中葉，法國博物學家布封就已認為生物物種是可變的，並大膽地推測所有的動物都來自同一種祖先。他並且認為地球的年齡要比《聖經》所記載的幾千年要古老得多，並把生物物種的變化和地球環境的變化聯系起來。但是在社會的壓力下，布封被迫宣布放棄這些離經叛道的觀點，因此未能產生什麼影響。
比布封稍後的另一位法國博物學家拉馬克則要固執得多，影響也要大得多。他是第一個系統地研究生物進化的人。他對生物進化的理解，跟現在並不相同。在他看來，生物界是一個從最簡單、最原始的微生物按次序上升到最復雜、最高等的人類的階梯，而所謂生物進化，就是從非生物自然產生微生物，微生物進化成低等生物，低等生物進化成高等生物，直到進化成人的過程。他認為，這個進化過程是不斷在重復，至今仍在進行著的。也就是說，在今天，聰明的猩猩仍在盡力進化成人。拉馬克也是試圖解釋進化現象的第一人，他給出了第一個進化的理論。這個理論主要有兩點：第一，生物體本身有著越變越復雜、向更高級形態進化的內在慾望；第二，生活環境能夠改變生物體的形態結構，而後天獲得的性狀能夠遺傳，簡言之，「用進廢退」。在著名的長頸鹿例子中，拉馬克是這么解釋長頸鹿的長頸由來的：長頸鹿的祖先經常伸長了脖子去吃樹高處的葉子，脖子受到了鍛煉，變長了，而這一點可以遺傳，因此其後代就要比父母的脖子長一些，一代又一代，脖子就越來越長。
拉馬克的這套理論，並不能說服當時的科學家接受進化論。這固然有宗教的原因，但也有科學上的懷疑。比如，拉馬克的進化論認為非生物能自然產生微生物，但是當時雖然巴斯德還未做否定自然發生論的著名實驗，科學界卻已普遍認為有足夠的證據表明自然發生論是不正確的。因此拉馬克雖然影響很大，卻是往往被當做反面教材來嘲笑和批駁。生物學界迫切需要有一個象牛頓一樣的科學巨人，能夠無可置疑地證明生物進化的事實，並且給出合理的解釋。這個巨人，就是達爾文。
二、達爾文
歷史選擇了達爾文做為生物科學的創始人，似乎純屬偶然。1809年2月12日出生於富裕的醫生家庭的查爾斯·達爾文，在青少年時代是個游手好閑的紈絝子弟，而不象是肩負歷史使命的天才。他的父親有一次指責他說：「你除了打獵、玩狗、抓老鼠，別的什麼都不管，你將會是你自己和整個家庭的恥辱。」固然，這時候他很熱衷於收集礦石和昆蟲標本，但這是在男孩子當中很普遍的一種愛好，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雖然我們現在可以認為他未來的科學研究乃是兒時興趣的延續。1825年秋，老達爾文准備讓兒子繼承自己的衣缽，把他送進了愛丁堡醫學院。可惜，小達爾文對醫學毫無興趣，更要命的是，他天性脆弱，不敢面對手術台上的淋漓鮮血。兩年之後，只好從醫學院退學了。醫生是當不成了，當牧師也是個體面的職業，達爾文聽從父命，進了劍橋學神學。雖然他對神學也沒有什麼興趣，花在打獵和收集甲蟲標本上的時間恐怕比花在學業上的要多得多，卻也終於在1831年畢業，准備當個鄉間牧師了此殘生。
達爾文在晚年回顧他的一生時，認為他的所有這些所謂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種浪費。他覺得正式的課程枯燥無味，也沒能從課堂上學到什麼。但是在這些年，他在課余結識了一批優秀的博物學家，從他們那裡接受了科學訓練。他在博物學上的天賦也得到了這些博物學家的賞識。1831年，當植物學家亨斯樓(J. S. Henslow)被要求推薦一名年輕的博物學家參加貝格爾號的環球航行時，他推薦了忘年交達爾文。達爾文的父親竭力反對兒子參加航行，認為這會推遲兒子在神學職業上的發展。在達爾文的一再懇求下，老達爾文終於作出讓步，表示他若能找到一個可敬的人支持他去，他就可以去。達爾文找到了舅舅、他未來的丈人來說服父親，並僥幸通過了以苛刻著稱的費茲洛伊(R. Fitzroy)船長的面試，於1831年底隨貝格爾號揚帆起航，途經大西洋、南美洲和太平洋，沿途考察地質、植物和動物。一路上達爾文做了大量的觀察筆記，採集了無數的標本運回英國，為他以後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五年之後，貝格爾號繞地球一圈回到了英國。
