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背心版權

① 封眼小皮鞋可以配一步長裙嗎

下面我指導你如何搭配皮裙：
1、皮裙搭配鏤空上衣，內套同色或黑色背心更是迷人，復古帥氣！
2、皮裙搭配咖啡色粗針織毛衣，短襪短靴搭配秀出修長美腿沒商量！
3、皮裙搭黑色頭巾，個性十足，足夠搶鏡，再搭及膝靴高挑迷人，氣場十足！
4、皮裙，內搭白色襯衫，經典的黑白顏色搭配，展現出名媛的優雅氣質。
5、皮裙（半身裙）：上身搭配短款的羽絨服，棉衣，皮草或是PU上衣，下面搭配純色的打底褲，慎搭配雪花圖案、小鹿圖案或艷麗大花的，那樣會給人的感覺很亂。鞋子搭配以中筒靴，馬丁靴為佳。
6、皮裙（連衣裙）：據裙子的版型和自己的臉型來定選擇高領打底或是圓領打底。下面搭配純色的打底褲。鞋子以中筒靴，馬丁靴或是雪地靴為佳。外面搭配短款或是中長款的外套即可。
7、PU半身裙
上身搭配短款的羽絨服，棉衣，皮草或是PU上衣皆可
，下面搭配純色的打底褲，慎搭配雪花圖案或是小鹿圖案或是艷麗大花的，那樣給人的感覺很亂。鞋子以中筒靴，馬丁靴為佳
8、PU連衣裙
不妨根據裙子的版型和自己的臉型來定奪是選擇高領打底或是圓領打底
，下面搭配純色的打底褲
，鞋子以中筒靴，馬丁靴或是雪地靴為佳。
外面搭配短款或是中長款的外套即可。
9、短皮裙冬季可以搭配皮草外套（下搭配加厚褲襪），夏日將至的時候搭配T恤、雪紡襯衫，春秋季搭配 皮衣，也可搭配歐美風的外套、針織衫、修身西裝、短款皮草、皮馬甲等，都是良好選擇！帥氣硬朗的黑色小皮衣征服了一眾時髦的小仙女們，春暖花開的季節也是扎推的再穿。黑色短款小皮衣配工裝闊腿褲，經典而百搭的黑色小皮衣搭配綠色工裝褲腳踩黑色高跟尖頭鞋，簡直太有氣場了，再用白色上衣過渡一下整體簡約大氣又不失時尚度。搭配牛仔褲闊腿褲和紋衫，精緻的法式風更是時尚味道。

有衣品的女性在搭配時會用配飾來提升整體的時髦度，一個精緻的包包，鞋子、帽子都可以給整體增加氣質。如下圖黑色短款小皮衣搭配條紋褲+報童帽，穿出一種今年主流的復古感，且有還有幾分俏皮感，這裡面使皮衣看著就沒有那麼硬朗了。

黑色短款小皮衣配九分褲，顯高的同時還自帶干練的通勤范，再配上一雙尖頭高跟鞋讓整體的美看著更有氣質。盡量選擇有包容性的褲子，闊腿褲和直筒褲都是不錯的選擇，能夠將腿部贅肉隱藏，這樣更能顯瘦。

黑色短款小皮衣配牛仔褲，這是小編姐姐貫穿的套路既簡單又省時，內搭上衣也可以任意搭黑白T，印花雪紡衫、高領衫、藍白色襯衫怎麼出穿都不用擔心出錯。在穿搭上盡量上半身簡單寬松，褲裝可以選擇緊身修身的褲子，這樣才能更顯身材。

黑色短款小皮衣配寶藍色百褶裙，走輕熟路線的姑娘們不妨嘗試黑色短款小皮衣搭配寶藍色百褶裙，優雅又易學的實用主義，可以作為早春氣質的日常穿搭模板。

黑色短款小皮衣配亮色迷笛裙，大膽而雀躍的亮色迷笛裙給春季增添不少鮮艷的味道，穿起來亮眼又吸睛。在選擇褲子和裙裝時一定不能選擇緊身包腿的褲型，這樣會將你的腿型缺陷暴露無遺。盡量選擇寬松的休閑褲，闊腿褲或者直筒褲都會很不錯。

黑色短款小皮衣配蕾絲印花裙，穿衣搭配講究和諧美，百搭的黑色短款小皮衣配蕾絲印花裙，輕熟又有女性魅力，這樣簡約的搭配不僅接地氣還特別圈粉，盡量選擇高腰款的褲裝。

② 張愛玲關於古代小說中出現大量服飾飲食描寫的一段著名論斷

不知道你找的是不是這個

<<更衣記>>

如果當初世代相傳的衣服沒有大批賣給收舊貨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曬衣裳，該是一件輝煌熱鬧的事罷。你在竹竿與竹竿之間走過，兩邊攔著綾羅綢緞的牆——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宮室里發掘出來的甬道。你把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綉上。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將金線曬得滾燙，然而現在已經冷了。

