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性毀滅

① destruction是什麼意思

destruction
英 [dɪ'strʌkʃ(ə)n]美 [dɪ'strʌkʃən]

n. 破壞，毀滅；摧毀

片語短語：

estruction of 摧毀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環境破壞
habitat destruction 生境破壞；毀壞棲息地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造性破壞；創造性毀滅

雙語例句：
Destruction and misery attend on war.
毀滅和苦難伴隨戰爭而來。

② 為什麼說科學技術是一種創造性毀滅力量

科學本身無所謂創造或者是毀滅，因為科學代表的是對自然存在的認識
但是一旦科學轉化為技術，便有了毀滅力
其一是因為，新的技術要取代久的技術，所以必須逐漸地毀滅舊的技術才能發展新的技術。毀滅技術的同時也毀滅了與舊的技術相關系的利益集團。因為在自由的市場競爭中舊有的技術是無法與新的技術相匹敵的。除了在商業領域的毀滅以外，因為一個社會的組織 機構，比如政府，也是依據舊有的技術建立起來的，必然也要遭遇革新。例如：計算機的高效率必然要取代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員。當然也不止於此，新的物質文明往往意味著新的精神文明，所以就有的文化也將遭遇革新
但是你認為這一切是必然嗎？

③ 為什麼說科學技術是一種創造性毀滅力量

因為科學是人們慢慢一步步創造的
沒有人去研究
它就不會被發現
科學也有利有弊
看怎麼用
像原子彈
氫彈
就是科技的成果
只不多是毀滅性的科學成果
所以此案說科學急速是一中創造性毀滅力量

④ 什麼是創新什麼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創造性毀滅

熊彼特是新古典經濟理論興起之後恢復企業在經濟理論中主動地位的「第一個經濟學家」。他在《經濟發展理論》日文版序言中寫道：把經濟體系「從一個均衡推向另一個均衡」的不僅僅是外部因素，「在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自動破壞可能達到的任何均衡的能量源泉」。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進化過程」，一個「非連續歷史跳躍」的過程。「資本主義就其性質來講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或方法，不僅不是，而且也永遠不可能是靜止的」。他認為，資本主義本質特徵就是創新，創新是「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新的組合」，是一個「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的過程。他對競爭過程的基本性質予以重新定義：實質性的市場競爭不是價格競爭，而是創新競爭，後者較之前者，「其效力之區別就像大炮狂轟與徒手推門之間相比」。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可以說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大飛躍。他的「創造性毀滅」的觀點，「非連續歷史跳躍」的觀點顯然與邊際替換概念不相容。他的經典之作使我們明白了，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是經濟進化的發動機，企業具有超越外部經濟條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夠塑造市場條件。當然，熊彼特的理論框架顯得寬乏，而把創新主體囿於企業家也招致非議。但瑕不掩瑜，他的創新理論為後來學者研究動態企業理論提供了思路。
謝國忠如是說：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創造性毀滅」
野生動物集體渡河的優勢是真實存在的，如果它們單獨渡河，就會留給鱷魚更多的獵它們的時間。如果它們想發揮人多勢眾的優勢渡河，就需要一個發起沖刺的領頭者，而第一個沖進河中的領頭者被吃掉的概率遠遠高於其他動物。個體的不理性行為實際上造福了群體利益。
在經濟生活中，有些泡沫確實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例如，IT泡沫創造的科學技術至今還令全球受益，盡管當初的投資者可能賠了錢。那些認為投資IT領域可以致富的人就好比是獸群中的領頭者，不自覺地為了公眾的利益而犧牲了自己。
大部分科技因素驅動的泡沫都有類似的特點，惠及全球但不利於投資者。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理論，講述的就是這樣的泡沫。由於大量的泡沫並不全都是有害的，所以和央行對它們很慷慨大度。