當達爾文踏上貝格爾號的時候，他是個言必稱《聖經》的神學畢業生、正統的基督教徒，他的虔誠常常被海員們取笑。但是當他返回英格蘭時，在他看來《舊約》不過是一部「很顯然是虛假的世界史」，其可靠性並不比印度教的聖書高。他完全拋棄了基督教信仰，並逐漸成為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懷疑論者或理性主義者，而其出發點，就是對「一切生物都是由上帝創造」的信條的懷疑。
在環球航行時，有三組事實使得達爾文無法接受神創論的說教：第一，生物種類的連續性。他在南美洲挖到了一些已滅絕的犰狳的化石，與當地仍存活的犰狳的骨架幾乎一樣，但是要大得多。在他看來，這可以認為現今的犰狳就是由這種已滅絕的大犰狳進化來的。第二，地方特有物種的存在。當他穿越南美大草原時，他注意到某種鴕鳥逐漸被另一種不同的、然而很相似的鴕鳥所取代。每個地區有著既不同又相似的特有物種，與其說這是上帝分別創造的結果，不如說是相同的祖先在處於地理隔絕狀態分別進化的結果。第三，是來自海洋島嶼的證據。他比較了非洲維德角群島和南美加拉帕格斯群島上的生物類群。這兩個群島的地理環境相似，如果生物是上帝創造出來的，在相似的地理環境下應該創造出相似的生物類群才是合理的，但是這兩個群島的生物類群卻差別很大。事實上，維德角群島的生物類群更接近它附近的非洲大陸，顯然，應該認為島上的生物來自非洲大陸並逐漸發生了變化。這個進化過程在加拉帕格斯群島上更加明顯。達爾文發現，組成這個群島的各個小島雖然環境相似，卻各有自己獨特的海龜、蜥蜴和雀類。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上帝故意在一個小島上創造這些獨特的物種，更合理地，應該認為這些特有物種都是同一祖先在地理隔絕條件下進化形成的。
1837年，在貝格爾號之行結束一年後，達爾文開始秘密地研究進化論。他的第一堆筆記，是家養和自然環境下動植物的變異。他研究了所有可能到手的資料：個人觀察和實驗、別人的論文、與國內外生物學家的通訊、與園丁和飼養員的對話等等，很快得出結論，家養動植物的變異是人工精心選擇造成的。但是自然環境下的變異又是怎麼來的呢？他仍然不清楚。一年之後，他在休閑時讀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馬爾薩斯認為人口的增長必然快於生活資料的增長，因此必然導致貧困和對生活資料的爭奪。達爾文突然意識到，馬爾薩斯的理論也可以應用於生物界。所有的生物的繁殖速度都是以指數增長的，後代數目相當驚人，但是一個生物群的數目卻相對穩定，這說明生物的後代只有少數能夠存活，必然存在著爭奪資源的生存競爭。達爾文進一步推導：任何物種的個體都各不相同，都存在著變異，這些變異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會影響生存能力，導致個體的生存能力有強有弱。在生存競爭中，生存能力強的個體能產生較多的後代，種族得以繁衍，其遺傳性狀在數量上逐漸取得了優勢，而生存能力弱的個體則逐漸被淘汰，即所謂「適者生存」，其結果，是使生物物種因適應環境而逐漸發生了變化。達爾文把這個過程稱為自然選擇。
因此，在達爾文看來，長頸鹿的由來，並不是用進廢退的結果，而是因為長頸鹿的祖先當中本來就有長脖子的變異，在環境發生變化、食物稀少時，脖子長的因為能夠吃到樹高處的葉子而有了生存優勢，一代又一代選擇的結果，使得長脖子的性狀在群體中擴散開來，進而產生了長頸鹿這個新的物種。
雖然達爾文在讀了《人口論》之後就有了靈感，馬上就有了自然選擇的想法，但是要過了四年，在收集了大量的資料之後，他才開始把這個理論記錄下來，並把手稿送給一些朋友徵求意見。他太清楚一旦自己的理論發表將會對社會產生怎樣的震撼了，而做為一個天性平和的人，這是他想要盡力避免的，因此他留下了一份遺囑，他有關進化論的手稿只能在他死後發表。
但是在1858年夏天，達爾文收到了華萊士的信，迫使他不得不在生前發表自然選擇理論。華萊士是一個年輕的生物地理學家，當時正在馬來群島考察。跟達爾文一樣，他所觀察到的生物的地理分布特點也促使他思考生物進化的問題。那一年的二月，他生了一場間歇熱，在病中突然想到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並且也因此獨立地發現了自然選擇理論。他出身貧寒，又極其反對基督教，沒有達爾文做為上層社會人士的種種顧慮，因此以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用三個晚上就寫成了一篇論證自然選擇的論文，寄給達爾文徵求意見。他並不知道達爾文此時已研究了二十年的進化論，之所以會找上達爾文，完全是由於達爾文在生物地理學學界的崇高地位；而這個地位，在達爾文完成貝格爾號之航後就確立了。
