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華五七幹校著名人物
『壹』 湖北咸寧五七幹校歷史
那天，系裡的一位博士生問我：「什麼是『五七幹校』？」我驚愕了，難道這段歷史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它距今也才過去了四十年！ 准確地說，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報》於頭版發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柳河在哪裡？沒有人知道。但人們知道的是，這篇文章中有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於是乎，就從這天開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縣級各機關，數百萬計的機關幹部和知識分子放棄了原有的工作和專業，集中到了這個以「五七指示」為方向的「學校」里進行「重新學習」。有人統計，當年僅中央和國務院一級的機關，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寧夏等地創辦了一百零六所這樣的幹校。 我打電話給北京的嚴欣久：「有空嗎？一起去咸寧看看，那裡可有咱們父輩留下的足跡……」湖北省咸寧縣是文化部五七幹校的所在地，當年共有六千餘名文化工作者———甚至包括謝冰心、沈從文、馮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蕭乾、張光年、郭小川、王子野、吳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國寶」級的人物，被集中到了這片易名為「向陽湖」的荒湖野灘上。我明白，他們的足跡一定是蹣跚的，踟躕的，但我不能不去……那天正值酷暑，當地氣溫高達40℃，我們一行三人於武漢會合後，便結伴上路了———博士生帶著輕便錄像機，嚴欣久帶著數碼照相機，我則帶上了父親留下的《牛棚日記》。 一 感謝湖北省政府，頗有歷史眼光的他們竟將當年的這處遺址列為了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長蔣祝平說了，目的就是為了「銘記歷史，弘揚文化」。 位於「四五二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的紅磚平房，如今被兩扇大鐵門圈了起來，門口掛著一塊牌子：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院內靜悄悄的，沒有一絲人跡。行至五六十米遠，是一排面對大門的平房，左首的兩間辟為了一個展覽室，面積不大，陳列著一些當年的照片和實物，還有這樣兩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著苦辣人生，歷史的籌碼歷史地掂量著沉重記憶。」 我沒有下放過幹校，和欣久一樣，「文革」爆發時都還是高中生，我們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鄉，是插隊落戶。然而不知怎的，當這段歷史重新撲面而來時，竟一下子慌亂了起來，不知該怎樣去「品味」，怎樣去「掂量」了。博士生緊緊地跟在我的身後，新奇地用錄像機拍下了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陳舊的鋤頭、扁擔，破爛的衣物、炊具……整個展覽室內闃寂無聲，誰也不願去驚醒這段沉睡的往事。欣久終於開口了，她輕輕地問了這樣一個問題：「當年文化部為什麼要將幹校選在咸寧？」 兩千多年以前，這里屬於雲夢澤的一部分，水天相連，人跡罕至；兩千多年以後，這里屬於長江的泄洪通道，湖灘片片，沼澤連連。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屬機關－－辦公廳、政治部、電影局、藝術局、出版局、文物局、聯絡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屬的中國作協、中國文聯、故宮博物院、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眾多的單位，被一股腦兒地驅趕到了這里。僅僅是為了圍湖造田嗎？僅僅是為了「重新學習」嗎？答案似乎並不如此。－－據當年的資料表明：越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越是要將校址選在最為貧困、最為落後的地區，或是黃泛區，或是鹽鹼區，就連兔子也不到那兒去拉屎……內務部等機關，更是跑到了血吸蟲病嚴重流行的區域內，而他們的上級竟向「學員」們嚴密封鎖了消息。國務院的直屬機關選中的是寧夏的平羅縣，那裡是戈壁荒灘，沒有公路，沒有人煙，每隔幾十里便是一座監獄；犯人們被轉移走了，「學員」們被趕了進來，四周是高牆，四角是碉堡，牢房裡散落著手銬和腳鐐，牆壁上書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與這些幹校相比，咸寧的自然條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卻在於：其本身屬於「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麼與文化有關的一切機構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當其沖地成為革命的對象了！其實早在動身之前，軍代表的一番話已是一語中的了：「要明白，像你們這樣的單位是要徹底砸爛的，你們到幹校去是屬於安置性質，從此就在那兒勞動、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就這樣，這些文化人被一鍋端地逐出了上層建築，逐出了知識領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殘。上路的那天是中秋節，北京永定門火車站擠滿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車剛一啟動，車上車下便哭成一片。著名舞蹈家盛婕也來送別自己的丈夫吳曉邦，她說：「車站上的氣氛很緊張，很嚇人。