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葯是誰發明的

1. 西醫是誰發明的

Ⅰ、近代西方醫學發展概述
文藝復興以後，西方醫學開始了由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的轉變。1543年，維薩里發表《人體構造論》，建立了人體解剖學。這既表明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新的水平上復活，又標志著醫學新征途的開始。
17世紀實驗、量度的應用，使生命科學開始步入科學軌道，其標志是哈維發現血液循環。隨著實驗的興起，出現了許多科學儀器，顯微鏡就是其中之一，顯微鏡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認識水平。18世紀莫干尼把對疾病的認識由症狀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學，為研究疾病的生物學原因開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種的發明，公共衛生和社會醫學的一些問題引起人們的重視。
到了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微爾嘯（Virchow）倡導細胞病理學，將疾病的原因解釋為細胞形式和構造的改變。細胞病理學確認了疾病的微細物質基礎，充實和發展了形態病理學，開辟了病理學的新階段。19世紀下半葉巴斯德證明發酵及傳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國人科赫(Koch R．)發現霍亂弧菌、結核桿菌及炭疽桿菌等，並改進了培養細菌的方法和細菌染色方法，大多數主要致病菌在此時期內先後發現。巴斯德還用減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進行疫苗的研究，從而創立經典免疫學，以後，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國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統闡述了吞筮現象及某些傳染病的免疫現象。
在臨床醫學上，19世紀診斷學有了很大的進步，叩診法在臨床上推廣應用；雷奈克(Laennec R．)發明聽診器；許多臨床診斷輔助手段，如血壓測量、體溫測量、體腔鏡檢查都是在19世紀開始應用的。19世紀中葉以後，解剖學的發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無菌法的應用，對外科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此外科學開始迅速發展。19世紀末期，體腔外科普遍發達，這樣許多臨床專業(如婦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進行內科處置外，外科方法也獲得重要地位。葯物學方面，19世紀初期，一些植物葯的有效成分先後被提取出來。到19世紀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後各種葯物的合成精製不斷得到發展。
19世紀，預防醫學和保障健康的醫學對策已逐漸成為立法和行政的問題。勞動衛生學、營養和食品衛生學、學校衛生學相繼產生。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衛生學中又劃分出社會衛生學，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況，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與它們斗爭的方法。此外，英國南丁格爾(Nightingale F．)1860年創立護士學校，傳播其護理學思想，提高護理地位，使護理學成為一門科學。