當達爾文讀了華萊士的論文，見到他自己的理論出現在別人的筆下時，其震驚和沮喪可想而知。他的第一個念頭，是壓下自己的成果，而讓華萊士獨享殊榮。但是他的朋友、地理學家賴爾和植物學家虎克都早就讀過他有關自然選擇的手稿，在他們的建議下，達爾文把自己的手稿壓縮成一篇論文，和華萊士的論文同時發表在1859年林耐學會的學報上。這兩篇論文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也是在賴爾和虎克的催促下，達爾文在同一年發表了《物種起源》（篇幅只是他准備多年的手稿的三分之一左右），這才掀起了軒然大波，並征服了科學界。
由於《物種起源》的成功，也可能是被達爾文的人格和智慧所折服，雖然華萊士與達爾文同享發現自然選擇理論的殊榮，他卻總是把榮耀歸功於達爾文一人，並把自然選擇理論稱為「達爾文主義」－－這個稱呼沿用至今。
三、達爾文的三大難題
達爾文自己把《物種起源》稱為「一部長篇爭辯」，它論證了兩個問題：第一，物種是可變的，生物是進化的。當時絕大部分讀了《物種起源》的生物學家都很快地接受了這個事實，進化論從此取代神創論，成為生物學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當時，有關生物是否進化的辯論，也主要是在生物學家和基督教傳道士之間，而不是在生物學界內部進行的。第二，自然選擇是生物進化的動力。當時的生物學家對接受這一點猶豫不決，因為自然選擇學說在當時存在著三大困難。
第一，是缺少過渡型化石。按照自然選擇學說，生物進化是一個在環境的選擇下，逐漸地發生改變的過程，因此在舊種和新種之間，在舊類和新類之間，應該存在過渡形態，而這只能在化石中尋找。在當時已發現的化石標本中，找不到一具可視為過渡型的。達爾文認為這是由於化石記錄不完全，並相信進一步的尋找將會發現一些過渡型化石。確實地，在《物種起源》發表兩年後，從爬行類到鳥類的過渡型始祖鳥出土了，以後各種各樣的過渡型化石紛紛被發現，最著名的莫過於從猿到人的猿人化石。在現在被稱為過渡型的化石已有上千種，但是與已知的幾百萬種化石相比，仍然顯得非常稀少。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生物化石都是偶然形成的，因此化石記錄必然非常不完全；另一方面，按照現在流行的「間斷平衡」假說，生物在進化時，往往是在很長時間的穩定之後，在短時間內完成向新種的進化，因此過渡形態更加難以形成化石。
第二，是地球的年齡問題。既然自然選擇學說認為生物進化是一個逐漸改變的過程，它就需要無比漫長的時間。達爾文認為這個過程至少需要幾億、十幾億年。但是當時物理學界的泰斗威廉·湯姆遜（即開爾文勛爵，一個神創論者）用熱力學的方法證明地球只有一億年的歷史，而只有最近的最多兩千萬年地球才冷卻到能夠讓生命生存。對於物理學家的挑戰，達爾文無法反擊，只能說「我確信有一天世界將被發現比湯姆遜所計算而得的還要古老」。我們今天已知道達爾文是對的，而湯姆遜算錯了，現在的地質學界公認地球有四十幾億年的歷史，而至少在三十億年前生命就已誕生。但是在當時，在地球的年齡問題上，人們顯然更傾向於相信物理學權威。
第三個困難是最致命的：達爾文找不到一個合理的遺傳機理來解釋自然選擇。當時的生物學界普遍相信所謂「融合遺傳」：父方和母方的性狀融合在一起遺傳給子代。這似乎是很顯然的，白人和黑人結婚生的子女的膚色總是介於黑白之間。湯姆遜的學生、蘇格蘭工程師簡金(F. Jenkin) 據此指出：一個優良的變異會很快地被眾多劣等的變異融合、稀釋掉，而無法象自然選擇學說所說的那樣在後代保存、擴散開來，就象一個白人到一個非洲黑人部落結婚生子，幾代以後他的後代就會完全變成了黑人。達爾文雖然從動植物培養中知道一個優良的性狀是可以被保留下來的，但是他沒有一套合理的遺傳理論來反駁簡金。達爾文被迫做出讓步，承認用進廢退的拉馬克主義也是成立的，可以用來補充自然選擇學說。事實上，在達爾文逝世（1882年）前後，生物學界普遍接受拉馬克主義，而懷疑自然選擇學說。