解放軍站成一條封鎖線，誰也不許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惡極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社長韋君宜，則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沒有，無人知道，但她卻說了這樣一句話：「沒有了單位的人，就跟沒有了媽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覽室的牆壁上，懸掛的都是一些高舉紅旗大踏步行進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們的笑容背後是否含著淚水，但我知道從此以後他們的直接領導便更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了。不可否認，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經過「大熔爐」鍛造出來的軍人，立場最堅定，愛憎最分明，由他們來佔領上層建築，無疑是最讓人放心不過的事情了－－ 這是一位軍代表在五連（中國作家協會）大會上的訓話：「你們這些『臭老九』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打起仗來，先把你們『突突』了！」這是一位負責人在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公開揚言：「我們一定要把文藝黑線的根子徹底挖出來，先吃肉再喝湯，最後啃骨頭！」 ……就這樣，當知識貶為糞土、文化賤如草芥之後，讀書人終於嘗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嘗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味道。 那天，就在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淚。不為別的，只為當年他們的單純與天真－－進入幹校之前，他們又有誰不是抱著美好與期待的心情在眺望著它。一位著名的畫家甚至買來一支竹笛，想像著自己就要成為水墨畫中的那個騎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親也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唱名時有如考生聽發榜，怦然心動。」 那條大堤還在。這是首批來到這里的「學員」們為了圍湖造田而修築起來的，也是後來他們每天高舉著紅旗去上工的必經之路。當年尚屬「壯小夥子」的崔道怡這樣回憶道：「六千五百米的圍湖堤壩，兩個月便修築起來了－－數九寒天，我是光著脊樑、肩挑重擔爬上陡坡的。一千八百畝的荒灘造田，趕在春耕前開墾了出來－－沼澤地里，我是赤著雙腳、踏碎冰凌拉犁奮進的。」據說當年同樣是「強勞力」的閻綱實在熬不住了，他悄聲問嚴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時期，你倆都在南泥灣開過荒，同今天的圍湖造田相比，哪個更苦些？」不料兩人異口同聲地回答道：「無法相比，幹校的勞動要比南泥灣苦多了！」 年輕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殘者就只能以生命為代價了－－我在父親的日記中找到這樣的記載：「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靈，兩次落水，極為狼狽。」「雷鳴風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幾不能支，以心臟壓迫甚，作絞痛也。」然而比他更慘的卻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斷了，仍得拄著拐杖參加勞動；侯金鏡患有嚴重的高血壓，還得於月光下加班加點，最後累死在菜園中……如此的折磨，就連當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們紛紛出來講話：「我們種了一輩子的田，過了六十歲也都不下地了。你們怎麼能讓那麼一把年紀的人去乾重活呢？幾可憐喲！」 「文革」結束後，記者去采訪周巍峙，他這樣說道：「幹部參加勞動，益處是很多的，我們也並不厭惡勞動，重活臟活都願意干，而且干起來非常認真。但是被當成了『專政對象』，進行勞動改造，心裡很不平！」－－他一語道出的，正是「五七幹校」的性質！為了想方設法折磨這些「專政對象」們，當年在其他的幹校中，甚至還五花八門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口號。比如說：「寧要革命化，不要機械化！」拖拉機被閑置在一旁，硬讓「學員」們用自己的身體去拉犁。又比如說：「五十米不抬頭，一百米不直腰！」這是為了防止插秧時有人「磨洋工」，田頭上竟連簡易廁所也不修造，不論男女一律在水田裡自行解決。 ……那片操場還在。這是當年批鬥「反動分子」的會場，通常是彩旗招展，口號震天。展覽室內，一張發黃的照片證實了這一切－－台下，人們高舉著胳膊呼喊口號；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著頭一言不發……這個人是誰？看不清他的臉。其實又何必去辨認呢？我的心頭一陣發酸，我想起了父親，想起了他在日記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騰，幾欲發狂，卻又不得不鎮靜自己，不露聲色。」身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無淚，欲訴無門，只能於夜深人靜之時一個人於大堤上狂奔；他對著四周呼喊，但四周卻是一片沼澤，連一聲迴音也沒有…… 後來讀到許覺民的文章，才知道飽嘗這種生不如死滋味的人，並非父親一個。他寫道：「我不了解過去法國第三等級的人過的是什麼日子，我想我不會比他們再差了，我是一個十足的賤民！」那年，蕭乾的一家也被驅逐到了這里，他的妻子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家中的小貓失蹤了，等到找回來時兩條腿全被人打斷。同病相憐的蕭乾嘆了一口氣：「與其看著你活活受罪，不如『安樂死』吧！」