從前的人吃力地過了一輩子，所作所為，漸漸蒙上了灰塵；子孫晾衣裳的時候又把灰塵給抖了下來，在黃色的太陽里飛舞著。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快樂，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

我們不大能夠想像過去的世界，這么迂緩，安靜，齊整——在滿清三百年的統治下，女人竟沒有什麼時裝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著同樣的衣服而不覺得厭煩。開國的時候，因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裝還保留著顯著的明代遺風。從十七世紀中葉直到十九世紀末，流行著極度寬大的衫褲，有一種四平八穩的沉著氣象。領圈很低，有等於無。穿在外面的是「大襖」。在非正式的場合，寬了衣，便露出「中襖」。「中襖」裡面有緊窄合身的「小襖」，上床也不脫去，多半是妖媚的桃紅或水紅。三件襖子之上又加著「雲肩背心」，黑鍛寬鑲，盤著大雲頭。

削肩，細腰，平胸，薄而小的標准美女在這一層層衣衫的重壓下失蹤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過是一個衣架子罷了。中國人不贊成太觸目的女人。歷史上記載的聳人聽聞的美德——譬如說，一隻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將它砍掉——雖然博得普遍的贊嘆，知識階級對之總隱隱地覺得有點遺憾，因為一個女人不該吸引過度的注意；任是鐵錚錚的名字，掛在千萬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氣里生了銹。女人要想出眾一點，連這樣堂而皇之的途徑都有人反對，何況奇裝異服，自然那更是傷風敗俗了。

出門時褲子上罩的裙子，其規律化更為徹底。通常都是黑色，逢著喜慶年節，太太穿紅的，姨太太穿粉紅。寡婦系黑裙，可是丈夫過世多年之後，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細褶是女人的儀態最嚴格的試驗。家教好的姑娘，蓮步姍姍，百褶裙雖不至於紋絲不動，也只限於最輕微的搖顫。不慣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來便予人以驚風駭浪的印象。更為苛刻的是新娘的紅裙，裙腰垂下一條條半寸來寬的飄帶，帶端系著鈴。行動時只許有一點隱約的叮當，像遠山上寶塔上的風鈴。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較瀟灑自由的寬褶裙入時了，這一類的裙子方才完全廢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為暴發戶。皮衣有一定的季節，分門別類，至為詳盡。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層皮是可以的，至於穿什麼皮，那卻要顧到季節而不曾顧到天氣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種羊，紫羔，珠羔；然後穿「中毛」，如銀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階級的人以前比現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銀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們的「昭君套」為陰森的冬月添上點色彩。根據歷代的圖畫，昭君出塞所戴的風兜是愛斯基摩氏的，簡單大方，好萊塢明星仿製者頗多。中國十九世紀的「昭君套」卻是顛狂冶艷的，——一頂瓜皮帽，帽沿圍上一圈皮，帽頂綴著極大的紅絨球，腦後垂著兩根粉紅緞帶，帶端綴著一對金印，動輒相擊作聲。

對於細節的過分的注意，為這一時期的服裝的要點。現代西方的時裝，不必要的點綴品未嘗不花樣多端，但是都有個目的——把眼睛的藍色發揚光大起來，補助不發達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滅臀部過度的曲線……古中國衣衫上的點綴品卻是完全無意義的，若說它是純粹裝飾性質的罷，為什麼連鞋底上也滿布著繁縟的圖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漏臉的機會，別說鞋底了。高底的邊緣也充塞著密密的花紋。

襖子有「三鑲三滾」，「五鑲五滾」，「七鑲七滾」之別，鑲滾之外，下擺與大襟上還閃爍著水銀盤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釘著名喚「闌干」的絲質花邊，寬約七寸，挖空鏤出福壽字樣。

這里聚集了無數小小的有趣之點，這樣不停地另生枝節，放恣，不講理，在不相乾的事物上浪費了精力，正是中國閑階級一貫的態度。惟有世上最清閑的國家裡最閑的人，方才能夠領略到這些細節的妙處。製造一百種相仿而不犯重的圖案，固然需要藝術與時間；欣賞它，也同樣地煩難。

古中國的時裝設計家似乎不知道，一個女人到底不是大觀園。太多的堆砌使興趣不能集中。我們的時裝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點綴品的逐漸減去。

當然事情不是這么簡單。還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蝕。第一個嚴重的變化發生在光緒三十二三年。鐵路已經不這么稀罕了，火車開始在中國人的生活里佔一重要位置。諸大商港的時新款式迅速地傳入內地。衣褲漸漸縮小，「闌干」與闊滾條過了時，單剩下一條極窄的。扁的是「韭菜邊」，圓的是「燈果邊」，又稱「線香滾」。在政治動亂與社會不靖的時期——譬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時髦的衣服永遠是緊匝在身上，輕捷俐落，容許劇烈的活動，在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因為衣褲過於緊小，肘彎膝蓋，筋骨接榫處非得開縫不可。中國衣服在革命醞釀期間差一點就脹裂開來了。「小皇帝」登基的時候，襖子套在人身上象刀鞘。中國女人的緊身背心的功用實在奇妙——衣服再緊些，衣服底下的肉體也還不是寫實派的作風，看上去不大象個女人而象一縷詩魂。長襖的直線延至膝蓋為止，下面虛飄飄垂下兩條窄窄的褲管，似腳非腳的金蓮抱歉地輕輕踏在地上。鉛筆一般瘦的褲腳妙在給人一種伶仃無告的感覺。在中國詩里，「可憐」是「可愛」的代名詞。男子向有保護異性的嗜好，而在青黃不接的過渡時代，顛連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動了這種傾向。寬袍大袖的，端凝的婦女現在發現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個薄命的人反倒於她們有利。