如果達爾文知道奧地利遺傳學家孟德爾的實驗，就不會在遺傳問題上陷入絕境了。孟德爾在1865年就已經發現了基因的分離定律和獨立分配定律。生物遺傳並不融合，而是以基因為單位分離地傳遞，隨機地組合。因此，只要群體足夠大，在沒有外來因素（比如自然選擇）的影響時，一個遺傳性狀就不會消失（膚色的融合是幾對基因作用下的表面現象）。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一個優良的基因能夠增加其在群體中的頻率，並逐漸擴散到整個群體。
很顯然，孟德爾主義正是達爾文所需要的遺傳理論。可惜，孟德爾的發現被當時的科學界完全忽視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孟德爾主義在1900年被重新發現時，遺傳學家們卻認為它宣告了達爾文主義的死亡，在他們看來，隨機的基因突變，而不是自然選擇，才是生物進化的真正動力。只有一些在野外觀察動植物行為的生物統計學家仍然信奉達爾文主義，因為他們所觀察到的生物對環境的奇妙適應性，是無法用隨機的突變來解釋的。
四、偉大的綜合
達爾文主義和孟德爾主義的開始融合，是在孟德爾定律被重新發現之後二十年的事。這一次不是一個科學巨人的孤身奮戰，而是群星燦爛了。在這些偉大的科學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人費歇(R. A. Fisher)、荷爾登(J.B.S.Haldne)和美國人萊特(S. Wright)。他們從理論上證明了，達爾文主義和孟德爾主義不僅不互相沖突，而且相輔相成。那些在野外做觀察研究的生物統計學家所獲得的進化論數據，都可以從遺傳學原理推導出來。在孟德爾遺傳學的基礎上，自然選擇可以完滿地解釋生物的適應性進化，根本不需要拉馬克主義（拉馬克主義這時候也已被證明是不可能的）。孟德爾遺傳學正是達爾文夢寐以求的遺傳學！這些理論研究工作，是在1918年開始，而在三十年代初基本完成的。1930年，費歇發表了《自然選擇的遺傳理論》；1931年，萊特發表了《孟德爾群體中的進化》；1932年，荷爾登發表了《進化的動力》。這三本經典著作，構成了現代進化論的理論基礎。
但是這些理論研究，涉及到復雜的數學計算，不是一般的生物學家們所能理解的。而且只有理論沒有實驗，也很難被生物學家們所接受。因此，他們的研究工作，對當時的生物學界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直到生物學界出現了另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他不僅有耐心去弄懂這些繁瑣的數學計算，而且用實驗來驗證這些計算，他就是俄國出身的美國遺傳學家杜布贊斯基(T. Dobzhansky)。杜布贊斯基師從俄國遺傳學家契特維里科夫(S. Chetverikov)研究果蠅遺傳學，1927年移民到美國（兩年後他的老師被蘇維埃政府逮捕，實驗室被關閉）。他與萊特合作，以果蠅為實驗材料證實了萊特的理論工作。1937年，杜布贊斯基發表了《遺傳學和物種起源》。在這部繼《物種起源》之後最為重要的進化論論著中，杜布贊斯基在理論上和實驗上統一了自然選擇學說和孟德爾遺傳學，對博物學家和實驗生物學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刺激了各個領域的生物學家都投身到進化論的研究當中來。
接下去的十年，是現代進化論碩果累累的十年。動物學家邁耶(E. Mayr) 把現代進化論應用於分類學研究，並提出了在地理變異和隔絕條件下新種產生的模型。古生物學家辛普森(G. G. Simpson)的研究表明現代進化論能夠很好地被用於解釋化石記錄，而植物學家斯特賓斯(G. L. Stebbins) 則指出植物的進化同樣能被現代進化論所解釋。到本世紀四十年代，現代進化論已經被成功地應用於生物學的所有領域。1942年，朱利安·赫胥黎（進化論奠基人之一湯姆遜·赫胥黎之孫）發表《進化：現代綜合》一書，綜合了現代進化論在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現代進化論也因此被稱為「現代綜合學說」，也即新達爾文主義。標志著這個偉大的綜合過程的最終完成的，是1947年在普林斯頓成立了「遺傳學、分類學和古生物學的共同問題委員會」。組成這個委員會的三十個學術權威代表著生物學的不同領域，但有著一個共同的觀點：達爾文主義和孟德爾主義的綜合。