Ⅱ、西方醫學的再次傳入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葯學。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並不優於中醫，故影響不大。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原有的歷史進程和社會性質。鴉片戰爭後，教會醫院由沿海進入整個內地，幾十年間教會醫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為和教堂一樣引人注目的教會標志。
廣州是近代中國最早與西方世界接觸的前沿，也是西方醫學最早輸入和最先繁榮的城市。早在1835年廣州就有了傳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醫院，1838年「中國醫學傳教協會」在廣州組成。鴉片戰爭後，1842年11月伯駕從美國回到廣州於舊址重開醫院，在1845年以前，教會醫院的外科切割手術都是在無麻醉下進行。1846年伯駕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醫院第一次試用，使醫院在實施外科手術上有重大進步。同年10月，伯駕又從波士頓買到傑克遜(Jackson CT．)醫師研製的麻醉儀和一批乙醚，隨同附來的一封信介紹有使用這種儀器和葯物的方法。這種儀器的安全性顯然更好。時隔兩年伯駕很快又引進氯仿麻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對一例膀胱結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結果十分成功。麻醉葯引入教會醫院，使教會醫生外科手術的選擇范圍大大擴展。以伯駕為代表的教會醫生在引進麻醉劑方面是迅速的。1846年美國醫生摩頓(Morton 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國1846年12月，倫敦外科醫生也開始應用乙醚於外科手術，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醫生在愛丁堡皇家醫院首先用氯仿於外科手術。這兩種麻醉葯為西醫外科發生根本性變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於教會醫生和他們本國教會組織保持著密切聯系，使他們能即時地輸入一些新技術，為教會醫院在中國的發展保持技術優勢。1842年後廣州教會醫院的治療范圍逐漸擴大，眼病雖然是醫院的治療重點，但是疾病的種類已涉及到內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術包括腫瘤、膀胱結石、乳腺疾病、壞死性骨骼切除等。
廣州眼科醫局是當時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的教會醫院，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小診所。例如，1848年美國公理會鮑爾(Ball D．)醫生在城內公理會教堂里開有一個診所，1851年美國長老會醫生哈珀(Happer AP．)在廣州開辦惠濟診所。
五個口岸的教會醫院的根本宗旨當然是為了傳教，但同時它還發揮著另外一個作用，即給口岸上的外國商人、僑民和駐軍服務。譬如寧波舟山教會診所為駐扎舟山的英軍提供大量葯品。上海倫敦會醫院開創之初的主要經費都是向上海的英國僑民募捐的。
英國傳教士洛克哈特開創了在上海建立教會醫院的歷史。他看到了上海作為華東沿海一個商業中心的重要性，於是停止舟山診所工作轉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醫院報告中說，他的醫院一年時間治療的病人達一萬餘人次，不僅有上海的居民，還有蘇州、松江等附近城鎮的患者。鑒於這種有利的形勢，1846年起他又計劃建立更大的醫院和購買更多的設備。1849年上海醫院開始用氯仿進行外科手術。
在上海從事醫葯事業的教會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會和法國天主教會。1847年美國浸信會曾派遣詹姆斯(James JS．)來上海開診所。1848年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泰勒(Taylor G．)到上海辦診所持續了5年，1854年由凱利醫生接替直到1856年。美國聖公會的菲什(Fish MW．)醫師1856年到上海，在城裡聖公會教堂附近設有一個診所直到1858年。法國天主教會於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開診所，神父勒麥特里(lemaitre)和法國兩名外科醫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這個天主教診所負責醫務工作，診所維持到1867年。
寧波、廈門、福州三個同時新辟的口岸,傳教士當然不會放棄。這三個口岸醫葯傳教的情形與上海、廣州沒有根本區別，不過規模較小。1843年11月浸禮會的麥高恩(Macgowan DJ．)就在寧波城內商業區利用一個中國商人提供的房屋辦起診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次年，美國長老會的麥卡特夫婦(McCartee DB．)到寧波傳教，在住宅里看病，他們在這里收養中國女孩金韻梅並給予教育，然後送到美國紐約學習醫學，學成回國後一直為教會作醫療工作，是中國第一個在國外留學醫科的女醫生。1841年廈門被英軍佔領。1842年6月，英國傳教士卡明(Cumming WH．)醫生在靠近廈門的鼓浪嶼開辦診所，1843年11月，美國長老會赫伯恩（Hepburn JC．)也來到鼓浪嶼在卡明的診所工作。但是，根據教會的指示，他們很快從鼓浪嶼轉到廈門市區內。1848年倫敦會醫生希斯洛普(Hyslop J．)到廈門開始醫葯傳教工作。1850年美國長老會揚(Young JH.)醫生到廈門開辦診所。1853年赫希伯爾格(Hirschberg HJ．)從香港來到廈門接替揚，直到1858年。福州教會更晚，1848年秋季，美以美會懷特(White MC．)首先到福州開診所，1851年威爾納（Wiley）來繼續這里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國。1850年英國聖公會的韋爾頓到福州，在一個佛教廟宇辦診所到1856年。
1842年後香港變成英國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國駐軍和外國商人，當內地發生戰爭時大部分傳教士和僑民便選擇香港作暫棲地，這個狹小的港島成為出入中國的重要門戶。港島因此變得擁擠，加之氣候炎熱和潮濕，經常流行瘧疾、痢疾和黃疸病。病人不僅有原島上的中國居民，還有英軍士兵。英軍艦船上的軍醫院無法適應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療需要，軍醫院從船上搬到島上。1843年軍醫院全部遷入港島上一幢新建的樓房裡，同年，香港成立公共衛生和清潔委員會，1844年3月，香港頒布「維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潔」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國內外科學會」，由英國海軍醫生塔克(Tocker A．)任會長，合信(Hobsen B．)任秘書，成員共7人。學會下面設一所圖書館，他們和內地教會醫生有密切的關系，定期召開醫學討論會，與內地醫生共同研究中國常見的流行病和中國植物葯物等問題。由塔克代表該醫學會提議在香港建立一所教會醫院和醫學校，教會醫院計劃很快得到實現，但關於香港醫學校的計劃後來因為經費來源出現了困難和香港內外科醫學會的悄灰解體沒有得到實施。
在學會直接組織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個教會醫院落成。醫院的主要工作除門診部外還有可以容納40多人的病房。實際醫療工作是合信和另一個醫生承擔，同時經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國醫生幫助，1848年初，倫敦會派赫希伯格來香港負責醫院工作，並於1848年3月20日在中國九龍增加一個診所。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後轉到廈門。合信培養的兩名中國青年參與眼科病的治療和手術工作。合信對醫學教育抱有濃厚的興趣，1844年他向香港內外科學會建議盡快發展香港醫學教育。他認為，可以首先組成一個6到10人的醫學班，前期講授物理、化學、生物學等課程，然後在醫院實習臨床科目和解剖示範。醫學會雖然批准了他的計劃，但在三年後，1847年當合信再次從英國回到香港時，他帶來的在國內籌集的經費遠遠不夠用於建立一個學校，加之香港醫學會的解散，合信設想建立香港醫學校的願望最終沒有實現。(後來香港出現的醫學校與合信無關)但是，1850年，合信卻在廣州發表出版中文書籍《全體新論》，合信希望這本醫學著作成為向中國人講授西方醫學有益的教材。《全體新論》有過幾次再版重印，一度成為為數不多的幾本中文標准醫學著作。