那又是一個各趨極端的時代。政治與家庭制度的缺點突然被揭穿。年輕的知識階級仇視著傳統的一切，甚至於中國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為驚恐的緣故而增強了壓力。神經質的論爭無日不進行著，在家庭里，在報紙上，在娛樂場所。連塗脂抹粉的文明戲演員，姨太太們的理想戀人，也在戲台上向他的未婚妻借題發揮，討論時事，聲淚俱下。

一向心平氣和的古國從來沒有如此騷動過。在那歇斯底里的氣氛里，「元寶領」這東西產生了——高得與鼻尖平行的硬領，像緬甸的一層層疊至尺來高的金屬項圈一般，逼迫女人們伸長了脖子。這嚇人的衣服與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稱，頭重腳輕，無均衡的性質正象徵了那個時代。民國初建立，有一時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氣象。大家都認真相信盧騷的理想化的人權主義。學生們熱誠擁護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戀愛。甚至於純粹的精神戀愛也有人實驗過，但似乎不會成功。

時裝上也顯出空前的天真，輕快，愉悅。「喇叭管袖子」飄飄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襖腰部極為緊小。上層階級的女人出門系裙，在家裡只穿一條齊膝的短褲，絲襪也只到膝為止，褲與襪的交界處偶然也大膽地暴露了膝蓋，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從襖底垂下挑撥性的長而寬的淡色絲質的褲帶，帶端飄著排穗。

民國初年的時裝，大部分的靈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領減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時候也有。領口挖成圓形，方形，雞心形，金剛鑽形。白色絲質圍巾四季都能用。白絲襪腳跟上的黑綉花，象蟲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際花與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鏡以為美的。舶來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見一斑。

軍閥來來去去，馬蹄後飛沙走石，跟著他們自己的官員，政府，法律，跌跌絆絆趕上去的時裝，也同樣的千變萬化。短襖的下擺忽而圓，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寶一般，沒有年紀的，隨時可以變賣，然而在民國的當鋪里不復受歡迎了，因為過了時就一文不值。

時裝的日新月異並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於其他活動范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里去。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長袍。發源於滿洲的旗裝自從旗人入關之後一直與中土的服裝並行著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婦女嫌她們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較嫵媚的襖褲，然而皇帝下詔，嚴厲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後，全國婦女突然一致採用旗袍，倒不是為了效忠於清朝，提倡復辟運動，而是因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國，自古以來女人的代名詞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一截穿衣與兩截穿衣是很細微的區別，似乎沒有什麼不公平之處，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們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於男女平權之說，可是四周的實際情形與理想相差太遠了，羞憤之下，她們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將女人的根性斬盡殺絕。因此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政治上，對內對外陸續發生的不幸事件使民眾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總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時裝開始緊縮。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長及肘，衣領又高了起來，往年的元寶領的優點在它的適宜的角度，斜斜地切過兩腮，不是瓜子臉也變了瓜子臉，這一次的高領卻是圓筒式的，緊抵著下頷，肌肉尚未鬆弛的姑娘們也生了雙下巴。這種衣領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徵了十年前那種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氣——直挺挺的衣領遠遠隔開了女神似的頭與下面的豐柔的肉身。這兒有諷刺，有絕望後的狂笑。

當時歐美流行著的雙排鈕扣的軍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國人凄厲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國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著拂地的絲絨長袍，袍叉開到大腿上，露出同樣質料的長褲子，褲腳上閃著銀色花邊。衣服的主人翁也是這樣的奇異的配答，表面上無不激烈地唱高調。骨子裡還是唯物主義者。

近年來最重要的變化是衣袖的廢除。（那似乎是極其艱難危險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費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時衣領矮了，袍身短了，裝飾性質的鑲滾也免了，改用盤花鈕扣來代替，不久連鈕扣也被捐棄了，改用嵌鈕。總之，這筆賬完全是減法——所有的點綴品，無論有用沒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緊身背心，露出頸項、兩臂與小腿。

現在要緊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雲托月忠實地將人體輪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裝束卻反之，人屬次要，單只注重詩意的線條，於是女人的體格公式化，不脫衣服，不知道她與她有什麼不同。