他碾碎了幾粒安眠葯，和在了牛奶里…… 不曾想，這樣的一種折磨，很快又擴大到了年輕一代的身上－－一場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於幹校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其聲勢之大，可謂人人過關；其刑法之酷，可謂慘絕人寰－－用煙頭燙，用皮鞋踢，搞「車輪戰」，使「熬鷹法」……閻綱曾這樣描述他被帶進審訊室時的心情：「周身的熱血直沖腦門：這不是進了《紅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嗎？」 僅僅幾年的工夫，這所美其名曰「向陽湖」的文化部「五七幹校」，終於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此間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殘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經無法統計清了。韋君宜寫過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記憶》，記載了發生在她身邊的十個「無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寫道：「當初我們是一起被趕下來的，如今卻不能一起走了……」 還需要怎樣去評述它呢？－－蕭乾說了：「建立幹校的目的，就是要一個不剩地把知識分子從上層建築中趕出去，以確保那一幫人的江山永不變色。」閻綱說了：「應該面對事實，把『五七幹校』如實地看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整治國家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發出了這樣的呼籲：「『文革博物館』就從這里開始！」 二 從校部出來，我們一行前往當年的宿舍參觀。在路上大家討論起了這樣一個問題：對於幹校的「軍事管制」方式應該如何評價？一時間，兩種意見爭論不休。 我向陪同參觀的人們講起了父親的一個故事：那是一九七○年的初冬，宿舍建成還不到三個月，他卻被派往湖中看守菜園子。也就是說，此時的他必須離開自己的住處，離開原本的集體，獨自一人搬進那個杳無人煙的荒灘里，搬進那個孤零零的草棚中。他這樣描寫自己的「新家」：「……不過是以油毛氈蓋頂、以蘆席圍牆、不到十平方米的一個工棚而已。雖有門框，卻無門扇。至於屋頂，西北風一刮，大有被隨時掀走之勢。」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此時的他不僅沒有絲毫的沮喪，反而是滿心的高興。他說了，不為別的，就是因為能夠「離群索居」，徹底擺脫那個令他窒息的環境！ 欣久也講了一個有關她父親的故事：當年她在內蒙插隊，曾經寫過很多封信，希望能來咸寧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貫慈祥的父親卻堅決反對，理由是：「周圍有那麼多的眼睛在盯著我，到時候哪怕想給自己的女兒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會尋找事端，會不由分說地批評我：『你又想搞什麼陰謀？』」 望著博士生那一臉的茫然，我真想告訴他，這兩個故事正是對這種「集中營」式的管理制度的一個最好的注釋。不知是為了顯示「鋼鐵長城」的威力，還是為了更方便地管制這群早已成為「專政對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後由北京軍區和湖北省軍區組成的「軍宣隊」，竟於整個幹校中實行了軍隊的建制－－「學員」們按照原先的單位和系統，被分成五個大隊、二十六個連隊；連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於管理，同樣是「准軍事化」，一切均以軍隊的紀律嚴格要求之－－白天，在連長、排長以及班長的帶領下進行勞動；晚上，則以班排為單位繼續開展「鬥批改」，就連國務院規定的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到了半夜，也要被哨聲喚起，進行「軍事訓練」。年屆六旬的蕭乾不堪其苦，他說：「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圓，因為軍宣隊半夜裡會吹哨『拉練』。我只敢和衣而眠，夢中還得豎起耳朵聽著隨時可能吹響的哨子……」一次，馮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崗時跌倒了，蕭乾急忙上去攙扶，但是這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幹部卻上氣不接下氣地推開他：「別管我，快跑，跟上隊伍，不然又要挨斗！」 後來，讀了別的幹校的材料，才知道這種制度並非是咸寧幹校的「專利」。在中央直屬藝術院團的幹校中，甚至出現過這樣的笑話：看露天電影時，所有的人也必須整隊，帶著小板凳，以班為單位排成一溜，班長坐在最後邊。有人要上廁所了，只能一個一個地往後傳，向班長報告；而班長的答復，同樣是一個一個地往前傳，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會」。 很可能也是為了這一同樣的原因吧，在「准軍事化」的幹校中，原有的家庭結構被強行拆散了，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區別，而無夫妻或者其他親屬的關系，一旦入校後，一律按照性別的不同，住進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時間一長，問題便接二連三地出現了：青年人要解決「性」的問題，老年人要解決生活問題。至於前者，尚可想出種種辦法，甚至跑去「野合」；至於後者，便只能是「好自為之」了。－－沈從文初下幹校時已近耄耋，卻無法與隸屬於另一個大隊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書中凄涼地寫道：「……目前的困難，總還能克服。至於病，有個親人在一處，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於無可奈何，那也就一切聽之，接受現實了。