2. 有誰介紹一下西葯在中國的發展史，什麼時侯引進我們國家的

19世紀以來，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醫通過多種渠道傳入中國。鴉片戰爭前，東印度公司的醫生郭雷樞、李文斯敦等在廣州、澳門一帶向華人行醫，將西醫傳入中國。1835年，伯駕在廣州創辦近代中國第一所教會醫院。此後，教會醫療事業不斷拓展。1876年，新教在華所辦教會醫院有16所、診所24所，1905年分別達到166所和241所。同時，傳教士還翻譯出版西醫書籍，創辦一系列教會醫學院校和護士學校。洋務運動開始後，中國人也開始興辦近代醫療事業，但起步晚、進展慢。晚清時期，也有少數中國人因出國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或因接觸通商口岸的外國私人醫生而認識和接受了西醫。相比之下，教會醫療事業是晚清影響最大的西醫事業，它與其他因素一同影響了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

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過程

關於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指出：中國人接受西醫經歷了「疑忌－接觸－試用－對比－信服」五個環節。這無疑是對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總體態勢的精闢概括，但就不同地區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首先是不同階層在接受西醫時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一般而言，在接觸西醫之初，下層社會往往走在前列。由於西醫具有較強的實用性，下層社會生活貧窮，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進入教會醫院時顧忌較少，較早接受了西醫治療。伯駕在第一季度的醫院報告中就說，「除極少數之外，病人都表達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層人士則不同，他們一般都有較優越的生活條件，可以聘請名中醫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優越感，促使他們對「夷人」的醫學嗤之以鼻，有些人則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醫。但是，下層社會求西醫治療的靈驗，久而久之對中上層社會也產生影響，特別是在中醫治療同種疾病無效時，西醫治療就成為可能。1840年前後，在大量下層群眾求伯駕治病的影響下，不少官紳也常請伯駕治病。