⑤ 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來襲 亟需應對哪些挑戰

近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發表了一篇題為「成長的煩惱——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挑戰」的主題演講。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來臨了，它會給人類帶來哪些煩惱和挑戰？我們又要如何應對？
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來襲 亟需應對哪些挑戰？
我們都知道，第一次工業革命是蒸汽機的廣泛使用，第二次是電氣時代，第三次是半導體信息時代，薛瀾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目前已能看到雛形。前面幾次工業革命，因為歷史原因，中國都沒能真正參與。但今天，中國有機會能像美國等發達國家一樣，參與到第四次工業革命形成過程中了。
薛瀾提出，我們應該注意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給中國帶來新的機遇，但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這個挑戰，具體有四個方面。
首先是對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的影響。
工業革命和經濟發展中間，其實存在兩個悖論。首先是生產率悖論，就是說新技術的進步並沒有給我們帶來預期的生產率的增長。以美國為例，美國勞動生產率的年增長在1947到1983以及2000到2007年，兩個時段里，分別是2.8%和2.6%左右，但是從2007年到2014年，也就是科技大幅改變我們生活的這段時間，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3%左右，這要怎麼解釋？薛瀾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很多技術是平台型技術，它們創造的價值是免費的，並沒有通過市場交易反映出來。
其次還有創新悖論。政治經濟學家熊彼得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創造性毀滅」，是指有新的技術創新帶來更大的社會收益，但同時會讓舊產業消亡，通過這種毀滅，使社會不斷進步。例如，電力機車代替蒸汽機車、數碼相機代替膠卷相機，都是創造性毀滅。
但荷蘭學者盧克索特近來提出「毀滅性的創造」這么一種可能，就是指一些創新僅僅對少數企業有利，對整個社會是不利的。比如，金融領域放鬆監管會導致很多創新只對少數金融企業有很大利益，但可能會給整個金融世界帶來危害，甚至帶來金融危機。比如現在的社交媒體讓人們長期沉溺於手機和電子游戲，很難進入到深入思考，長此以往，是否會對人類社會進步產生影響，等等。
而不管是生產率悖論，還是創新悖論，其實都可以看做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給人類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帶來的挑戰。
第二個挑戰是對未來工作的顛覆。
牛津大學的一項研究指出：美國2010年的各項職業中，將近一半的工作在今後十年到二十年有可能被機器或人工智慧替代。其中很多工作在今天是高級白領在做的，比如律師助手、房地產評估師等等。未來，也許很多人在同時做很多的臨時性工作，傳統意義上的穩定工作將不復存在。
第三個挑戰是對社會公正、倫理道德和社會規范的沖擊。
比如說，收入分配差距有可能變大，大量中等技能的工作被替代，社會收入分配將形成兩極化狀態，少數有高技能的工作者收入特別高，大批中等或低技能者則失業。再比如，生物醫學進展會帶來倫理道德問題，基因檢測是否會帶來就業歧視、保險歧視。如果未來出現可定製嬰兒、延長壽命、記憶提取時，是否有一系列倫理道德的困擾出現？又比如，人工智慧也可能會帶來社會問題。《紐約時報》曾拿機器人寫的新聞報道和記者寫的新聞報道放一起讓大家去辨認，90%的人都辨認不出來。如果今後機器人可以寫出漂亮的文章、畫出各種風格的畫作，那人類還需不需要去學習？ 這些都是我們即將面臨的挑戰。
最後一個挑戰是對公共治理的影響。
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可能更加困難。政府規章制度的演變非常慢，而技術變化太快，兩者很可能無法同步。其次，政府對社會的有效治理更加困難。社交媒體的普及使個人可以成為公眾媒體，公眾常常比政府獲得信息更快更多；最後，政府對公共安全的保障會更加困難。社會如此依賴網路和信息，我們的數據安全、網路安全如何保障？
那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薛瀾提出了幾個思路。首先，要加強社會預見的研究，把社會影響的思考滲入技術選擇。其次，要引入同步設計的原理，從創新源頭注入社會影響。我們在之前的工業系統設計原理是先創新後治理，導致了諸多問題，如何使得治理的觀念和創新同步，比如將循環經濟理念滲入到工業設計中。再次，要提倡適應性治理，實現創新推進與創新治理的有機平衡。一方面，要通過合理的規制減少創新可能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在規制創新的同時，減少潛在的掣肘，使得創新能夠蓬勃地發展。