萬一忽然完事，也極其自然，不足驚奇，到時讓大弟或小弟同來收拾一下殘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鏡，同樣不能與同在一個連隊的妻子團聚，直到咽氣，身邊也沒有一個親人。最終是「一張葦席捲起他的軀體，再用三根草繩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頭一樣，往卡車上一扔，就開走了」……至於那些隨同父母一齊下放的孩子們－－從學齡前的兒童到十幾歲的少年，則一律被集中到了數十里外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里，兩個星期才能探望一次。塗瑩跟隨父母來到幹校時只有六歲，她回憶道：「……送我坐班車去學校的日子到了，我獨自逃到山後的林子中間，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叢中的各種蟲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學校！」 欣久宛如一名記者，一路上手持相機拍個不停：甘棠鎮、魯家灣、紅旗橋、五七道……其結果，還沒到目的地，電池便消耗盡了，相機也徹底「罷」了「工」。我笑著批評她道：「不能省著點嗎？」她卻賭氣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說，哪處地方可以『省』掉？」我啞然了。是啊，面對著這片曾經上演過無數悲劇的土地，又有哪一處不該去記錄、不該去探尋呢？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跋涉，我們終於來到了「王六嘴」。這是一個小小的山崗，當年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宿營地就建在這里。如今那一排排的紅磚平房依然靜靜地矗立在那裡，但所有權已經轉讓給了向陽湖奶牛良種場，成為職工們的家屬宿舍了。 一位四十多歲的房主人將我們讓進了屋子裡。我仔細地打量了一下，這是一個個用土坯隔出來的房間，既低矮又狹窄，面積不超過十平方米。當年卻被塞進了三到四個人，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蜷縮在一起的？－－父親在日記中這樣寫道：「空間全都占滿了，我的行李只好懸之壁上，床前之狹只可容膝……」房主人一臉的茫然，雖說「?菖?菖?菖舊居」的木牌在他家的門框上已經掛了多年，但他卻根本不知道曾經發生在這里的一切。然而，我已經很滿足了：那門、那窗、那牆、那頂……畢竟都還是歷史，它們默默地見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當年，這里沒有孩子的歡笑，沒有家庭的溫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因為「軍管」的需要而重新組合的「集體」。其中的成員，按照顧學頡的說法，一共分成了四種等級：頭等的，是上級派來的軍宣隊；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為一般的革命群眾；四等的，則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於是乎，當這四種不同階層的人被強行「集中」到了同一個屋檐下時，彼此間的「勃溪」則是不言而喻了！－－十四連就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殺鴨子，有人「義正辭嚴」地提出意見：鴨肉分給革命群眾，審查對象只配吃鴨頭和鴨屁股！人性終於被「階級性」所取代了。 身為第一等級的軍代表們，權力意識在不斷膨脹，傲慢情緒在不斷增長－－大言不慚地將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劉白羽」者有之，有恃無恐地猥褻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張膽地竊取公共財物者有之，居高臨下地向被管制對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為其他等級的人們，為了「立功贖罪」，也開始鑽營與投機了起來－－有人總結出了看「牛」的經驗，並堂而皇之地刊登在牆報上；有人則以「告密」而邀寵，以「賣友」而求榮：某某某於私下裡偷吃營養品，誰誰誰於背地裡大罵校領導…… 這讓我想起了當年同樣當過「學員」的火星寫下的一段話：「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造神運動』和『造鬼運動』，同時也是一場『造奴運動』！……沒有『奴』，『神』是虛空的；沒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無由抓出。」
『貳』 周口西華八幾年五七幹校殺人命案
周口西華建通人家殺人命案嗎？應該是的。
『叄』 五七幹校的歷史產物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業均應一業為主，兼學別樣，從事農專副業生產，批判資屬產階級。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在紀念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時，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在慶安縣柳河開辦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在《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一文編者按中，引述了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此後，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都紛紛響應，在農村辦起五七幹校。黨政機關、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戰線的大批幹部、教師、專家、文藝工作者等知識分子被下放到農村，到五七幹校參加體力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中央、國務院所屬各部委及豫、贛、鄂、遼、吉、黑等18個省共創辦五七幹校106所，下放的幹部、家屬達10餘萬人。「五七幹校」是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辦起來的，強調體力勞動的重要，反對只重視腦力勞動，使大量知識分子和幹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鍛煉。