我們的時裝不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實業，不比在巴黎，幾個規模宏大的時裝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壟斷一切，影響及整個白種人的世界。我們的裁縫卻是沒主張的。公眾的幻想往往不謀而合，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洪流。裁縫只有追隨的份兒。因為這緣故，中國的時裝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誰是時裝的首創者，很難證明，因為中國人素不尊重版權，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襲是最隆重的贊美。最近入時的半長不短的袖子，又稱「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說是香港發起的，而香港人又說是上海傳來的，互相推諉，不敢負責。

一雙袖子翩翩歸來，預兆形式主義的復興。最新的發展是向傳統的一方面走，細節雖不能恢復，輪廓卻可盡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樣能夠適應現代環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採取圍裙式，就是個好例子，很有點「三日入廚下」的風情，耐人尋味。

男裝的近代史較為平淡。只一個極短的時期，民國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講究花哨，滾上多道的如意頭，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當其時的人都認為那是天下大亂的怪現狀之一。目前中國人的西裝，固然是謹嚴而黯淡，遵守西洋紳士的成規，即使中裝也長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裡面打滾，質地與圖案也極單調。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單憑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願意做一個男子。衣服似乎是不足掛齒的小事。劉備說過這樣的話：「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夠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個西方作家（是蕭伯納么？）曾經抱怨過，多數女人選擇丈夫遠不及選擇帽子一般的聚精會神，慎重考慮。再沒有心肝的女子說起她「去年那件織錦緞夾袍」的時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紀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紅著綠的權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現代文明的特徵。不論這在心理上有沒有不健康的影響，至少這是不必要的壓抑。文明社會的集團生活里，必要的壓抑有許多種，似乎小節上應當放縱些，作為補償。有這么一種議論，說男性如果對於衣著感到興趣些，也許他們會安份一點，不至於千方百計爭取社會的注意與贊美，為了造就一己的聲望，不惜禍國殃民。若說只消將男人打扮得花紅柳綠的，天下就太平了，那當然是笑話。大紅蟒衣裡面戴著綉花肚兜的官員，照樣會淆亂朝綱。但是預言家威爾斯的合理化的烏托邦裡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著最鮮艷的薄膜質的衣褲，斗篷，這倒也值得做我們參考的資料。

因為習慣上的關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確看著不順眼，中裝上加大衣，就是一個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來得妥當，便臃腫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電車上看見一個年輕人，也許是學生，也許是店伙，用米色綠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緊的袍，腳上穿著女式紅綠條紋短襪，嘴裡銜著別致的描花假象牙煙斗，煙斗里並沒有煙。他吮了一會，拿下來把它一截截拆開了，又裝上去，再送到嘴裡吮，面上頗有得色。乍看覺得可笑，然而為什麼不呢，如果他喜歡？……秋涼的薄暮，小菜場上收了攤子，滿地的魚腥和青白色的蘆粟的皮與渣。一個小孩騎了自行車沖過來，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鬆了扶手，搖擺著，輕倩地掠過。在這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

③ 描寫民國時期，女生衣著和北洋軍閥的句子

劉半農等所著《賽金花本事》：對清末民初曾經風光無限的狀元夫人、名妓賽金花是這樣描述的——「就說我吧，除去時頭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著五套頭——當時最時興的樣式——頸上掛金鏈，戴著琺琅銀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著顏色深淺替換。我耳朵上戴的那副牛奶珠墜子就值幾千兩。「

上海《時報》：「婦女現流行一種淫妖之時下衣服，實為不成體統，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褲則吊高一尺有餘，乃至暑天，內則穿一粉紅洋紗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紗之紗衫，幾至肌肉盡露。此等妖服，始行於妓女，妓女以色事人，本不足責，乃上海之各大家閨秀，均效學妓女之時下流行惡習。妖服冶容誨淫，女教淪亡，至斯已極。」

張愛玲對服裝的描述：「黃的寬袍大袖，嘈切的雲朵盤頭；黑色綢底上裝嵌著桃紅的邊，青灰長裙，淡黃玳瑁眼鏡；如意鑲邊的寶藍配著蘋果綠色的綉花襖褲」；「有一種橄欖綠的暗色綢，上面掠過大的黑影，滿蓄的風雷。還有一種絲質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閃著木紋、水紋；每隔一段路，水上漂著兩朵茶碗大的梅花，鐵劃銀鉤，像中世紀禮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畫，紅玻璃上嵌著沉重的鐵質沿邊」。

推薦《更衣記》：
《更衣記》是傳奇作家張愛玲女士的一篇美文。作者用她從容淡然的筆墨在短短的千字文中將辛亥革命前後的百年服飾演變娓娓道來，字里行間巧妙地講述著她對服飾的獨特見解。 如果當初世代相傳的衣服沒有大批賣給收舊貨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曬衣裳，該是一件輝煌熱鬧的事罷。你在竹竿與竹竿之間走過，兩邊攔著綾羅綢緞的牆——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宮室里發掘出的甬道。你把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綉上。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將金線曬得滾燙，然而現在已經冷了。