❽ 達爾文創立的進化論的意義
最早懷疑進化論的人是達爾文自己——關於寒武紀生命大爆炸的思考
裴雪重 （北京中醫葯大學，北京1OO029）
古希臘學者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年）在距今2400年前提出了哲學和生物學中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我是誰？距今100多年前達爾文創立了進化論，回答了這個問題：我是猴的進化物。為了支持進化論的觀點，幾代古生物學者付出大量精力在世界各地尋找類人猿化石，證明類人猿骨骼與人類的相似之處。這種研究方法對嗎？合乎邏輯嗎？讓我們設想，如果有一天地球上的驢都死絕了，後人找出驢的骨骼化石和馬對照，並因此做出判斷：馬是由驢變來的！（馬和驢比人和猴更接近，馬和驢同屬奇蹄目馬科，人和猴雖同為靈長目但不同科）這種設想和判斷有理由使我們對達爾文以來的古生物學者的思維路線的正確性表示懷疑。面對「寒武紀生命大爆炸」的事實，生物學界出現了10O年來從未有過的混亂。各家之說究其要義，其實質是表現出對達爾文進化論的不同態度。為了介紹這些觀點，我們有必要對進化論和「寒武紀生命大爆炸」這兩個關鍵詞作明確的陳述。
一、進化論：進化是通過自然選擇和遺傳變異的緩慢滾動逐漸實現的
「進化」一詞來源於拉丁文evolution,指事物的逐漸變化、發展，由一種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狀態。1762年，瑞士學者邦尼特最先將此詞應用於生物學中。1859年C.R.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一書，提出地球上現存的生物都是由共同祖先發展而來，它們之間有親緣關系，並提出自然選擇學說以說明進化的原因，從而創立了進化論。19世紀80年代以來，以A．魏斯曼為代表的新達爾文主義，把種質論和自然選擇學說結合在一起。20世紀30年代以來，以T．杜布尚斯基等人代表的綜合進化論綜合了細胞遺傳學、群體遺傳學以及古生物學於進化論之中。60年代末，日本學者木村資生等人在分子水平上闡述了進化的某些特徵，提出中性學說。進化論認為，地球上的生命從最原始的無細胞結構生物進化為有細胞結構的原核生物，從原核生物進化為真核單細胞生物，然後按照不同方向發展，出現了真菌界、植物界和動物界。植物界從藻類到裸蕨植物再到蕨類植物、裸子植物，最後出現了被子植物。動物界從原始鞭毛蟲到多細胞動物，從原始多細胞動物到出現脊索動物，進而演化出高等脊索動物——脊椎動物。脊椎動物中的魚類又演化到兩棲類，再到爬蟲類，從中分化出哺乳類和鳥類，哺乳類中的一支進一步發展為高等智慧動物，這就是人。進化論認為，生物進化是從水生到陸生，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的時序演進過程。進化論所描述的進化是漸近的線性過程，是通過自然選擇和遺傳變異這兩個車輪的緩慢滾動逐漸實現的。
二、「寒武紀生命大爆炸」中生命存在形式的飛躍，強烈地沖擊了進化論。
寒武紀是地球生命史上最早有化石記錄的時代，英國地質學家 A.塞奇威克1835年首次將寒武紀引進地質文獻。距今約5.3億年的寒武紀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現了從單樣性到多樣性的飛躍，於是人們提出了「寒武紀生命大爆炸」概念。1909年，人們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發現寒武紀中期的布爾吉斯頁岩動物群，被譽為國際奇跡之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列為國際重點保護地區。1947年，在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山脈，人們發現前寒武紀末期埃迪卡拉動物化石群（Ediacara fossils），同樣被稱為國際奇跡，受到世界性的保護。