1979年2月7日，國務院發出《 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幹校陸續停辦。
『肆』 河南西華高鐵到縣城公交車之間的五七幹校站在什麼位置
河南西華高鐵到縣城公交車至今五七幹校站在什麼位置？這個你要問相關的。
『伍』 黃泛區農場、五二農場為什麼都在西華縣
1938年6月，國復民政府以阻止制日軍為借口，以水代兵，悍然炸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滔滔黃水一瀉千里，廣闊平原淪為澤國。豫、皖、蘇三省44個縣89.3萬人喪命黃泉，1200萬人流離失所。到1946年黃河封堤，黃水整整泛濫了8年。8年間，豫東大地飢荒連年、餓殍遍野，人為地造成了54000平方公里荒沙彌漫的「黃泛區」；
1950年2月，中央成立了黃泛區復興委員會，同年3月21日，在河南省省會開封設辦事機構——黃泛區復興局。黃泛區農場是國家建立在河南省西華縣的國營農場，而且在文革的時候還建立了五七幹校，很多名人都在這里蹲牛棚，因此其名聲很響；
河南省五二農場始建於1952年，也是位於周口市西華縣境內，佔地6.8萬畝。總資產2億多元，職工萬余名，其中各類專業技術人員700餘人。
『陸』 張俊才的人物履歷
1939年6月至1939年11月任新四軍第8團留守處交通員、代理總務科長。
1939年11月至1942年5月任豫鄂邊區挺進縱隊政治部巡視團員、6團特派員。
1942年5月至1946年6月任新四軍第5師13旅政治部保衛科副科長、科長。
1946年6月至1948年9月任陝南軍區一分區政治部組織保衛科科長。
1948年9月至1949年7月任江漢軍區獨1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3團副政治委員。
1949年7月至1950年7月任中南軍區中南軍政大學湖北分校三大隊政治委員。
1950年7月至1951年5月任湖北軍區政治部保衛部副部長。
1951年5月至1956年7月任公安部五局一處副處長。
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軍銜。
1956年7月至1957年7月任總政治部一處處長。
1957年7月至1959年3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保衛部部長。
1959年3月至1964年4月任總政治部保衛部三處處長。
1960年6月晉升為大校軍銜。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
1964年4月至1965年8月任國家經濟委員會機關黨委書記。
1965年8月至1969年10月任中央工業交通政治部直屬工作部部長。
1969年10月至1970年7月任河南西華黃泛區農場五七幹校革命委員會主任。
1970年7月至1973年6月任國家人口計劃委員會政工組副組長。
1973年6月至1982年3月歷任國家測繪總局籌建組成員、政工組組長、副局長、黨組成員。
1982年11月離職休養，享受副部長級醫療待遇。
2005年獲得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
2011年1月4日14時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柒』 請問哪些文人當年曾被下放到咸寧五七幹校
向陽湖位於咸寧市郊，原屬咸寧地區咸寧市(縣)，現屬咸安區。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化部創辦咸寧「五七」幹校，6000餘名文化部高級領導幹部，著名的作家、翻譯家、出版家、藝術家、文博專家、學者及家屬下放鄂南的向陽湖，經歷了為期3年左右的勞動鍛煉。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浩浩盪盪的文化大軍匯集於咸寧的一隅，人數之多，密度之高，總覽古今中外的文化史都是罕見的。
下放向陽湖的知名人士主要有：1、文化部領導：當時的副部長有李琦、趙辛初、徐光霄，後來擔任副部長的有周巍峙(曾擔任代部長)、司徒慧敏、吳雪、仲秋元和顧問馬彥祥等；2、作家：沈從文、馮雪峰、冰心、樓適夷、張天翼、孟超、陳白塵、蕭乾、郭小川、李季、臧克家、張光年、嚴文井、韋君宜、牛漢、綠原等；3、評論家：侯金鏡、馮牧、許覺民、閻綱等；4、翻譯家：金人、孫用、納訓、趙少侯、劉遼逸、文潔若、許磊然、陳羽綸、孫繩武、蔣路等；5、畫家：邵宇、鄒雅、劉繼卣、馮忠蓮、李平凡、秦嶺雲、盧光照、許麟廬、張世簡、林鍇、張立辰、張廣、徐希、范曾等；6、書法家：李長路、劉炳森、謝冰岩、佟韋、王景芬等；7、出版家：陳翰伯、王子野、金燦然、史枚、陳原、王益、王仿子、丁樹奇、范用、宋木文、劉杲、薛德震、陳早春、楊德炎等；8、文博專家：吳仲超、唐蘭、單士元、王冶秋、龍潛、劉九庵、耿寶昌、徐邦達、史樹青、王世襄、羅哲文、謝辰生、呂濟民、楊伯達、胡繼高等；9、學者：宋雲彬、楊伯峻、馬非百、趙守儼、陳邇冬、王利器、顧學頡、傅振倫、程代熙、林辰、周汝昌、周紹良、金沖及、王士菁、傅璇琮等；10、編輯家：鄭效洵、張惠卿、李侃、江秉祥、崔道怡、何啟治等；11、電影工作者，如唐瑜、洪臧、季洪、丁達明、胡健、韓生義、石梅音、王君壯、樓青蘭、劉建中、康玉潔、徐真，以及後來成為影星的陳寶國等；12、圖書發行家，如汪軼千、鄭士德、杜克等；還有書籍裝幀藝術家(如曹辛之、張慈中)和曲藝家(如傅雪漪、黃非)，等等。以上是據不完全統計，還有不少文化人一專多能，既是作家又是翻譯家，既是評論家又是編輯家，既是文博專家又是書畫家，即是出版者又是學者。他們當中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常委的為數不少，中國文聯全委、作協全委亦不乏其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共有50餘人，其中下放向陽湖的佔了四分之一；中央文史館館員有30多人，「向陽湖人」佔了三分之一。
