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發明
1、張衡發明地動儀。地動儀是中國東漢科學家張衡創造的一傳世傑作。張衡所處的東漢時代，地震比較頻繁。張衡對地震有不少親身體驗，為了掌握全國地震動態，他經過長年研究，終於在陽嘉元年（公元132年）發明了候風地動儀，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架地動儀。
5、走馬燈。公元1000年左右，中國人就創造了走馬燈，古籍都有關於走馬燈的記述。走馬燈上有平放的葉輪，下有燃燭或燈，熱氣上升帶動葉輪旋轉，是現代燃氣渦輪工作原理的原始應用。
『貳』 戰國時期有哪些科技發明
夏代的歷法，是我國最早的歷法。在夏代，農業文明到了很高的程度，考古發現在夏代已經有谷、稻、麥、菽、瓜等多種農產品。傳說禹的大臣儀狄開始造酒，夏王少康又發明了秫酒的釀造方法。夏朝人使用的工具都是以石器為主。夏朝都城出現了車，但還不能確認是人力車還是馬車，因為車轍只有1米寬，和商朝的2米寬車轍不同，商朝已經確認使用馬車了。
天文：商代日歷已經有大小月之分，規定三百六十六天為一個周期，並用年終置閨來調整朔望月和回歸年的長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記錄。
數學：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萬的數字，明確的十進制，奇數、偶數和倍數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計算能力。光學知識在很早就得到應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鏡，能在較小的鏡面上照出整個人面。
『叄』 哪朝人發明了三叩九拜
是三拜九叩，也叫三跪九叩，是古代覲見帝王及祭拜祖先的大禮。
《周禮》記載，古代跪拜禮有九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
能查到的史料記載，大約最早就是周朝，但考慮到周商文明的承接性，這種跪拜禮應該至少在商朝就存在了。
『肆』 圓規是誰發明的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發明的經過了怎樣的研究
對於圓規的發明歷史上沒有明確的記載是誰發明的。
1圓規的發明最早可追溯至中國夏朝，《史記•夏本記》載大禹治水「左凖繩，右規距」，公元前15世紀的甲骨文中，已有規、矩二字，當時稱為「 規」，
即今日的圓規，《周禮•考工記•匠人》記載：「匠人建國，平地以懸，置槷以懸，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山東嘉祥武梁祠內有「東漢伏羲女媧磚刻像」，其中女媧執規，伏羲執矩，這里的規是古式梁規，形狀與甲骨文「癸」的字形相似。繪圓用的繪圖工具。有兩只腳，上端鉸接，下端可隨意分開或合攏，以調整所繪圓弧半徑的大小。一隻腳的末端為針尖，另一隻腳的末端可裝入繪鉛筆線或墨線的腳。有的圓規裝上延伸桿，可畫出較大的圓。有梁規、彈簧小圓規和活心小圓規等。
『伍』 周禮的周禮內容
周禮是在根絕了殷商文明的核心巫覡文化的基礎之上建立的，是周王朝欽定的器物分配製度。
歷代王朝都以「會典」、「典章」、「律例」或「車服制」、「輿服制」、「喪服制」等各式條文，規范和統御人們的物質生活。所以，禮在中國不僅是道德信仰和思想觀念，也是日用消費品分配的准則和人際交往的規范。日用器物對消費者來說兼有物質待遇和精神待遇雙重價值。早在先秦時期，荀子就為這種分配方式提供了理念：「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 」有德才有位，有位才有祿，以物可以觀位，以德又可量物，道德表現、社會地位與財祿器用相應相稱。權力通過日用器物的等級分配，物化為各個階層生活方式的差異，這是社會模式，也是文化模式，正如司馬遷所說，禮能「宰制萬物，役使群眾」 。管天、管物、也管人，這是意識形態與社會生活高度契合的形態。
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青銅文明主要是青銅兵器和工具，而中國古代的青銅器是以禮器和樂器為主。西周王朝的統治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禮樂制度用於管理國家，在禮樂文化的強烈影響下，中國古代各區域的文化開始了大融合與大統一的進程，禮樂文明成為中華文明區別於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一個重要的標志，禮儀之邦的美德傳承至今。
清華大學歷史學家李學勤認為：「中國人所講的禮儀，實際上是非常之廣泛，它體現了社會結構和社會的種種特點，也體現了社會的統一性和普遍性。」
2000多年前，漢代學者就宣稱「中國者，禮儀之國也」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的「禮」代表著中國的文化、政治和歷史，以致於在整個西方語言中，沒有一個翻譯詞能和中國的「禮」字內涵相對應。