⑥ 這里的」創造性毀滅「是什麼意思（內有上下文，出自格利高里《經濟學原理》」寡頭「一章）

這里的」創造性毀滅「 即是(Schumpeter's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造性破壞理論是偉大的經濟學家熊彼特最有名的觀點，這是其企業家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的基礎。在熊彼特(1883~1950)看來，「創造性破壞」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事實，重要的問題是研究資本主義如何創造並進而破壞經濟結構，而這種結構的創造和破壞主要不是通過價格競爭而是依靠創新的競爭實現的。每一次大規模的創新都淘汰舊的技術和生產體系，並建立起新的生產體系。

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

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年）對企業家研究最有影響力，他發展了馬歇爾的理論。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企業家就是「經濟發展的帶頭人」， 也是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的創新者。熊彼特將企業家視為創新的主體，其作用在於創造性地破壞市場的均衡（他稱之為「創造性破壞」）。他認為，動態失衡是健康經濟的「常態」（而非古典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均衡和資源的最佳配置），而企業家正是這一創新過程的組織者和始作俑者。通過創造性地打破市場均衡，才會出現企業家獲取超額利潤的機會。
熊彼特首次突出企業家的創新性，但是他認定企業家是一種很不穩定的狀態。他認為,
一個人由於「實現新的組合」而成為企業家，「而當他一旦建立起企業，並像其他人一樣開始經營這個企業時，這一特徵就馬上消失」。因此，企業家是一種稍縱即
逝的狀態。按照他的定義，一個人在他幾十年的活動生涯中不可能總是企業家，除非他不斷「實現新的組合」，即：不斷創新。簡言之，創新是判斷企業家的唯一標
准。
「創造性破壞」是偉大的經濟學家熊彼特最有名的觀點，這是其企業家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的基礎。在熊彼特(1934)看來，「創造性破壞」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事實，重要的問題是研究資本主義如何創造並進而破壞經濟結構，而這種結構的創造和破壞主要不是通過價格競爭而是依靠創新的競爭實現的。每一次大規模的創新都淘汰舊的技術和生產體系，並建立起新的生產體系。
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破壞舊的，創造新的結構。而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是當前世界范圍內文化發展中的一對突出矛盾。
五六十年前，「創造性破壞」這一頗具顛覆性的概念提出之時，人們為之震驚。如今，全球經濟所破壞和創造的巨大價值完美地印證了這一前瞻性論斷。可以說，創造性破壞的力量還在不斷增強，業已成為主流經濟論述中的重要核心概念。

創造性破壞理論的精髓

創造性破壞理論指出：當景氣循環到谷底的同時，也是某些企業家不得不考慮退出市場或是另一些企業家必須要「創新」以求生存的時候。只要將多餘的競爭者篩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創新」產生，便會使景氣提升、生產效率提
高，但是當某一產業又重新是有利可圖的時候，它又會吸引新的競爭者投入，然後又是一次利潤遞減的過程，回到之前的狀態....。所以說每一次的蕭條都包括
著一次技術革新的可能，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陳述為：技術革新的結果便是可預期的下一次蕭條。在熊彼特看來，資本主義的創造性與毀滅性因此是同源的。但熊彼
特並不認為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便是由於其自己產生的動力將而不停地推動自身發展，他相信資本主義經濟最終將因為無法承受其快速膨脹帶來的能量而崩潰於其自身
的規模。
熊彼特指出經濟創新過
程是改變經濟結構的「創造性破壞過程」。經濟創新不斷地從內部使這個經濟結構革命化，不斷地破壞舊結構，不斷地創造新結構。這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就是資本
主義的本質性事實。有價值的競爭不是價格競爭，而是新商品、新技術、新供應來源、新組合形式的競爭，也就是佔有成本上或質量上決定性優勢的競爭，這種競爭
打擊的不是現有企業的利潤邊際和產量，而是它們的基礎和它們的生命。