80年代有一篇寫「將軍縣」紅安的報告文學轟動一時，叫《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而咸寧向陽湖則可以說是「六千文化人同一片土地」。
『捌』 五七幹校的資料
自從毛澤東認為蘇聯黨已經變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以來，他就一直在研究蘇聯是怎麼變的，一直考慮在中國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通過對各種材料的分析發現，蘇聯的幹部是不勞動的，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不光如此，蘇聯幹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蘇聯，黨員、幹部，要由幹部子女來當，普通勞動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當黨員、幹部。他還看到，中國的幹部中也有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的現象。許多幹部從來不勞動，搞特殊化。他們穿得乾乾凈凈，吃得好，還看不起工人、農民，對工人、農民搞瞎指揮，甚至打罵群眾。經過觀察和思考後，毛澤東得出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幹部搞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為了避免中國的幹部腐化變質，毛澤東形成了一個幹部要參加勞動，通過勞動，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思路。毛澤東的這個思路反映在他寫的兩個批語中。
一個批語是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對《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寫的批語。毛澤東在這則批語中寫道：「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員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另一個批語是1964年12月12日寫的。毛澤東在這個批語中寫道：「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筆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此外，毛澤東在1964年回答法國總統特使馬爾羅的提問時說：「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他所說的具體措施中，很關鍵的，就是幹部參加勞動。可見，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願望——通過幹部參加勞動來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但是，在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找到一個將幹部統一組織起來參加勞動的好形式。
後來林彪寄來的一份報告，引出了毛澤東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此時，他認為，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裡，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區一級有，縣一級有，公社一級有，甚至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一級也有。而且，從面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裡面，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著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幹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說，大部分沒有認真執行。許多地方流於形式，走過場。那麼，怎樣才能找到讓幹部參加勞動的最好形式呢？
正當毛澤東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林彪給毛澤東寄來了一份報告。林彪寄給毛澤東的是1966年5月2日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恢復了我軍的老傳統；（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准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後，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毛澤東考慮問題的思路，卻不限於軍隊生產的范圍。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聯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在「大學校」里，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正好與他1958年所設想的辦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於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轉「五七指示」時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系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里，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系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農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幹部。具體怎麼辦，他還沒有考慮好。