到了商、周之際，除了要敬天法祖，人文思想開始興起，禮、樂成為衡量當時社會政治倫理的標尺。周武王討伐殷商時，就宣布殷紂王的三大罪狀是：不顧先王明德，忘記祖訓；侮蔑神祗，對天不敬；不顧民生，殘暴百姓。這三條就是以維護宗廟社稷、尊奉禮樂為由而提出來的。周武王伐商的行動得到了各方諸侯的響應，他高舉敬天保民的大旗，一路東進，迅速滅商。
武王滅商後，在新的相對統一的疆域里，一個敬天法祖、明德保民思想的西周王朝開始出現。
周王朝擁有比殷商更廣闊的疆域，採取分封制有效地行使周人的統治權。周初共分封了70多個小國，其中華夏族的姬姓佔了50多個，它標志著一個以華夏族為主體，融合其他各民族的新國家誕生。
這么多的諸侯國，有的距王都千里之遙，如何讓擁有眾多人民的國家在一種和諧有序的制度中發展呢？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為周朝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即「制禮作樂」。
西周禮樂制度在保留事神禮儀的同時，擴展了禮儀的事項，擴充了禮儀的內容，使社會的政治關系、等級秩序、道德倫理、思想感情等內容都體現為禮節儀項，使禮儀充斥於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周人將禮分為「吉、凶、軍、賓、嘉」五種儀制，其中除吉禮仍為事神禮儀外，其它四種均與現實社會生活相關。這五種儀制又被分為「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九種禮事，各種禮事又各有具體的儀項和繁縟的儀節。並且，大部分禮儀都有相應的音樂配合，不同的社會等級均有不同的樂隊規模和用樂范圍的嚴格規定，這些規定成為統治階級各階層必須遵守的制度。這樣，就使整個貴族階層的社會行為、思想感情乃至政治關系完全消融在王室規定的禮和樂的文化氛圍之中。
《周禮·春官》詳細記述了五種儀制：
吉禮，祭祀之禮；
凶禮，喪葬災變之禮；
賓禮，是上至天子諸侯，下至普通貴族相互往來、迎見賓客，處理日常社交關系的禮儀；
軍禮，軍隊日常操練、征伐、出行、凱旋時所用禮儀；
嘉禮，各種吉慶歡會活動所用的禮儀。
為了體現禮的差異，無論是重要的祭祀禮還是宴飲、喪葬，都要按照不同的等級區別使用成套的青銅器。西周時期的青銅禮器中，鼎和簋相配使用，鼎專門盛肉，而簋則是盛裝其他食物，這種組合，形成了用鼎制度，是西周禮儀制度的核心。按照《周禮》規定，天子用九鼎八簋，所謂一言九鼎即由此而來。而諸侯只能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等等。鼎的大小與多寡標志著主人社會地位的高下。如此一來就規范了社會身份，確定了每個人在社會上的責任、權利和義務，建立起一個差異有別的社會秩序。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周禮所確定的法統的根本宗旨，是在人間秩序效法天道秩序的基本原則下，把天道法則及其價值落實在世俗立法中，把君主、大臣，普通人民的行為全部規導到一個秩序中來運作，即所謂「天人合一」。
古人認為，「禮」是人的道德、倫理、修養的體現；「樂」是人的情感、思想、慾念的表現。將人的道德、倫理、修養和情感、思想、慾念這些抽象的、內在的、無形的東西外化為有形的「禮」（禮儀）和「樂」（音樂），也就是將無形有形化，將抽象具象化，將意識形態化。
周公制禮作樂，就是要讓人的精神世界坦露出來，並將它們規范於用禮和樂編製成的網路中，通過這張有形的網路來約束和控制人們的道德、倫理和修養以及情感、思想和慾念。禮樂制度的推行使得西周王朝表面上看起來像是一個彬彬有禮的和諧國度，一個雅樂縹緲的神聖世界，但是，在用禮和樂編織起來的這張有形之網的下面，卻透露出森嚴的等級秩序和宗法倫理。社會的政治關系（君臣）和人際的血緣關系（父子），完全被束縛在「禮樂」的繩網中。這就是禮樂從神壇伸向世俗人間的實用效應，是周公發明的「禮樂治國」的實質。
周公的理論是中國文化由以「神」為本發展為以「人」為本的關鍵所在，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如「崇德」、「人本」等涵義從此基本定型。周人由崇拜天神轉而宣揚「天命」，以政治倫理意味較多的「天命」取代了殷人神話色彩濃厚的「天帝」，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認為商亡、周興是周人「敬天保民」的緣故，要人們遵循周禮，用倫理道德的原則來維護「尊尊」、「親親」的統治秩序，一切經濟、政治、宗教的原則都必須服從它，這也是「敬天保民」的核心，出於這種倫理政治的需要，周人的宗教觀由殷商對天神與祖先的雙重崇拜，逐步轉向偏重於祖先的崇拜。