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

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書中,熊彼特(1942)對經濟變化採用了一種更為廣闊的觀察方法。他不是檢驗資本主義經濟所經歷過的周期變化,而是考察資本主義
的未來。他提出的一個大問題是：「資本主義能生存下去嗎?」他給出的答案是：「不,我認為它無法生存下去。」在根本上,他認為馬克思相信社會主義將取代資本主義是正確的。但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並不是像馬克思預測的那樣被自己的失敗毀滅,而是將被自己的諸多成功所毀滅。
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即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資本主義不僅包括成功的創新,也包括打破舊的、低效的工藝與產品。這種替代過程使資本主義處於動態過程,並刺激收入迅速增長。
然而問題出現了,因為較小的企業經常被較大的企業所替代。在此過程中,是官僚主義的管理者在經營企業,而不是創新的企業家。這些管理者不像主人而更像雇員。他們偏好穩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於創新和冒險,結果,資本主義就失去了傾向創新的動態趨勢以及不斷進取與變化的精神。
熊彼特(1942)還看到了一個潛在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植根於資本主義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及需要在所有參與者中作出合理選擇這樣一個事實中的。這將促使人們在思想中形成懷疑性和批判性的框架。此外,由於資本主義在收入增長方面如此成功,它能夠支撐大量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擁有大量閑暇時間的知識分子,將批判資本主義體系,竭力推行增強政府官僚的經濟作用的措施。對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收入不平等的怨恨也將在知識分子中間愈演愈烈,他們將竭力採取保持收入平等的措施。這些活動將減少冒險與創新的動力。
最後,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破壞了家庭。資本主義的目的是滿足個人需求,而家庭需要升華個人的慾望和妥協。可是,家庭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家庭是儲蓄的主要來源。家庭儲蓄是—種在賴以養家的主要勞動力發生意外時,其他家庭成員能被供養的措施。資本主義通過破壞儲蓄動機,從而摧毀了自己的基礎——未來發展所需要的資本。
長期經濟增長一直是經濟學關注的中心。亞當·斯密和大多數古典經濟學家將資本主義視為獲得迅速增長的最佳途徑。然而到了19世紀末,經濟學家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經濟效率的問題,而對增長問題失去了興趣。熊彼特的主要貢獻即把經濟學家的注意力調整到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上來。在進行這項研究的過程中,他強調了創新、企業家等非經濟因素對於資本

⑦ 如何理解資本主義的"創造性毀滅

如何理解資本主義的"創造性毀滅
1）創造性毀滅的定義：
創新是資本主義的動力所在，只有不斷地進行產品創新，才能為資本家帶來超額利潤，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新的市場需求。這種不斷破壞舊結構，創造新結構的過程，被有的經濟學家稱作是「創造性毀滅」的過程。

2）產品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阻止了平均利潤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又在更大程度上促進了平均利潤率的下降，由此導致了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大規模波動。
①產品創新阻止了平均利潤率的下降。由於存在著對新產品的旺盛需求，新產品的社會價值是由勞動生產率最低的企業決定的，這樣一來，整個部門會出現超額利潤，從而引起平均利潤率的提高。產品創新及新興產業部門的建立，在質上擴大了勞動的社會分工體系，使得勞動（從而剩餘勞動）的質的差別不斷擴大，社會需要日益多樣化，由此擴大了社會總勞動的規模和商品價值總量，為剩餘價值和利潤的增加開辟了新源泉。
②產品創新對利潤率提高的促進作用只是暫時的。一方面，產品創新是一個「創造性的毀滅」過程，一些舊的產品和舊的部門在這一過程中受到削弱，甚至遭淘汰，資本的價值貶值，從而導致利潤率的下降；另一方面，隨著新產品在技術上壟斷性的喪失和部門之間競爭的充分發展，由產品創新引起的超額利潤會逐步消失，各部門之間的利潤差別會逐步消除，從而導致了一般利潤率的下降