直到80年代，全世界發現的寒武紀化石，大部分都是較低等的動物，占優勢的是海洋三葉蟲，其它是介形類、肢口類。我國澄江帽天山發掘出的化石群距今5．3億年，比加拿大布爾吉斯頁岩化石群早1500萬年。從各方面證據判斷，這一「大爆炸」事件起始於梅樹村期，完成於玉案山期，整個時期短於300萬年。澄江化石門類繁多，包括海綿動物、腔腸動物、腕足動物、節肢動物、脊索動物等在內的40多個類群的100多種動物，涉及當今動物界大多數門類，還有許多是無法歸在現有門類的絕滅類群。澄江化石群在這樣短的地質時間內，完整記錄了比當今門類還多的動物類群突然產生的情況。
「寒武紀生命大爆炸」的判斷由於澄江化石群的發掘已經成為不可辯駁的事實，這一事實對達爾文的進化論產生了迄今為止最強烈的沖擊。
三、對進化論有3種主要的基本觀點
當前國際、國內理論界的觀點主要表現為三種：一種認為達爾文的基本觀點仍然是正確的；第二種觀點認為，進化論已經不能解釋「生命大爆炸」，但進化論的原則是對的，需要修改、補充，將其完善；第三種觀點認為達爾文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應該否定。
堅持第一種觀點，即認為進化論正確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布魯斯·蘭內加爾說：「生命大爆炸」並不是晴天霹靂那樣憑空產生的，它不過是很久以前開始的生命進程的延續，依然是進化的產物。
由於「寒武紀生命大爆炸」的肯定與否定，關繫到達爾文進化理論的命運，達爾文思想的追隨者為了擺脫理論上的困境，以地層缺失進行辯解。如美國古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瓦爾可持（Walcott）提出，寒武紀動物前的祖先的生存時代為理帕聯期(Lipalion)，但理帕聯期沉積物在現在的大陸地區已不存在了，只有現在的大洋深處才有發現它的可能。他們在進化理論框架之內僅尋找有利於線性成種的範例，但也僅僅限於極個別動物種的范圍內。但地層學研究證明，寒武紀之前並不存在地層的缺失。
格納斯納（M．Gaessner）根據在澳大利亞發現的距今6億年的前寒武紀晚期的埃迪卡拉化石群，提出當時的生物屬後生動物(非原生動物），即並非是「大爆炸」後突然出現的復雜動物，以此支持進化論。而德國古生物學家塞拉赫（A.seilacher)對後生動物一說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塞拉赫的這一研究成果榮獲1992年瑞典科學院克拉福德科學獎（Grafoord Prize）。
當前持第二種觀點的主要理論是所謂的霍克斯（Hox）基因假說。依此假說，霍克斯基因負責控制胚胎的形成，而且它們的數量及組成網狀的形式決定生命體的形成。這個理論假設在前寒武紀生命體中的雷克斯基因的數量達到了極限水平，它使得寒武紀生命形態以極高的速度形成。這同引起原子核反應必須有相當數量原子的情形很相像，當放射性物質的數量低於某個極限值時，不發生核反應，一旦達到這個極限值，就會發生劇烈反應。與此類似，當霍克斯基因的數量處於低水平時，生命的形成處於遲鈍狀態，而當某些前寒武紀生命體中的霍克斯基因聚積到一定數量時，便發生了「大爆炸」。持這種假說的人試圖彌補進化論的不足，以挽救陷於困境的達爾文學說。但是伯利·菲利普刃上（Dr．Perry PhilipS）如下的兩個反證使霍克斯假說不能成為真理。
首先，在寒武紀之後，生命系統中的霍克斯基因的數量增加了。以此假說，它賦予以後生命體產生多樣化的能力較先輩強，但為何動物門的數量反而減少了？也就是說，為何寒武紀之後生命的多樣化非但沒有擴大反而縮小了？其次，化石的記錄與大批量的物種滅絕是緊密相關的。當生態平衡系統在極短的時間內被自然災難破壞時，當時的情況將被記錄下來。距今6500萬年發生了一次大災難，恐龍滅絕了。在此之前距今2．45億年的二疊紀後期，發生了一次更大的災難，使地球上90％以上的生物滅絕。這對於二疊紀的倖存生物中產生新的門，本是一次巨大的推動。因為按照進化論，物種之間的生存競爭在這時被極大地削弱，生物體中霍克斯基因的數量應超過極限值，依據霍克斯基因假說，應該再次發生「生命大爆炸」，應該產生新的更多的門；但事實上根本沒有。