西周王朝能夠擺脫神權的桎桔，用理性精神對待禮樂傳統是社會的一大進步；西周統治者用禮樂制度這一文化專制手段來親和並控制宗周與諸侯之間以及宗法等級社會中的政治關系，這也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明智選擇。周公旦的天命隨德行而轉移的觀念表明西周社會人生的重心，已經從天帝鬼神一邊轉移到人類內在德行一邊。周禮的內涵和特質集中體現在敬天、明德、保民思想體系之中，對後世影響極其深遠。他代表了君師合一的理想，成了後來儒家理想的政治楷模，天命隨民心與德行而轉移的思想成為後世儒家「天人合一」觀念的濫觴，更為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社會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成為各種社會思潮大爆發的濫觴。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像西周那樣，把禮儀和音樂抬高到政治高度，用來治理國家，周公的「禮樂治國」為「禮義之邦」的文明中國樹立了一個歷史典範。西周禮樂制度為後代統治者開創了一條具有典範意義的文治之道。漢代以來的歷代統治者，一旦以武功獲取政權之後，總不忘周公發明的這條文治方針，幾乎都要振興禮樂，並按周代「三禮」（《周禮》、《禮記》、《儀禮》）經典中所規定的繁縟程式來推行禮樂制度。「禮樂治國」的方針導致禮樂從神壇走向世俗人間。周人把原本用來禮序神鬼的禮樂擴展到禮序人倫，把禮樂從虛幻的神鬼世界延伸到現實的人際關系中，其結果必然是擴大禮樂的社會功能。
隨著禮樂規范下的倫理觀念日益加強，鬼神觀念的日漸淡化，富於原始激情與浪漫色彩的巫覡文化遭到了理性的殺戮，巫的地位由殷大夫降至周初春官宗伯的一個小小屬官，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進一步被排斥到民間，只能在社會下層人民中間繼續著僅有的一點影響，至此殷商的巫覡文化徹底退出了歷史主舞台。
如果說殷商人的精神生活還沒有完全脫離原始狀態，其思想行為完全取決於外在的祖先神、自然神及上帝，那麼，周人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最偉大貢獻之一，就在於「在傳統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了自覺的精神；把文化在器物方面的成就，提升而為觀念方面的展開，以啟發中國道德地人文精神的建立」 。「周禮」是在根絕商文明內核的基礎上，重新創造了華夏文明核心要素並綿延至今，這就是王國維所說的：「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
不過，西周的禮樂制度雖然創造了一種濃厚的社會文化氣氛，但因為這種制度人為地將社會人際關系和交往方式形諸於禮儀，將抒發人類情感的音樂藝術「約之以禮」，並使禮和樂固定化、模式化，這既不符合人的本性，也不符合藝術的發展規律，最後只能走向僵化而被屏棄。西周禮樂制度從開始到逐漸完善，經歷了大約三百年的時間，到西周晚期，已經由於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而出現「禮壞樂崩」的局面。 周禮嚴格區分和限定了社會中每一個個體所處的地位，從國家制度和宗法層面對國民予以強制性約束，建立了等級森嚴的差異化社會，為了在這樣的社會里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統治者採用音樂，用精神和文化的感召力來作為溝通情感的基本方式，化解因為禮的等級化、秩序化引起的種種對立和矛盾。
西周音樂狀況研究，傳統上依託的主要傳世文獻是所謂「三禮」，即《周禮》、《儀禮》和《禮記》，尤其是《周禮》，即《史記·周本紀》中記載的「《周官》」 。但這些文獻的可靠性往往因為秦漢儒生的篡改甚至偽造而飽受質疑。與此相比，《尚書》、《逸周書》、《詩經》、《左傳》、《國語》中涉及西周的內容，具有更高的可信性，但其中《尚書》中部分篇章的作偽問題，《逸周書》的增改問題，《詩經》的東西周劃界問題，也使學界長期聚訟莫辨。面對這種困難，中國傳統的金石學、現代的西周青銅銘文研究，以及現代考古學對於西周時期樂器的大量發現，在某種程度上檢驗了傳世文獻的可靠性，但同樣，金文內容的局限和考古發掘的有限，又使其缺乏文獻記述的豐富和飽滿。1925年，王國維在其《古史新證》中講：「研究中國古史最為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疑，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面對這種情況，王國維提出了「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相互參證的「二重證據法」 。這一方法極大影響了20世紀以來的中國上古史研究，也是使西周用樂狀況及相關美學問題得以真切浮現的方法論保證。