從前的人吃力地過了一輩子，所作所為，漸漸蒙上了灰塵；子孫晾衣裳的時候又把灰塵給抖了下來，在黃色的太陽里飛舞著。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塊樂，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
我們不大能夠想像過去的世界，這么迂緩，安靜，齊整——在滿清三百年的統治下，女人竟沒有什麼時裝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著同樣的衣服而不覺得厭煩。開國的時候，因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裝還保留著顯著的明代遺風。從十七世紀中葉直到十九世紀末，流行著極度寬大的衫褲，有一種四平八穩的沉著氣象。領圈很低，有等於無。穿在外面的「大襖」，在並非正式的場合，寬了衣，便露出「中襖」。
「中襖」裡面有緊窄合身的「小襖」，上床也不脫去，多半是嬌媚的，桃紅或水紅。三件襖子之上又加著「雲肩背心」，黑緞寬鑲，盤著大雲頭。
削肩，細腰，平胸，薄而小的標准美女在這一層層衣衫的重壓下失蹤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過是一個衣架子罷了。中國人不贊成太觸目的女人。歷史上記載的聳人聽聞的美德——譬如說，一隻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將它砍掉——雖然博得普通的贊嘆，知識階級對之總隱隱地覺得有點遺憾，因為一個女人不該吸引過度的注意；任是鐵錚錚的名字，掛在千萬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氣里生了銹。
女人要想出眾一點，連這樣堂而皇之的途徑都有人反對，何況奇裝異服，自然那更是傷風敗俗了。
出門時褲子上罩的裙子，其規律化更為徹底。通常都是黑色，逢著喜度年節，太太穿紅的，姨太太穿粉紅。寡婦系黑裙，可是丈夫過世多年之後，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細褶是女人的儀態最嚴格的試驗。家教好的姑娘，蓮步姍姍，百褶裙雖不至於紋絲不動，也只限於最輕微的搖顫。不慣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來便予人以驚風駭浪的印象。更為苛刻的是新娘的紅裙，裙腰垂下一條條半寸來寬的飄帶，帶端系著鈴。行動時只許有一點隱約的叮當，像遠山上寶塔上的風鈴。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較瀟灑自由的寬褶裙入時了，這一類的裙子方才完全廢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為暴發戶。皮衣有一定的季節，分門別類，至為詳盡。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層皮是可以的，至於穿什麼皮，那卻要顧到季節而不能顧到天氣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種羊，紫羔，珠羔；然後穿「中毛」，如銀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階級的人以前比現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銀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們的「昭君套」為陰森的冬月添上點色彩。根據歷代的圖畫，昭君出塞所戴的風兜是愛斯基摩式的，簡單大方，好萊塢明星仿製者頗多。中國十九世紀的「昭君套」卻是顛狂冶艷的，——一頂瓜皮帽，帽檐圍上一圈皮，帽頂綴著極大的紅絨球，腦後垂著兩根粉紅緞帶，帶端綴著一對金印，動輒相擊作聲。
對於細節的過份的注意。為這一時期的服裝的要點。現代西方的時裝，不必要的點綴品未嘗不花樣多端，但是都有個目的——把眼睛的藍色發揚光大起來，補助不發達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滅臀部過度的曲線……古中國衣衫上的點綴品卻是完全無意義的。若說它是純粹裝飾性質的罷，為什麼連鞋底上也滿布著繁縟的圖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臉的機會，別說鞋底了，高底的邊緣也充塞著密密的花紋。
襖子有「三鑲三滾」，「五鑲五滾」，「七鑲七滾」之別，鑲滾之外，下擺與大襟上還閃爍著水鑽盤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釘著名喚「闌干」的絲質花邊，寬約七寸，挖空鏤出福壽字樣。
這樣聚集了無數小小的有趣之點。這樣不停地另生枝節，放恣，不講理，在不相乾的事物上浪費了精力，正是中國有閑階級一貫的態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閑的國家裡最閑的人，方才能夠領略到這些細節的妙處。製造一百種相仿而不犯重的圖案，固然需要藝術與時間；欣賞它，也同樣地煩難。
古中國的時裝設計家似乎不知道，一個女人到底不是大觀園。太多的堆砌使興趣不能集中。我們的時裝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點綴品的逐漸減去。
當然事情不是這么簡單。還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蝕。第一個嚴重的變化發生在光緒三十二三年。鐵路已經不那麼稀罕了，火車開始在中國人的生活里佔一重要位置。諸大商港的時新款式迅速地傳入內地。衣褲漸漸縮小，「闌干」與闊滾條過了時，單剩下一條極窄的。扁的是「韭菜邊」，圓的是「燈草邊」，又稱「線香滾」。在政治動亂與社會不靖的時期——譬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時髦的衣服永遠是緊匝在身上，輕捷利落，容許劇烈的活動。在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因為衣褲過於緊小，肘彎膝蓋，筋骨接榫處非得開縫不可。中國衣服在革命醞釀期間差一點就脹裂開來了。「小皇帝」登基的時候，襖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國女人的緊身背心的功用實在奇妙——衣服再緊些，衣服底下的肉體也還不是寫實派的作風，看上去不大像個女人而像一縷詩魂。長襖的直線延至膝蓋為止，下面虛飄飄垂下兩條窄窄的褲管，似腳非腳的金蓮抱歉地輕輕踏在地上。鉛筆一般瘦的褲腳妙在給人一種伶仃無告的感覺。在中國詩里，「可憐」是「可愛」的代名詞。男人向有保護異性的嗜好，而在青黃不接的過渡時代，顛連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動了這種傾向。寬袍大袖的，端凝的婦女現在發現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個薄命人反倒於她們有利。
那又是一個各趨極端的時代。政治與家庭制度的缺點突然被揭穿。年青的知識階級仇視著傳統的一切，甚至於中國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為驚恐的緣故而增強了壓力。神經質的論爭無日不進行著，在家庭里，在報紙上，在娛樂場所。連塗脂抹粉的文明戲演員，姨太太們的理想戀人，也在戲台上向他們的未婚妻借題發揮討論時事，聲淚俱下。
一向心平氣和的古國從來沒有如此騷動過。在那歇斯底里的氣氛里，「元寶領」這東西產生了——高得與鼻尖平行的硬領，像緬甸的一層層疊至尺來高的金屬頂圈一般，逼迫女人們伸長了脖子。這嚇人的衣領與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稱。頭重腳輕，無均衡的性質正象徵了那個時代。
民國初建立，有一時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氣象。
大家都認真相信盧騷的理想化的人權主義。學生們熱誠擁護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戀愛。甚至於純粹的精神戀愛也有人實驗過，但似乎不會成功。
時裝上也顯出空前的天真，輕快，愉悅。「喇叭管袖子」飄飄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襖腰部極為緊小。上層階級的女人出門系裙，在家裡只穿一條齊膝的短褲，絲襪也只到膝為止，褲與襪的交界處偶然也大膽地暴露了膝蓋，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從襖底垂下挑撥性的長而寬的淡色絲質褲帶，帶端飄著排穗。
民國初年的時裝，大部份的靈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領減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時候也有。領口挖成圓形，方形，雞心形，金剛鑽形。白色絲質圍巾四季都能用。白絲襪腳跟上的黑綉花，像蟲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際花與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鏡以為美的。舶來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見一斑。