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教會醫療事業在向其他地方推進時，並沒有發生因中國人疑忌西醫而發生的教案，這表明中國人一開始並不反對西醫。1860年以後，教會醫療事業向內地拓展時，開始與頻繁發生的教案發生聯系。雖然西醫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國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惡意宣傳往往是引發教案的主因。不過經過一段時間，西醫很快為當地一般民眾接受，接著中上層開始接受。可見，內地和沿海在接受西醫時均表現出「下層社會在先，中上階層在後」的情形。如在19世紀末的蘇州，「中戶以上不樂西醫」。就個人而言，李鴻章可謂典型。他在19世紀60年代初就接觸到西醫；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醫均束手無策，後經傳教士馬根濟和郝維德治癒，至此他才接受西醫。

其次是不同地區在接受西醫方面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很明顯，最早接受西醫的地方是最先舉辦教會醫院的通商口岸。接著，由於西醫的靈驗得到體現，加上人員往來、信息流通，周邊地方一些對西醫素無所知的人也主動前往接觸西醫。如雒魏林在上海行醫之初，蘇州、松江等周邊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後，教會醫療事業開始向內地滲透，影響不斷增強。中國社會流動性也日趨增強，信息傳播的速度、范圍超過以前。在此背景下，西醫信息傳播到了許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稱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據郭嵩燾日記載，當年長沙中醫夏洛林向他索要西醫書，他將《內科新說》、《西葯略釋》等四本醫書送給夏氏。在封閉的四川，19世紀80年代成都的羅定昌就很想獲得上海出版的西醫書，1886年終於購得《全體新論》、《婦嬰新說》，後據此撰著了《中西醫粹》。可見，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地中國人通過信息傳播對西醫已有所認識和接受。

在內地已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時，西醫在沿海地區並未被普遍接受。據《教會新報》載：19世紀70年代初，在廣州、上海、寧波、福州等地的西醫院，有病接受治療的人「實多佩服，惟不敢就醫者亦很多」。19世紀70年代，上海的仁濟醫院、格致書院都很難找到合適的中國人學西醫，《格致匯編》答復杭州讀者說：華人開設公病院還太早，因為中國人不明醫理，「西醫之法眾人不信」。因此，在19世紀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醫，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區對西醫的認識和接受還處在起步階段。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西醫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開放，通商口岸華人對西醫的認識在實用和學理上均有很大的進步，這時西醫也開始為當地人普遍接受。進入20世紀，西醫逐漸為內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認西醫，西醫在中國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國人對西醫認識的變化

接受西醫並不等於說完全認識了西醫，晚清中國人在長期接觸的過程中逐漸正確地認識了西醫。

起初，大多數中國人對西醫缺乏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們信奉西醫的一個原因就是「喜西醫之簡便與西葯之奇異」。在沒有科學地認識西醫之前，很多中國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張。一些人根本不遵醫囑，有人經常把開的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轉後就不再繼續治療，很多人不敢接受西醫麻醉手術。

在學理上，中國人起初對於西醫的理解是相當片面的。較早從學理上對西醫進行評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體新論·弁語》中說：《全體新論》有所創見，但與《靈樞》、《素問》有不同之處，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對西方的解剖學也存有懷疑，認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實情況。開始時，中國人往往從表象出發，認為西醫長於外科，內科不精，對一些外科手術也感到奇異。至於西葯，很多人認為它比中葯「猛烈」。隨著教會醫療事業的發展、醫學著作的流傳、醫學教育的開展，中國人對於西醫的認識逐漸加深。1884年《全體通考》出版時，中國人對西方解剖學的認識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當時為之作序的有廣壽、榮祿、陳蘭彬、張斯桂等人。廣壽評曰：「中國學醫者，由此悟入，將見施針用葯不爽毫釐。此書之功豈不大哉。」同時，中國人對西醫內、外科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俞樾在《中西內症玄機·序》指出：「吾華之爭羨西醫也，莫不稱其精於外科，而不知其內科尤精」；西醫之所以精於內科就是因為它對生理解剖有準確的了解。中國人對西葯的認識也不斷加深，不僅認識到中、西葯的不同，還認識到西醫用葯的內在差別。