另外一些研究者認為，有某種不同於達爾文進化論的原理作用於寒武紀，可能是一種非達爾文的進化在極短時期內起作用。還有一些研究者採用混沌理論，認為事物本身隨著時間的推移有能力組成生命系統，並使其越來越復雜；但化石中至今沒有這樣的證據。顯然，我們不能按自己的需要來解釋某些東西，更不能再作為證據來使用。
當前我國學者中研究「生命大爆炸」的陳均遠採取的態度亦屬第二種觀點。他認為達爾文進化論不能窮盡真理，解釋不了為什麼幾乎所有門一級分類單位起源於寒武紀，解釋不了為什麼寒武紀短短時間內，種與種的表現型差異是那麼大。但是陳均遠卻已將自己還遠未建立起來的理論定義為「廣義進化論」了，他堅決地表示：絕不跳出「進化」的圈子。據陳均遠介紹，「廣義進化論」研究的是進化驅動機制，認為從分子、細胞、個體、社群、群落以至到整個生物因子各個層次，都可能有相應的自發的進化驅動機制。這種被設想的機制說與霍克斯基因理論是屬於同類性質的假說。陳均遠發現了澄江化石中的「雲南蟲」有脊索，這將脊索動物的歷史起點從寒武紀中期前推了 1500萬年。陳均遠提出，雲南蟲是魚類、兩棲類、爬行類、哺乳類和人類的「祖先」、這種「祖先」提法是達爾文進化論的固有表現。
第三種觀點明確地打出否定達爾文進化論的旗號。值得注意的是，最早懷疑進化論的人是達爾文自己。達爾文在其生命的晚期似乎改變了信仰，對自己過去的觀點產生了悔意。達爾文去世前的一段時間內，英格蘭北地郡的霍普夫人經常在病榻前陪伴他。霍普夫人親自寫了回憶錄，記述了達爾文對進化論的最終態度。達爾文說：「我那時是個思想尚不成熟的年輕人，對許多事都感到好奇，發出了一些疑問，又提出了一些解釋建議。可是使我吃驚的是，這些不成熟的想法後來竟然象野火一樣蔓延開來，人們竟然把它變成了一種宗教」（摘自美國OK雜志9O.3期文章 Did Darwin really believe in evolution？）
作為一個嚴肅認真的科學家，青年時代的達爾文對自己的理論也不無懷疑。1859年達爾文發表了他的《物種起源》一書，他在書中對當時已發現的志留紀（那時尚未產生寒武紀概念，寒武紀包含在志留紀中）化石表示了極大的困惑。該書第313頁這樣寫道：「我深信志留紀的三葉蟲起源於志留紀之前的甲殼類的祖先，如果我的理論是正確的話，那麼這段時間是很長的，甚至比志留紀到今天所代表的時間還要長得多，……這一事實到目前仍是令人費解的，這將可能成為反對本書所持觀點最有力的證據」。達爾文的偉大之處在於沒有迴避這一事實，甚至把它寫進了《物種起源》。達爾文所期待的寒武紀之前的甲殼類的祖先至今沒有被發現，而發現的化石證明，三葉蟲以及更復雜的動物都是在寒武紀突然出現的。
德高望重的古生物學家史蒂文 M．斯坦利對進化論持否定態度，他寫道：「除了對歐洲更新紀哺乳動物的細致研究外，沒有再發現一個令人信服的例子說明一個種屬經過種族演變而變成另一個種屬」(《「宏進化」方式和過程》，P82，1979）。
如果達爾文進化論是正確的，那麼，化石記錄中應該富含能證明從一個物種逐漸變化到另一個物種的化石。事實並不是這樣，相反化石的記錄揭示出大多數生物系統，甚至在「種」這個層次上的生物都是突然出現的。這是一個在國際古生物學家中被廣泛認同的事實。現代古生物學家的鼻祖喬治·加洛德·辛普森（Georae Gavord Simpson）曾這樣寫道：「盡管有這樣一些事例：少數基因、亞科和科出現快速的或逐漸的演變，但事實不容否認，就象每一位考古學家所知道的，大多數新的物種、基因和科是在化石中突然出現的，並不是我們被進化論引導而認為的那種逐漸的，完全連續的過渡順序」（《進化的主要特點》，P360，1953)。
以上論述是在生物領域內知名學者作出的嚴肅結論，它使我們無法再承認達爾文理論的正確性。如果對於生物學的「種」層次上產生的小規模變化，達爾文的理論都不被確信，我們怎能在「屬」層次上產生的大規模變化中相信達爾文主義呢？