軍閥來來去去，馬蹄後飛沙走石，跟著他們自己的官員，政府，法律，跌跌絆絆趕上去的時裝，也同樣地千變萬化。短襖的下擺忽而圓，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寶一般，沒有年紀的，隨時可以變賣，然而在民國的當鋪里不復受歡迎了，因為過了時就一文不值。
時裝的日新月異並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於其他活動范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里去。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長袍。發源於滿洲的旗裝自從旗人入關之後一直是與中土的服裝並行著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婦女嫌她們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較嫵媚的襖褲，然而皇帝下詔，嚴厲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後，全國婦女突然一致採用旗袍，倒不是為了效忠於滿清，提倡復辟運動，而是因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國，自古以來女人的代名詞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一截穿衣與兩截穿衣是很細微的區別，似乎沒有什麼不公平之處，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們初受西方文化的薰陶，醉心於男女平權之說，可是四周的實際情形與理想相差太遠了，羞憤之下，她們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將女人的根性斬盡殺絕。
因此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
政治上，對內對外陸續發生的不幸事件使民眾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總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時裝開始緊縮。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長及肘，衣領又高了起來。往年的元寶領的優點在它的適宜的角度，斜斜地切過兩腮，不是瓜子臉也變了瓜子臉，這一次的高領卻是圓筒式的，緊抵著下頷，肌肉尚未鬆弛的姑娘們也生了雙下巴。這種衣領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徵了十年前那種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氣——直挺挺的衣領遠遠隔開了女神似的頭與下面的豐柔肉身。這兒有諷刺、有絕望後的狂笑。
當時歐美流行著的雙排鈕扣的軍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國人凄厲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國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著拂地的絲絨長袍，袍叉開到大腿上，露出同樣質料的長褲子，褲腳上閃著銀色花邊。衣服的主人翁也是這樣的奇異的配搭，表面上無不激烈地唱高調，骨子裡還是唯物主義者。
近年來最重要的變化是衣袖的廢除。（那似乎是極其艱難危險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費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時衣領矮了，袍身短了，裝飾性質的鑲滾也免了，改用盤花鈕扣來代替，不久連鈕扣也被捐棄了，改用撳鈕。總之，這筆賬完全是減法——所有的點綴品，無論有用沒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緊身背心，露出頸項，兩臂與小腿。
現在要緊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雲托月忠實地將人體輪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裝束卻反之，人屬次要，單只注重詩意的線條，於是女人的體格公式化，不脫衣服不知道她與她有什麼不同。
我們的時裝不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實業，不比在巴黎，幾個規模宏大的時裝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壟斷一切，影響及整個白種人的世界。我們的裁縫卻是沒主張的。公眾的幻想往往不謀而合，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洪流。裁縫只有追隨的份兒。因為這緣故，中國的時裝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誰是時裝的首創者，很難證明，因為中國人素不尊重版權，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襲是最隆重的贊美。最近入時的半長不短的袖子，又稱「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說是香港發起的，而香港人又說是由上海傳來的，互相推諉，不敢負責。
一雙袖子翩翩歸來，預兆形式主義的復興。最新的發展是向傳統的一方面走，細節雖不能恢復，輪廓卻可盡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樣能夠適應現代環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採取圍裙式，就是個好例子，很有點「三日入廚下」的風情，耐人尋味。
男裝的近代史較為平淡。只有一個極短的時期，民國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講究花哨，滾上多道的如意頭，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當其時的人都認為是天下大亂的怪現狀之一。目前中國人的西裝，固然是謹嚴而黯淡，遵守西洋紳士的成規，即是中裝也長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裡面打滾，質地與圖案也極單調。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單憑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願意做一個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掛齒的小事。劉備說過這樣的話：「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夠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個西方作家（是蕭伯納么？）曾經抱怨過，多數女人選擇丈夫遠不及選擇帽子一般的聚精會神，慎重考慮。再沒有心肝的女子說起她「去年那件織錦緞夾袍」的時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紀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紅著綠的權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現代文明的特徵。不論這在心理上有沒有不健康的影響，至少這是不必要的壓抑。文明社會的集團生活里，必要的壓抑有許多種，似乎小節上應當放縱些，作為補償。有這么一種議論，說男性如果對於衣著感到興趣些，也許他們會安分一點，不至於千方百計爭取社會的注意與贊美，為了造就一己的聲望，不惜禍國殃民。若說只消將男人打扮得花紅柳綠的，天下就太平了，那當然是笑話。大紅蟒衣裡面戴著綉花肚兜的官員，照樣會淆亂朝綱。但是預言家威爾斯的合理化的烏托邦裡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著最鮮艷的薄膜質的衣褲，斗篷，這倒也值得做我們參考的資料。
因為習慣上的關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確看著不順眼，中裝上加大衣，就是一個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來得妥當，便臃腫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電車上看見一個年青人，也許是學生，也許是店伙，用米色綠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緊的袍，腳上穿著女式紅綠條紋短襪，嘴裡銜著別致的描花假象牙煙斗，煙斗里並沒有煙。他吮了一會，拿下來把它一截截拆開了，又裝上去，再送到嘴裡去吮，面上頗有得色。乍看覺得可笑，然而為什麼不呢，如果他喜歡？……
秋涼的薄暮，小菜場上收了攤子，滿地的魚腥和青白色的蘆粟的皮與渣。一個小孩騎了自行車沖過來，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鬆了扶手，搖擺著，輕倩地掠過。在這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