從史料看，西周是中國上古音樂的集大成時期，也是音樂的高度繁榮時期。按《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大章，章之也。咸池，備也。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顯然是把殷周當成了上古音樂的匯集和發展高峰。這一時期，以「六樂」為中心，建立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備的宗廟音樂體系。按《周禮·春官》載，「六樂」即：《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其沿革歷史上自黃帝，下至周武王，具有史詩的性質。《詩經》中的頌詩，即《商頌》、《周頌》和《魯頌》，也在范圍之內。除宗廟音樂外，周代音樂又可分為士人音樂、民間音樂和四夷之樂。其中士人之樂主要見於《詩經》之《大雅》、《小雅》，民樂可見於《國風》。四夷之樂無存，但仍在文獻中有表現。如《周禮·春官宗伯》雲：「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另據《禮記·明堂位》：周成王曾下令周公在其封國魯配享天子禮樂，其中就包括四夷之樂，即：「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據此可以看到，宗廟音樂、民間音樂、士人之樂、四夷之樂，構成了中國西周時期音樂體系的四種形態。
在樂器方面，按照音樂史家楊蔭瀏的統計，周代「見於記載的樂器，約有近七十種，其中被詩人們所提到的，見於後來的《詩經》的，有二十九種」 。西周以前，打擊、吹奏樂器已有漫長的發展歷史，但至西周有新的發展。按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寬《西周史》：「銅鍾是西周時期創制的，這在音樂發展史上是個傑出的創造。 」另據天津音樂學院副院長方建軍考證：「西周的體鳴樂器有青銅製造的庸、鏞、鎛、甬鍾、鉦、鐸、鈕鍾、鈴和石制的磬九種，而氣鳴樂器則有骨笛、銅角、塤和骨簫等四種。其中擊奏樂器庸、鏞、鎛、磬和吹奏樂器笛、塤等都是殷商樂器品種的延續和發展，而甬鍾、鉦、鐸、鈕鍾、銅角和骨簫則是西周時期新出現的樂器品種。 」在吹奏樂器中，竹管樂器早已存在。《呂氏春秋·古樂》曾記載黃帝令伶倫作竹管為律，誠不足為訓，但甲骨文中的「」字卻有類於後世的竹製排簫。至西周時期，《詩經·周頌·有瞽》中有「簫管備舉」、《小雅·鹿鳴》中有「鼓瑟吹笙」、《小雅·何人斯》有「仲氏吹篪」之說，這里的「簫管」、尤其是「笙」和「篪」，必是竹製的管樂器。除打擊和吹奏樂器外，絲弦樂器到西周時期才真正產生，其中的代表就是琴和瑟。這兩種樂器，既可用於大型雅樂表演，又適於私人性的音樂演奏。《詩經·關雎》雲：「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詩經·棠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詩經·鹿鳴》：「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這些詩句說明，借琴瑟表達私人情感，在西周貴族士人中已相當普遍，也開了後世士人之樂的濫觴。
西周時期樂器種類的多樣性，為組織大型樂隊提供了條件。在當時所謂的禮樂社會中，音樂不僅涉及貴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是國家大型典禮活動必不可少的組成，這就要求樂隊的體系化和成建制化。按《周禮》，西周時期有所謂「樂懸」制度，慶典活動中，不同的樂器要懸掛於不同位置，其中鍾、磬置於左右兩列，鼓置於殿堂外向兩角。以此為格局，樂隊分為「堂上樂」和「堂下樂」，「前者主要成分，為歌唱與絲弦樂器。後者主要成分，為敲擊樂器、吹奏樂器及跳舞」 。同時，為了與這種大型的典禮活動相配合，音樂必須強化它在音響、旋律方面的表現力。既要求不同樂器之間要做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要求同一種樂器強化性能和效果。作為這種時代要求的體現，西周時期組合式樂器獲得長足發展，編鍾、編鎛、編磬成為王朝慶典不可或缺的器樂形式。另外，單管的骨笛、竹簫向多管的笙竽、排簫的改進，也是對這一趨勢的適應。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組合式樂器的出現，除了強化音響效果以與大型典禮相配外，也直接促成了音樂的雅化。打擊樂器，其基本功能在於製造節奏的鏗鏘感，但同一種樂器按音高的差異編成序列，就可以在節奏之外演繹出旋律。這種發展傾向，可表述為西周「金石之樂」的絲竹化，並因而與嘹亮悠揚的管樂（笙簫），以及低回婉轉的弦樂（琴瑟）相互融合。春秋時期，孔子在評價西周文化特點時曾講：「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這種趨「文」的傾向，從當時打擊樂器通過編組而旋律化的趨勢也鮮明地體現了出來。
西周王朝有專門的音樂機構。按《周禮·春官》，這一機構「歸『大司樂』領導。其中的工作人員，包含樂師在內，……有明確定額的，為一千四百六十三人」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音樂的繁榮及賦予音樂的崇高價值，並不必然意味著音樂專業人士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而是仍處於社會層級制的底端。據楊蔭瀏《中國音樂史稿》，在周朝由1463人組成的音樂機構里，「除了少數低級貴族以外，有一千二百七十七人是屬於農奴階級。 」也就是說，當時作為音樂創作和表演主體的樂工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因時代性的風尚被惠及。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仍和周王朝對音樂定位的側重有關。從史料看，西周王朝之重視音樂，並不關涉音樂的演奏技術，而在音樂的育德功能。《禮記·樂記》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正是對當時貴族階層重道不重技、重德不重藝的明解。以此為背景，音樂教育在西周貴族教育中佔有重要位置。大司樂不僅是國家音樂機構的領導者，而且是國家高等教育的負責人。