「文化大革命」中的機構精簡，使機關幹部的安置成了一個大問題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員會。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同時宣布成立。這樣，全國（除台灣省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在當時被稱為「全國山河一片紅」。此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重點，由地方轉入中央各部。
當時，國務院的部級機構有90個。毛澤東決定，在這些機構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時，要實行精簡的方針。林彪得知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後，向毛澤東建議：現在中蘇關系緊張，可能馬上打仗，應該對一些重要的部委實行軍管。毛澤東當時也估計到有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見。於是，林彪先後派出軍隊幹部，對18個部委實行了軍管。在這些參加軍管的軍隊幹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親信。這些軍隊幹部到這18個部委後，由他們組織領導班子，建立革命委員會。對那些沒有宣布軍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種理由，向毛澤東提出建議：派軍隊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領導權；成立革命委員會時，也要以軍隊幹部為主，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這些單位里原有的幹部，大部分沒有得到安排。這樣，就又出現了許多沒有工作的富裕幹部。
同時，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毛澤東也考慮到了精簡問題。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報》在報道《靈寶縣革委會實行領導班子革命化——精兵簡政，密切聯系群眾》時，加了一個按語，按語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員會，要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走「精兵簡政」的道路。實際上，那時地方都已經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此時所說的「精兵簡政」，主要是針對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來說的。機構精簡了、幹部編制壓縮了，多餘的幹部怎麼辦？毛澤東於1969年1月指示，幹部要下放勞動。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再次強調了機構精簡的原則。在精簡原則和幹部下放勞動的號召下，中央開始全面考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準的《關於國務院各部門設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中確定：國務院各部委機構，由原來的90個精簡為27個，各部委的幹部編制總數壓掉82％，27個部委幹部只留下原來幹部編制總數的18％（實際上，原幹部留用少於18％，因為有後派來的軍隊幹部佔了一定的編制——筆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員會。在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進行了合並，成立一個新的部級機構；有些部委被撤銷。這樣一來，在中央機關里，富裕出來的幹部數量就更多了。
中央國家機關幹部的精簡，直接帶動了各省、市、自治區機關及其下屬的地、縣一級幹部的精簡。接著，各企業、學校、群眾團體的幹部也大量精簡。精簡之後，多出來的幹部數量，當時雖然沒有數量上的統計，但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如何安置精簡出來的幹部，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被打倒的幹部的安置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批鬥幹部的熱潮過去之後，有大批幹部被關進了「牛棚」。但是，當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轉向爭奪本單位、本地區領導權時，大家誰也顧不上管「牛棚」了。何況誰管「牛棚」誰就要花費人力，還要承擔被關押者自殺或者逃跑的風險。於是，各造反派開始相互推來推去，最後誰也不管了。被關在「牛棚」里的幹部到底往哪兒安置？這是一個大問題。當時，許多地方的負責人，包括接管一些單位權力的軍代表、工宣隊負責人，都紛紛向上反映這一問題，請示如何處理關在「牛棚」里的幹部。這個問題自然逐級地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裡。毛澤東一時也拿不出一個好辦法來。一時間，中國出現了一大批被精簡的幹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關進「牛棚」的幹部等待安置的問題。
柳河「五七」幹校被樹為典型後，各地紛紛仿效
正當中央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為安置上述幹部發愁時，遠在邊陲的黑龍江省，突然冒出了一個柳河「五七」幹校。