④ 山麓百貨類型的小說誰能提供

1937年4月24日，新華書店在革命聖地延安的清涼山創立。半個世紀來，她在抗日的烽火、解放的硝煙里成長，在新中國成立後發展壯大。五十春秋話新華，十萬書林遍神州，螽斯衍慶，欣以為志。
新華書店的歷史，大體可以分為五個階段：一、在延安的十年；二、勝利發展中的十年；三、開始全面建議社會主義的十年；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五、偉大轉折以後的十年。

一、在延安的十年（1937-1947）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到達陝北。1936年，黨中央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1937年1月，黨中央進駐延安。4月，新華書店適應形勢需要誕生於延安。到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軍進犯，新華書店總店隨中央機關撤離，在延安整十年。這十年，新華書店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陝甘寧邊區到面向全國，為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為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貢獻了力量。

清涼山萬佛洞門市

延水河畔，三山鼎峙：寶塔山、鳳凰山、清涼山。在清涼山靠延水河的一面，有個萬佛洞，今天已成為延安的一個旅遊點。這里是新中國新聞出版事業的搖籃，是新華書店的發祥地，延安清涼山新聞出版革命紀念館就座落在這里。

1937年1月13日，黨中央由陝北保安（今志丹縣）進駐延安。為了加強黨的宣傳工作,以黨的總書記張聞天，還有秦邦憲、凱豐等同志組成中央黨報委員會，負責領導新華社，編輯解放周刊，出版圖書。廖承志任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後由徐冰接替。黨報委員會設有出版科和發行科。出版科副科長黃植，發行科長兼支部書記塗國林，副科長臧劍秋。

4月24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創刊，發行科在《解放》創刊上署名「陝西延安新華書局」，同年10月初改稱新華書店。
因為新華書店（局）問世的第一天，是1937年4月24日，所以，這一天是新華書店成立的日期。