《周禮·春官宗伯第三》載，西周貴族子弟13歲至20歲修習音樂，所涉內容為：（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祗，以和萬邦，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這段話，雖然是講音樂教育問題，但卻涉及西周時期對音樂的整體定位：
首先，從事專業創作和演奏的樂工，由於其價值被限定在純技術層面，處於這一體系的最低層。
其次，雖然技與道、藝與德相比是形而下的，但技術的掌握卻是德性養成的前提。因此，貴族子弟作為受教育者，既要掌握音樂技能，更要在心性方面領悟樂德，在語言方面學習樂語，在行為方面演練樂舞，以達至心性、語言、行為的全面雅化。在這一層面，藝與德是合一的，藝終究又通向德。
再次，對於國家的治理者，其目的不僅僅是個人德性和言行的雅化問題，而是要將音樂之和諧精神進一步貫徹於社會政治實踐，以實現歷史與現實、王室與邦國、人與自然的統一，進而生成一個音樂化的理想世界。在這里，從專業樂工、貴族子弟到國家統治者，標明了一條音樂從技術到德性、再到政治性隱喻的不斷遞升和放大之路。 禮是政治制度領域的構架，樂是意識形態領域的調和，而法則強制性推動禮製得以實現。
周禮的功能有三：
其一：別貴賤，序尊卑。是區分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別，維護宗法制度，調整社會關系的工具。
其二：經國家，定社稷。是治世治民，體國立政的根本指導原則，是調整社會關系和國家生活的思想基礎。
其三：明法度，行教化。治國需要禮法，如同「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治人之道，莫急於禮」 ；「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因此，有研究者認為，「從法的角度考慮，禮很像今天的根本法，它是西周國家一切政治生活的根本」 。《禮記·經解》還說：「禮之教化也征，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惡而不自知。 」這即是說，周禮可以教化百姓，使其避惡而向善，消除犯罪於「未形」。這說明，西周的禮不但具有根本法的功能，且有一般教化的功能。
周代禮法精神集中體現在宗法制度上。
宗法制早在原始氏族時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為一種維系貴族間關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現，則是西周時期。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 ，形成了系統而完整的管理體系。
宗法制是一種按照血統遠近區別親疏的權利繼承製度，源於父系氏族家長制，其核心是嫡長子繼承製，主要用於區分嫡庶、親疏關系，目的是在家族內部確立地位、財產的繼承權，完善和鞏固分封制，防止貴族之間因為權力的繼承問題發生紛爭。大宗在家族內部因有財產的繼承權，所以受到庶宗的敬奉，即所謂的「尊祖敬宗」。
周禮的本質是維持宗法制內的社會成員的關系、位置的等級秩序。它有法律上強制執行的性質，也有倫理道德高度上的感召說教的作用，如親親尊尊、君君臣臣、忠君孝悌等等，最後作為道德觀念，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要內容。周人在有限的生產力和軍事政治力量的基礎上，設計了從政治制度到行為准則和道德規范、倫理思想一整套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後來禮樂崩壞，但社會基層卻沒有變化，依舊是田園農業和與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宗族結構，只是用官僚承擔的社會的管理工作，也因此更是空前強化了中央集權的政體。
嫡庶劃分
宗法制源於父權家長制家庭。隨著社會發展，漫長的原始母系氏族社會逐漸被父系氏族社會取代，並最終確立了父權在家庭中的統治地位，太古先民「知母不知父」的歷史終於畫上了句號。
父權家長制家庭普遍實行「一夫多妻制」，並在諸妻中分別嫡庶，宗法制就是以母親的身份和子女出生的先後，把所有子嗣劃分為「嫡」和「庶」兩類。嫡，正妻為嫡，正妻所生的兒子謂嫡生、嫡子，即正宗之意。庶，旁支也，妾所生的兒子謂庶子、庶出。嫡為大宗，庶為小宗。只有嫡長子才是繼承王位或爵位的唯一合法者，庶子即使比嫡長子年長或更有才能，也無權繼承。這就使弟統於兄，小宗統於大宗。庶子雖然不能繼承王位，但他們可以得到次於王位的其他爵位。為此，周王朝依據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則，又創設了「分封制」。