⑧ 創造性毀滅的意義

創造性毀滅的意義：
在熊彼特理論體系中，創造性毀滅有宏觀和微觀的雙版重含義。
在宏權觀上，熊彼特用認為創新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企業家是創新的始作俑者，而創造性毀滅則是創新的內涵和結果。創新一方面帶來新的產品與服務，開創新的市場和產生新的價值，一方面又在取代舊有產品與服務，佔領舊有市場和毀滅舊有價值。新舊交戰，引發經濟的周期性變化，金融危機和生產要素的重新分配。這種既創造又毀滅的現象，被熊彼特稱之為創造性毀滅。
在微觀上，一個產業，一個企業，以及產業之間和企業之間，同樣可能存在具備創造性毀滅特徵的創新活動，這些活動決定著產業和企業的存亡興衰。

⑨ 巴羅內生增長理論

題目改成：巴羅的內生增長理論就好理解了。
理論簡介
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
編輯本段
概述

增長理論家主要在完全競爭假設下考察長期增長率的決定。內生增長模型又包含兩條具體的研究思路。第一條是羅默、盧卡斯等人用全經濟范圍的收益遞增、技術外部性解釋經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巴羅模型等。第二條是用資本持續積累解釋經濟內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瓊斯—真野模型、雷貝洛模型等。完全競爭條件下內生增長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競爭假設條件過於嚴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釋力和適用性。二是完全競爭假設無法較好地描述技術商品的特性: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並使一些內生增長模型產生邏輯上的不一致。
為了克服上述內生增長模型存在的問題,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增長理論家開始在壟斷競爭假設下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內生增長模型。這些模型又可以根據經濟學者對技術進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種類型:產品種類增加型內生增長模型、產品質量升級型內生增長模型、專業化加深型內生增長模型。這三類模型的提出,表明內生增長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基本思想
自亞當·斯密以來，整個經濟學界圍繞著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爭論了長達200多年，最終形成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下列三個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性資源的積累；（2）在一國的技術知識既定的情況下，現在資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術進步。但是，6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依據以勞動投入量和物質資本投入量為自變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等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停止的結論。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即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說，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當然，許多經濟學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爾茲，1990；貝克爾，1989），但是，他們都是把它們看作是外生因素。
這樣，這兩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出現了分歧：盡管財政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財政政策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因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扭曲性稅收的負效應、累進稅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加稅收動用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理論本身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採取什麼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或者說，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數決定的，這些內生變數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並受政策的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那麼，問題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內生增長模型，還有很多其他模型側重不同的增長方面，諸如金和羅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楊（Young, 1991, p. 369-405）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所有這些模型表達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特別是這些模型試圖說明企業如何積累知識，這種知識廣義地包括人力資本和技術變化（Rogers, 1997, p. 43）。這種知識積累表示為增加人力資本、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這些模型表明，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各種政策旨在扶持研究與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甚至關鍵性產業部門。
綜上所述，我們對內生增長理論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作出如下簡單的非技術性陳述：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於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等）。
內生增長理論突出了第一個方面，而第二個方面隱含在各種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這些模型對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產權和經濟穩定性作了假定，同時，還強調了這兩個方面出現於企業層次上。最後一個方面按理說也穩含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從數學上講，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費者模型，用來解釋（比如說）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配置消費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現代發展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利用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教育支出、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盡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 R&D（研究與開發）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盡管目前仍存在大量問題尚未解決，但在估計方法、變數的調整、數據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一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二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經濟學家對於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並取得了新的進展。