可見，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淺到全面精到的過程。

晚清中國人的中西醫觀

在接受和認識西醫的過程中，晚清中國人產生了四種不同的中西醫觀。

（一）信奉西醫而排斥中醫。晚清出身教會醫學教育的西醫大都持這種觀點，轉而信奉西醫的人中也有持此觀點者。如吳汝綸在信奉西醫後對中醫即大加排斥，說《靈樞》、《素問》、《本草綱目》等醫書都不足據；西醫解剖學相當准確，葯品又多由化學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認為中醫遠不如西醫，宋以後的一些醫書「盡可付之一炬」。吳氏的看法過分誇大西醫，完全否定中醫，是一種極端的看法。

（二）主張中西醫會通。一些信奉西醫的人比較中西醫，認為西醫可補中醫之不足，形成以下兩種中西醫會通主張。一是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主張二者會通。李鴻章在《萬國葯方·序》中說：中國醫學和醫葯均有不足之處，西醫的長處在於醫學教育、醫葯、解剖學上。他還認為西醫解剖學在某些方面同中國傳統醫書有相合之處。鄭觀應認為中西醫各有短長，「棄短取長，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發明，實於醫學大有裨益。」此外，李經邦、陳熾、鍾天緯、許克勤等人均持此種觀點。朱沛文等近代名中醫也持這種主張。另外，教會醫學教育培養出來的醫生也有人持這種主張，蘇州醫學傳教士柏樂文的學生顧福如就是例證。二是認為中西醫可以互補，但西醫有許多不足，會通應以中醫為主。這以唐宗海為代表，他在《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中提出「集靈、素諸經，兼中西義解之，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於一是。」但他又說，西醫在葯物、用葯、解剖學、外科治療等方面遠不及中醫。

（三）有限地肯定西醫，實際上反對或不接受西醫。這以朱一新和陳虯等人為代表。朱氏在《無邪堂答問》中說：「醫學則中國針石之技，久而失傳，西醫擅長在此。其內科之學，遠不如中國。」同時，他還從體質差異和醫理不同來反對西醫。陳虯雖承認西醫的疫病來源於病菌之說，卻又說「其實中國古籍皆已引而不發」，事實上他並沒有接受西醫。這種觀點反映了對待西學上的「西學中源」。

（四）堅持中醫排斥西醫。在反對西醫的中國人中，有的是從保存國粹出發來反對西醫的，有的是出於利益考慮而反對西醫。如19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北、浙江的一些中醫和官紳為了自身利益，製造謠言煽動群眾來反對西醫。葉德輝在《西醫論》一文中則說基督教在利用醫學傳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備，並從生理解剖、華夷之辨、醫理和醫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對西醫的五個理由，最後提出要振興中醫。

綜上所述，晚清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西醫的沖擊之下，中醫一統的局面被打破，從而造成了近代中國人醫葯觀的多元化格局。這對近代中國醫學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 是誰發明的葯

國古書中有「神農嘗百草，始有醫學」的記載，可見中國人用天然植物作為葯物的歷史在炎黃二帝時期即已開始。夏禹時代，即公元前2140年，中國人已知釀酒，以後即發展出葯酒用於治病。一直延續至今的中葯湯劑的發明，始於商湯王朝時代。到後漢張仲景及晉代葛洪時期，已有完整的葯物及其劑型的記述。公元657年，中國唐朝帝國頒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全國性的葯典。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葯學大全，是明代李時珍畢其一生精力所著的《本草綱目》。 古希臘時期有用葯的記載，醫學先驅克拉底已開始用礦物和植物治病。化學葯物則始於瑞士煉丹家巴拉塞爾蘇斯。其後，德國葯師塞圖內爾於1805年從鴉片中提純了嗎啡，並開始了生物鹼類的半合成工作。德國化學家艾利希則在1885年首先提出並大力發展化學治療學，是現代化學治療學的奠基人。 現代葯學的內容包括了葯物(葯材)的製造，鑒別與分析，配合，葯理，保存，標准化工作，臨床應用等方面的專門知識在內。其中就葯物製造看，常以構效關系為理論指導；就葯物作用看，已深入到亞細胞-分子水平進行研究。 現代葯物有化學來源與生物來源兩大類。化學來源的葯物涉及到葯物設計，葯物化學，生物合成葯物化學等；天然來源的葯物則涉及天然葯物化學，植物化學分類學，生化葯學等。(圖一)華夏文明始祖之一軒轅黃帝，中國醫學和用葯的歷史至少可上溯至此