五級爵位
周王朝分封諸侯國之後，上古長期存在的「部落」自此逐漸消失，為封國所代替。周初封國地位平等，直屬中央管轄，但國君的爵位各有高低，故封國的面積也大小不一。周王朝將封國國君的爵位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級，五級以下還有第六級「附庸」。附庸國的面積更小，附屬於較大的封國。這五級爵位的產生，系根據宗法制的嫡、庶關系而定。
所有封國的國君總稱「諸侯」。周初五級封國與附庸國的情況如下：
公國50平方公里如：齊、魯
侯國35平方公里如：晉
伯國35平方公里如：申
子國25平方公里如：黃、羅、祝、邾
男國25平方公里如：許
附庸不足25平方公里如：蕭
可以看出，西周初期的諸侯國領土很小，不少封國只是一個城。東周開始，各諸侯互相吞並，疆城才逐漸膨脹，各諸侯大國才建都，並成為和周王室分庭抗禮的獨立王國。
在西周時代，除了中央直接分封各路諸侯外，各諸侯在自己和領地內再分。諸侯一般將的中心地區留給自己直接統治，其餘土地再分封給他嫡長子以外的親屬——卿大夫，此類封地稱為「采邑」卿大夫也將自己分得的采邑再分割給他嫡長子以外的親屬——士，稱作祿田。於是，全國就形成了一個以國王室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由四周拱衛的統一的等級分明的宗法分封政治結構。
1、嫡長子繼承王位、國君位，其餘的庶子一律分封他處；
2、諸侯之封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
3、諸侯再將部分國土分封給卿大夫作為采邑，卿大夫又將部分采邑分給作為祿田。這樣，周王朝與分封諸侯國就保證了他們世世代代的血族統治，萬里江山遂成一家。
宗法制下的等級尊卑觀念非常嚴格，等級森嚴，尊卑有序，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君臣關系為綱紀，保證了貴族在政治上的壟斷和特權地位，維護貴族統治貴族集團內部的穩定和團結。世襲制、分封制和分封制一起，構成了夏商周時期的政治制度的主體，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周宗法制還產生一個重大影響，即姓氏的產生。宗法制直接導致了分封制，裂土分疆使整個天下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諸侯國，諸侯國又產生了眾多卿大夫的采邑。采邑又被分成無數大小的祿田。由於諸侯國、采邑（邑、關）、祿田（鄉、亭）的地名直接轉變成了「氏」（以國為氏、以邑為氏、以關為氏、以鄉為氏、以亭為氏），從此中國人的姓氏遍地開花，驟然增多，姬姓族人的姓氏大裂變、大分化和大衍生，派生出2400多個姓氏，這就是宗法制度對中國姓氏產生的根本影響。
『陸』 求中國古代發明一覽表（只要發明者的名字和朝代）
前7000年，中國仰韶文化時期已有陶窯及模製的陶器。
前3200年，中國炎黃時代。
前2050年，中國夏朝建立。
前1200年，中國用蠶絲織絲絹。
前1200年，中國殷商青銅（銅錫合金）冶鑄技術已達成熟階段。
前1066年-前221年，中國周朝。
前770-前476，中國春秋時代。
前770年，中國已會鑄鐵。
前722年，中國開始用干支記日。
前700年，管仲（前725-645）記載了磁石。
前611年，中國有彗星的最早記錄，即後來的名的哈雷彗星。
前5世紀，中國的《周禮》中記載了用金屬凹面鏡從太陽取火的方法。
前475-前221，戰國時代。
前400年，墨翟（前468-376）發現小孔成像。
前350年，中國戰國時代的甘德、石申編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前250年，中國戰國末年《韓非子》一書中有用「司南」識別南北的記載。
前221-前206，秦朝。
前206-公元220年，漢朝。
前2世紀，劉安（前179-122）著淮南子，記載用冰作透鏡，用反射鏡作潛望鏡。
前2世紀，中國西漢用絲麻纖維紙。
1世紀，中國的《漢書》記載尖端放電。
105年，中國東漢時蔡倫造紙。
132年，中國東漢時張衡發明世界上第一個測量地震的儀器地動儀。
220-581年，三國兩晉南北朝。
3世紀初，中國漢末華佗發明麻醉劑麻沸散用於外科手術。
3世紀，中國魏晉時期的劉徽提出割圓術，得圓周率為3.1416 。
5世紀，中國南北朝時南朝的祖沖之（429-500）算出圓周率的值到小數點後第七位，比西方人早1000多年。
581-618年，隋朝。
7世紀，中國唐朝已採用刻板印刷。
725年，中國南宮說等人實測子午線的長度。
9世紀，中國唐朝的煉丹士發明火葯。
960-1279年，宋朝。
11世紀，中國宋代沈括寫成《夢溪筆談》一書。
1041年，中國北宋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早於西方400年，奠定了現代印刷術的基礎。
1054年，中國《宋史》記載了一次超新星爆發，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關超新星爆發的文字記載。該超新星的殘骸形成了現在所見的蟹狀星雲。