關於「生命大爆炸」的研究，筆者明確持第三種態度。我的主要觀點是：在寒武紀之前，地球上僅存在數量貧乏而結構簡單的生物，它們沒有資格作為「寒武紀生命大爆炸」中的眾多動物種類的前輩；動物種類都是突然出現的，不存在演替過程，因此，一類動物是另一類動物的祖先的說法完全是主觀臆斷，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寒武紀動物比現今的動物表現出更大的差異性，寒武紀的門比現今還多，這完全否定了進化論關於動物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時序演進過程；進化論不符合事實；不符合邏輯，因此進化論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
關於對達爾文進化論的3種認識，隨著「生命大爆炸」問題的深入研究，會進一步展開爭論，並會持久地進行下去。這將是一個跨世紀的重大理論研究課題。
參考資料：http://www.godoor.net/jidianlinks/jhl/fjdt-jhl.htm
❾ 進化論是誰發明的
通常指生物界的進化理論，亦稱「演化論」，舊稱「天演論」。進化論一詞最初為法國博物學家拉馬克(1744年一1829年)提出；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奠定了進化論的科學基礎。達爾文認為生物進化的主導力量是自然選擇。現代生物科學的發展，對生命起源、物種分化和形成等進化的理論研究有了進一步發展，認為生物最初從非生物進化而來，現代生存的各種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在進化過程中，通過變異、遺傳和自然選擇，生物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種類由少到多。恩格斯給予達爾文進化論以很高的評價，認為這一理論是19世紀自然科學三大發展之一。
❿ 達爾文進化論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他的進化學說。達爾文自己把《物種起源》稱為「一部長篇爭辯」，它論證了兩個問題：
1、物種是可變的，生物是進化的。當時絕大部分讀了《物種起源》的生物學家都很快地接受了這個事實，進化論從此取代神創論，成為生物學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當時，有關生物是否進化的辯論，也主要是在生物學家和基督教傳道士之間，而不是在生物學界內部進行的。
2、自然選擇是生物進化的動力。生物都有繁殖過盛的傾向，而生存空間和食物是有限的，生物必須「為生存而斗爭」。在同一種群中的個體存在著變異，那些具有能適應環境的有利變異的個體將存活下來，並繁殖後代，不具有有利變異的個體就被淘汰。
如果自然條件的變化是有方向的，則在歷史過程中，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微小的變異就得到積累而成為顯著的變異。由此可能導致亞種和新種的形成。
(10)創造的進化論擴展閱讀：
1838年，達爾文偶然讀了T.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中得到啟發，更加確定他自己正在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想法：世界並非在一周內創造出來的，地球的年紀遠比《聖經》所講的老得多，所有的動植物也都改變過，而且還在繼續變化之中，至於人類，可能是由某種原始的動物轉變而成的，也就是說，亞當和夏娃故事根本就是神話。
達爾文領悟到生存斗爭在生物生活中意義，並意識到自然條件就是生物進化中所必須有的「選擇者」，具體的自然條件不同，選擇者就不同，選擇的結果也就不相同。
然而，他對發表研究結果抱著極其謹慎的態度。1842年，他開始撰寫一份大綱，後將它擴展至數篇文章。1858年，出於年輕的博物學家R.華萊士的創造性頓悟的壓力，加之好友的鼓動，達爾文決定把華萊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論稿呈交專業委員會。
1859年，《物種起源》一書問世，初版1250冊當天即告售罄。以後達爾文費了二十年的時間搜集資料，以充實他的物種通過自然選擇進化的學說，並闡述其後果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