這些進展主要體現在對原有的內生增長模型的精緻化方面。如自從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後，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淵源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將技術進步視為一種中間產品的擴大化，並且假定這種擴大來源於個體最優化決策。Young(1991)提出了一個有限的干中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干中學是有限的，因此，增長可能受到發明約束。Young(1993)針對中間產品的替代性與互補性，提出了一個具有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數量同時擴大的內生增長模型。Oritigueira（2000）將閑暇引入到人力資本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型，由於閑暇的引入，效用函數不再是單調的，因而導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長路徑不再穩定。Basu與Weil(1999)則提出了一個將技術與特定的K/L比例相聯系的增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增長由兩個方面驅動，一方面是由干中學驅動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共同驅動（技術進步要求一個改變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則對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規模效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他們認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長模型都隱含著規模效應，但這種規模效應事實上沒有經驗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規模效應，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模型的長期性質，增長亦可能從內生變成外生。因此，他們致力於建立一種沒有規模效應的增長模型。Chol-Won Li（2000）則通過建立一個具有兩個研究與開發部門（即新產品質量提高的研究與開發部門與增加中間產品品種的研究與開發模型），對增長的內生性進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內生增長（即沒有人口增長的增長）需要嚴峻的條件，半內生增長是一種更合理的解釋。在最近的一些文獻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關於內生增長模型與非線性之間關系的專刊，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討論內生增長可能導致的混沌路徑或內生增長過程中的分叉點，將經濟增長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線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討論了增長中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增長路徑中存在多個均衡點時（如Kuzuo Mino (2001)）。
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
內生增長理論在九十年代的另一個重要進展是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自Aghion and Howitt於1992年提出了增長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的作用，在他們於1998年出版的《內生增長理論》一書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講述熊彼特方法，並對技術進步的創造性破壞作用進行詳盡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們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術使原有技術過時的概念，從而使技術進步成為一種具有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新熊彼特主義的另一個特點與技術進步的微觀機制有關。在九十年代關於增長理論的文獻中，很多模型[12]發展了市場結構與技術進步的關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筆者所見，如何建立一個市場結構內生的技術進步模型，仍是值得經濟學家努力的[13]。
以楊小凱為代表的分工驅動經濟增長思想，由於引入角點解而將分工與增長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認可。盡管目前來說，基於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經濟增長的研究中占據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統提出並強調的分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14]，由A.Young(1928)進行了發揚，但其間直至八十年代才重獲經濟學家的重視。對於分工的概念及與增長的關系，經濟學家的研究是沿著兩條思路進行的：第一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生產迂迴程度的加深，這是從廠商進行最優決策的角度來展開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經濟中的個體（agent）最優選擇的結果，體現為個體的專業化水平。這條思路的沿這條思路進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楊小凱（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條思路進行的分析，主要問題在於忽略了分工的生成與演進過程。雖然Romer(1987)以中間產品的品種數作為生產的迂迴程度，並假定中間產品的非完全替代性與非完全互補性（事實上，Romer所運用的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是一個D—S型的生產函數），解出了一個生產迂迴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過程中沒有討論因生產迂迴程度增加而帶來的交易成本增加問題，其模型對現實的意義並不太大。楊小凱的貢獻在於其認識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將分工與交易成本聯系起來，用交易成本來解釋分工的演進。然而，從他已發表的論文與專著（如楊小凱（1998，2000，2001））來看，楊小凱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演進（evolution）的概念。在楊那裡，分工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決定分工演進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義與測度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局限了楊的模型的應用，而且，更為致命的是，在楊那裡，經濟人(AGENT)的理性是有問題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無窮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預見交易成本的演進方面卻一無所知[15]。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著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無論是沿著Romer的獨立研究與開發部門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還是沿著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都面臨著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的問題。
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沿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長周期、教育支出、創新等，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