1231年，中國宋朝人發明「震天雷」，充有火葯，可用投擲器射出，是火炮的雛形。
1259年，中國南宋抗擊金兵時，使用一種用竹筒射出子彈的火器，是火槍的雛形。
1279-1368年，元朝。
14世紀中前葉，中國開始應用珠算盤。
1368-1644，明朝。
1385年，中國在南京建立觀象台，是世界上最早的設備完善的天文台。
1596年，中國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出版，書中記有葯物1892種，是重要的科學典籍。
1637年，中國明朝的宋應星完成「天工開物」，總結了中國工農業生產技術。
參考資料：http://www.wenganred.com/forum/view.asp?id=125
『柒』 誰發明了太監
網路詞條里邊有啊，說的很全。http://ke..com/view/20035.htm
解釋1：太監（tài jiàn）也稱宦官，通常是指中國古代被閹割後失去性能力而成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他們是專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員。又稱寺人、閹（奄）人、閹官、宦者、中官、內官、內臣、內侍、內監等。
宦官稱「太監」，是隋唐以後的事，地位較高的內監就被稱為「太監」。唐高宗時，改殿中省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監，少監。後宦官亦通稱為太監。 到了明代，宦官權勢日增，人們就把所有宦官都尊稱「太監」，太監也就稱為宦官代名詞了。
據記載，我國先秦和西漢時期的宦官並非全是閹人；自東漢開始，才全部用閹人（「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出自《後漢書 宦者列傳序》 ）。這是由於在皇宮內廷，上自皇太後、太妃，本朝後、妃以及宮女等，女眷較多，如果允許男侍出入，難免會發生穢亂宮帷的事。所以絕不允許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宮內當差。 據考證，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太監名叫吳騰宇，今江西上饒人。
監，在中國古代典籍中的名稱很多，諸如中宦、宦官、宦者、內侍、內宦、閹人、中涓、內豎、中貴人等。
在中國歷史上，在封建社會消亡之前，沒有宦官的時代不多。太監，作為帝王與後妃的奴僕，支撐著皇家宮殿那廣廈高台的金碧輝煌，成就了皇宮內統治者舒適優裕的生活條件。
常人想成為太監必先去勢，即割掉生殖器。這稱為「凈身」，使他們成為「六根不全」的人。太監面不生明須，喉頭無突，聲變變細，說話女聲女氣，舉止動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實，太監並不是中國的特產。在古代埃及、希臘、羅馬、土耳其、朝鮮，乃至整個亞洲都有太監。只是，中國的太監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中，太監不僅涉足王公貴族、高官顯爵的生活中，而且還涉足於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歷朝的衰亡大都與太監作亂有關，漢、唐、明三朝的覆滅與太監的專橫暴虐有直接關系。
解釋2：太監：當今網路用語，代指網路書籍很長時間不更新。胡適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僅成上半部，全書久未完成。黃侃便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說：「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們不解，問其原因？黃侃道：「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學生們大笑不已。這才是對於太監書、太監作者的真正由來。
『捌』 日晷的發明順序.急急
古時計時工具有許多中，常見的有兩種，一是「日晷」，二是「漏」。
日晷是以太陽影子移動，對應於晷面上的刻度來計時。日晷也是通過觀測日影計時的儀器，主要是根據日影的位置以確定當時的時辰或刻數。從出土文物來看，漢以前已使用日晷，在機械鍾表傳入中國之前，日晷一直是通常使用的計時器。日晷的主要部件是由一根晷針和刻有刻線的晷面組成，隨著太陽在天空運行，晷針的投影像鍾表的指針一樣在晷面上移動，就可以指示時辰。
大家應該在北京故宮里和觀象台上見過。
漏是以滴水為計時，是由四隻盛水的銅壺組合，從上而下互相迭放。上三隻底下有小孔，最下一隻豎放一個箭形浮標，隨滴水而水面升高，壺身上有刻度，以為計時。