4. (1/0)『中葯』的發明歷史是不是我們國家唉 那麼『西葯』的發明歷史是那一國唉

唉、、、、、要真說西葯的發明是哪個國，那也很簡單。

被西方稱為醫學之父 希波克拉底，希臘人約公元前460至公元前377年。他的很多觀念對西方有很大影響。他的誓言改編出了《日內瓦宣言》，作為醫生道德的價值觀。

5. 發明的葯是誰先嘗試

現在發明新葯會首先進行動物實驗，動物實驗成功之後尋找志願者在進行人體實驗，有比較嚴重副作用的葯物在動物實驗中就已經被剔除，所以人體實驗的時候基本上是比較安全的

6. 西醫的發明人是誰

西方沒有西醫這個說法，西醫是中國對現代醫學的稱呼。
現代醫學之父是希波克拉底

7. 西葯是哪國人發明的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

西葯這個詞是中國人弄出來了，近代用於區別西方國家的化學合成的葯品，但稱呼實在欠妥，因為中國傳統醫學就有不少化學合成物，而古代西方人也同樣使用各種動、植物葯，不可能一開始就搞化學合成，但在歐洲黑暗的中世紀，文化藝術科學等都有阿拉伯人承傳。後來的文藝復興才把這些逐漸「請」了回去。但總的來說，「文藝復興」只是假借「復興」之名來學習外來文化而已。

8. 西葯是在哪個國家發明的

西葯這個詞是中國人弄出來了，近代用於區別西方國家的化學合成的葯品，但稱呼實在欠妥，因為中國傳統醫學就有不少化學合成物，而古代西方人也同樣使用各種動、植物葯，不可能一開始就搞化學合成

9. 西葯是哪個國家發明的

西葯即為有機化學葯品，無機化學葯品和生物製品。

10. 葯是誰發明的，葯的第一個發明者是誰

神農。

神農氏本是三皇之一，出生在烈山的一個石洞里，傳說他牛頭人身。由於他的特殊外形和勤勞勇敢，長大後被人們推為部落首領，因為他的部落居住在炎熱的南方，稱炎族，大家就稱他為炎帝。有一次他見鳥兒銜種，由此發明了五穀農業，因為這些卓越的貢獻，大家又稱他為神農。

他看到人們得病，又到都廣之野登建木上天帝花園取瑤草而遇天帝贈神鞭，神農拿著這根神鞭從都廣之野走一路鞭一路回到了烈山。神農嘗百草多次中毒，都多虧了茶解毒。因誓言要嘗遍所有的草，最後因嘗斷腸草而逝世。

(10)西葯是誰發明的擴展閱讀：

經過長期嘗百草發明了葯草療疾，炎帝神農悟出了草木味苦的涼，辣的熱，甜的補，酸的開胃。他教民食用不同的草葯治不同的病，先民因病死亡的也少多了。為「宣葯療疾」還刻了「味嘗草木作方書」。這便是人類醫學科學的發端！

神農親驗本草葯性，是中葯的重要起源。這一過程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無數次的反復實踐，積累下來許多葯物知識，被纂刻記載下來。隨著歲月的推移，積累的葯物知識越來越豐富，並不斷得到後人的驗證，逐步以書籍的形式固定下來，這就是《神農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成為中國最早的中草葯學的經典之作，後世本草著作莫不以此為宗，對中醫葯的發展一直產生著積極的影響，並逐步發展豐富，形成了如今世界聞名的中醫葯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