原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也一直在為如何安排精簡下來的幹部和「牛棚」里的幹部而發愁。一開始，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只是安排這些人打掃衛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雜活。但這些活畢竟有限，幹完這些活，這些人仍然閑著無事做。後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想出一個辦法：把這些幹部集中安排到農村，辦一個農場，保留工資待遇，讓他們在體力勞動中「改造」自己。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派人經過專門考察選址，最後選定了慶安縣的柳河，作為辦這種農場的試點。
柳河這個地方，自然資源比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幹部不成問題。第一批幹部到達柳河後，還可以繼續建房、開荒、種樹、辦小工廠，為安置第二批幹部創造條件。去柳河的幹部，採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裡的時間有長有短；幹部勞動的時間，也根據體力而有長有短；又保留原工資待遇，幹部們很容易接受。於是，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5月7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之際，正式啟動這一計劃，當天組織第一批幹部到達柳河，並把這個農場命名為——柳河「五七」幹校。
柳河「五七」幹校初辦時還算順利。到達那裡的幹部，與當地農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們的生活和勞動也得到了當地農民的幫助。這些幹部在柳河種了不少地，又新開了一些荒地，蓋了不少新房子，還種樹，搞副業生產。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把辦柳河「五七」幹校的經驗介紹材料進行了上報。這個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況匯編》第628期上發表。經驗材料中說：辦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改革上層建築走出了一條新路。幹校共有學員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機關幹部和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機關幹部辦農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深受廣大貧下中農的歡迎。不少幹部到幹校後，親臨三大革命第一線，接近了貧下中農，增強了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幹校耕種土地3000餘畝，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並自力更生辦起了小型工廠、企業。實踐證明，『五七』幹校是改造和培養幹部的好地方，是實現機關革命化，搞好鬥、批、改的一種好辦法」。
毛澤東看到這個材料後，於9月30日寫了一則批語。他寫道：「此件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提到碰頭會上討論決定。」
姚文元接到毛澤東的上述批示後，對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報上來的材料又進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題目為：《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並在他寫的編者按中引用了毛澤東的批語。這個由姚文元寫的按語說：毛主席關於柳河「五七」幹校經驗的批語，「對反修、防修，對搞好鬥、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應引起我們各級革命幹部和廣大革命群眾的高度重視。希望廣大幹部（除老弱病殘者外），包括那些犯過錯誤的幹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勞動的過程中重新學習，使自己的精神面貌來一個比較徹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員會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幹部，也要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勞動，使自己不脫離勞動人民，既當『官』，又當老百姓。新幹部要特別注意不要染上脫離群眾、脫離勞動、一切依靠秘書、做官當老爺的剝削階級壞作風，要保持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寫好這一按語後，報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的報道，同時刊發了姚文元寫的編者按。
這樣，柳河「五七」幹校便成了受到毛澤東肯定的典型。各地紛紛仿效柳河「五七」幹校，辦起了許多幹校。中央各機關，包括中央辦公廳，也都在外地尋找地點，分別辦起了各自的「五七」幹校。一時間，「五七」幹校在全國到處「開花」。
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從此，「五七」幹校從中國的歷史舞台上陸續消失。
『玖』 西華五七幹校人員都有誰知道的告訴下！！急急急！爺爺想見【他】
看是問現在的還是以前再過的？
聽我父親說以前在過得部分曾做過領導的有李嵐清總理，朱鎔基總理，郭洪濤交通部部長等等.
『拾』 周口西華九幾年五七幹校殺人命
周口西華縣干什麼去了？笑人命嘛，當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