圭表是我國最古老的一種計時器，古代典籍《周禮》中就有關於使用土圭的記載，可見圭表的歷史相當久遠。圭表是利用太陽射影的長短來判斷時間的。它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直立於平地上的測日影的標桿或石柱，叫做表；一為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測定表影長度的刻板，叫做圭。既然日影可以用長度單位計量，那麼光陰之「陰」，及時間的長短，，用「分」、「寸」表達就順理成章了。
圭表和漏刻都是用太陽的影子計算時間的，然而遇到了陰雨天或黑夜便失去作用了，於是一種白天黑夜都能計時的水鍾便應運而生，這就是漏刻。漏，是指漏壺；刻，是指刻箭。箭，則是標有時間刻度的標尺。漏刻是以壺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觀測壺中刻箭上顯示的數據來計算時間。作為計時器，漏刻的使用比日晷更為普遍。我國古代諸多文人騷客留下了許多有關漏刻的富有詩情畫意的章句。如唐代詩人李賀：「似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宋代蘇軾：「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在機械鍾表傳入中國之前，漏刻是我國使用最普遍的一種計時器。
『玖』 黃帝發明了什麼啊
精神文明
發明歷數、天文、陰陽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紀年、文字、圖畫、著書、音律、樂器、醫葯、祭祀、婚喪、棺槨、墳墓、祭鼎、祭壇、祠廟、占卜等。
政治文明
建立古國體制：劃野分疆，八家為一井，三井為一鄰，三鄰為一朋，三朋為一里，五里為一邑，十邑為都，十都為一師，十師為州，全國共分九州；設官司職，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設三公、三少、四輔、四史、六相、九德（官名）共120個官位管理國家。對各級官員提出「六禁重」，「重」是過分的意思，即「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官員節簡樸素，反對奢靡。提出以德治國，「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一道修德，惟仁是行，修德立義，尤其是設立「九德之臣」，教養百姓九行，即擔任法官、後土擔任獄官，對犯罪重者判處流失，罪大罪極者判處斬首等。
物質文明
史書記載，黃帝在農業生產方面有許多創造發明，其中主要有實行田畝制。黃帝之前，田無邊際，耕作無數，黃帝以步丈畝，以防爭端，將全國土地重新劃分，劃成「井」字，中間一塊為「公畝」，歸政府所有，四周八塊為「私田」，由八家合種，收獲繳政府，還穿土鑿井。對農田實行耕作制，及時播種百穀，發明杵臼，開辟園、圃，種植果木蔬菜，種桑養蠶，飼養獸禽，進行放牧等。縫織方面，發明機杼，進行紡織，製作衣裳、鞋帽、帳幄、氈、袞衣、裘、華蓋、盔甲、旗、胄。制陶方面，製造碗、碟、釜、甑、盤、盂、灶等。冶煉方面，煉銅，製造銅鼎、刀、錢幣、鉦、銚、銅鏡、鍾、銃。建築方面，建造宮室、鑾殿、庭、明堂、觀、閣、城堡、樓、門、階、蠶室、祠廟、玉房宮等。交通方面，製造舟楫、車、指南車、記里鼓車。兵械方面，製造刀、槍、弓矢、弩、六纛、旗幟、五方旗、號角、鼙、兵符、雲梯、樓櫓、炮、劍、射御等。日常生活方面，熟食、粥、飯、酒、肉、稱尺、斗、規矩、墨硯、幾案、氈、旃、印、珠、燈、床、席、蹴踘等。
『拾』 《周禮·考工記》寫的是什麼
《考工記》是先秦一部重要科學技術著作，是春秋末年齊國人記錄手工業技術的官書，也是一部手工業技術規范的總匯。書中主要記述了有關百工之事。分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摶植之工6部分，分別對車輿、宮室、兵器以及禮樂諸器的製作作了詳細記載，是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重要文獻。車輛在商周時期主要用於作戰和狩獵，商代的車系由車轅、車輿和輪、軛等部分構成，還有馬具和轡飾。考古發現商代「車馬同坑」，說明車是用馬拉的。戰國時已有馬用挽具、馬鞍和馬鐙。《考工記》中記述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制車工藝規范。書中提出的製作車輪工藝的十項准則是商周以來長期造車和用車經驗的總結。
它的攻金之工中的「六齊」所記錄的古代配製青銅合金的六條規定，是世界上對合金成分和性能的關系的最早認識，其內容是：「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六齊」的成分配比規定是我國古代青銅技術高度發展的表現，它是許多試驗資料的反映和歸納。
「六齊」的產生有極大的技術和社會意義。在古代世界中，我國青銅技術的產生並不是最早的，但發展很快。除資源等方面的原因外，在技術方面至少有兩點：首先是我國很早就掌握了金屬冶煉所需要的高溫技術；其次是很早具有了水平比較高的合金技術。世界上不少國家在公元前兩三千年就進入了青銅時代，但發展緩慢。我國卻不是這樣。我國人民一旦發明了冶銅技術，很快就具有豐富的合金知識，並且迅速地把整個青銅技術推到更高的階段，建立了世界上最光輝燦爛的青銅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