沿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大部分實質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歸（Barro-type regressions）進行的，即以一國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為因變數，同時以一國的人均收入為自變數，對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否趨同進行回歸檢驗。如Barro(1995，1996)對92個國家、美國國內各州、日本國內各縣的趨同趨勢進行了檢驗；Kremer（1993）對於全世界有史以來的經濟增長過程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與人口規模存正相關關系，這在經驗上支持了內生增長理論；Michael J.Boskin(2001)對戰後的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研究，他認為技術進步應同時體現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調整上，據此，他得出結論，技術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50%以上，而可見資本為25%以上，而70年代以後增長率的下降則應歸因於單純物質資本調整型技術進步；Greenwood等(1998, NBER，W6647)對二戰後美國的經濟增長進行了核算，認為美國的增長與技術進步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關系，同時，他們認為，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及資本改進之間有著強互補性，得到了一些內生增長的證據；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尋找到能代表國家間差異的數據，如一國與另一國之間所存在的增長率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兩國間的文化傳統與政治經濟制度所造成的[16]，同時國與國之間的GDP差距是否如匯率所顯示的那麼大，是值得探討的，然而，對於GDP的調整，雖有PPP之類的方法，但迄今為止尚沒有能得到廣泛認同的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沿著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並沒有找到很多對內生增長理論進行支持的經驗證據，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事實的研究表明，設備投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進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檢驗）表明，有著遞減報酬和外生技術進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夠對經濟增長率進行解釋，而且，他們的工作也表明了條件趨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對數總量生產函數，對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進行了測算，Young的研究表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TFP的增長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釋其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增長，Young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自於資本的大量積累、勞動力參與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國家在二戰後的R&D對生產率增長的作用，他發現，戰後OECD國家R&D開支的急劇提高，對於其生產率的提高並沒有實質性的作用。Dinopous與Thompos（1999）通過對經濟增長中規模效應進行檢驗，認為並不存在對於規模效應進行支持的經驗事實。所有這些均說明內生增長理論在與經驗事實相吻合方面尚不盡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對於增長的經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類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長理論比AK模型更能解釋趨同。
沿第二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取得了廣泛的成果，盡管這些成果之間對於各個單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結論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與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際沖突、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長、技術應用與經濟產出》，S.EDWARDS（1997）《開放、生產率與增長》[使用93個國家的數據，研究了開放與TFP增長之間關系的強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結論][17]，Engen etc.（1996）的《稅收與經濟增長》[本文使用了歷史數據分析方法、國別分析方法、微觀分析方法等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內稅收近似中性，而在長期內的累積結果顯著的結論]等，分別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詳盡分析。但從總體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許多內生增長理論的經驗分析工作仍然與舊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寬泛地解釋，以包含產生增長的因素，這樣，能夠在一個微觀的基礎上，對市場不完全背景下所產生的增長更深刻地進行刻劃[18]。
新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是研究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之間的互動關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討論了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儲蓄率內生地上升，因此，經濟增長率也隨之發生變化。John Laitner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是對九十年代後興起的兩部門（或多部門）增長模型的一個重要擴展。
從九十年代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盡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R&D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長理論的實證研究面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變數的獨立性（模型的檢驗假設了數據的獨立性，但在實際上，變數之是相互影響的，獨立性無法保證）；數據基於模型所進行的選擇性，這種選擇忽略了增長過程而注重增長的結果；數據的隨機性與變數的隨機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隨機變數，但現實中的數據卻是各種隨機沖擊的後果。但是，90年代在估計方法（如對於Barro型回歸的突破）、變數的調整（如多國的長時期數據，見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對於教育數據的調整，見Barro and Lee(1998)）、數據的調整（對各國經濟增長率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對於民主與增長關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第一個方向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另一方向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⑩ 「市場競爭是創造性毀滅的過程」是什麼意思

「市場競爭是創造性毀滅的過程」的意思：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競爭是最基本的運行機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