中央黨報委員會開始設在延安北門外，為防備日機轟炸，7月遷到清涼山萬佛洞。發行科在萬佛洞底層的一個小石窟開設了門市部。這個小石窟同時又是發行科的辦公室，還是塗國林、黃植的卧室。白天，門口放一張桌子，既能辦公，又是賣書的櫃台。零售書刊就堆在桌子下面、床鋪上面、旮旯拐角，到處都是書。書庫設在上邊萬佛洞主窟右後側的小石窟，與門市之間蜿蜒著一條崎嶇的山徑。收進的書要入庫，庫房的書陸續要上門市，搬上搬下，每天都得跑好多次。
那時，新華書店（既黨報委員會發行科）的工作人員只有七個人，除正副科長外，有個通訊班（主要負責包裝、運輸），班長劉興許，是長征過來的中央紅軍戰士，兩個通訊員是紅四方面軍戰士。其中一人叫楊三吉，五十年代是人民解放軍上校。另外有兩位負責書刊收發業務的同志，一個是紅四方面軍調來的，一個是陝北紅軍。同志們經常忙到深夜十一點，還干不完。塗國林科長幾乎每天晚上都帶頭干。在一盞青油燈下，配書，捆包，軍貼頭……第二天將郵件一擔一擔挑過盡量是鵝卵石的延水河，送到城裡郵政局寄出去。

朱德總司令對發行工作很關心，曾幾次利用晚上休息時間，走進發行科的宿舍，和同志們聊天，了解情況，使大家很受鼓舞。

以宣傳馬列主義為己任

1937年，新華書店除發行《解放》周刊外，還發行了三十多種新書，主要是馬列叢書。為擴大宣傳，在《解放》周刊登了五期新書發行廣告。為了便於同全國書店和讀者聯系，這一年7月間，發行科刻制、啟用了一個長方形木質的「新華書店」圖章。於是10月2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十八期刊登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圖書廣告，署名「發行處：陝西延安新華書店」。這篇廣告書目有《列寧主義概論》、《列寧主義問題》、《兩個策略》、《列寧選集》第十二卷等書。《解放》周刊從10月30日出版的第二十一期起，將周刊發行者「新華書局」改為「新華書店」。從此，延安解放社初版、重版的馬恩列斯 斯作和毛澤東著作，版權頁上都印著「總經售：新華書店」，或「發行者：新華書店」。

作者： 新華小草 2006-3-27 16:15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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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新華書店的歷史

新華書店從問世那一天起，就以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下策為己任。隨著《解放》周刊和馬列叢書發行數量的增多和發行范圍的擴大，新華書店的影響很快擴及陝西、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甘肅、四川、湖北、江蘇、上海等十幾個省市。她發行的書刊象銳利的鋼刀，插入敵人心臟；象革命的種子，撒遍祖國大地。人民需要她，敵偽頑害怕她。1937年10月，陝西國民黨的教育廳長周某，曾下令「查封延安新華書店和解放周刊」，並派軍警強行封閉了《解放》周刊在西安從事發行業務的辦事處，還在三原、西安等地搜查沒收這個刊物。為此，10月30日出版的第二十一期《解放》周刊「時評」專欄發表了《抗議解放周刊的查禁》一文，向「西安當局及南京最高當局提出嚴重抗議」，向「全國抗日同胞作最憤慨的聲訴」。經八路軍南京辦事處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交涉，才「和解了事」。

清涼山較偏僻，為方便讀者，10月間，新華書店在比較熱鬧的延安南大街開設了一個小小的門市部。地址在現在的延安大禮黨往南，延安地委機關駐地往東，原陝甘寧邊區政府駐地的崖畔下邊。《解放》周刊第二十一期刊登新華書店的地址「延安南大街」，指的就是這里。

1937年12月，新華書店在延安城內鳳凰山麓，現在地區郵電局和地區百貨公司附近，找到了比較寬敞的房子，便又搬遷到城內。1938年11月20日，日軍飛機第一次轟炸延安城，據當年延安市市長高朗亭在《回憶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延安城》一文（載《延安文史資料》第二輯）中說：「鳳凰山麓新華書店門前遇難和受傷的機關人員和學生最多」。因為那天是星期日，機關人員和學生去新華書店買書的人多。延安城被炸後，門市部又搬回清涼山，地址在現在的解放劇院後邊。1938年秋，塗國林調中央宣傳部工作，王均予繼任科長。這時，發行業務有了進一步開展。張聞天曾稱贊他是我們黨的「發行大王」。王均予調走後，由曾在天津地下黨辦過知識書店的向叔保任科長。當時的發行科長，實際上就是新華書店經理。

1939年2月，《新中華報》由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改為中共中央機關報（革新號）。其發行工作也由邊區政府收發科移交新華書店總經售。

1939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發行部的通知》，要求「從中央起至縣委一律設立發行部」。任務是「推銷黨的各種出版物，統一對於各種發行機關的領導，打破各地頑固分子對於本黨出版物的查禁與封鎖，研究各種發行的經驗」。4月，任弼時、李富春同志向有關幹部傳達了中央關於組建中央發行部的決定。強調建立發行部的任務就是把黨的方針、政策、指示和馬列主義理論，通過書籍、報刊，發行到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和國統區的大後方去，以擴大黨的影響，發展黨的隊伍。5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再次提出：「各級黨委應經常注意與檢查黨的發行工作。在運用公開發行的一切可能之外，應即建立黨內的秘密發行。宣傳部應與發行部發生密切的聯系。」

1939年5月，徐冰調離延安，中共黨報委員會的出版、發行（新華書店）等科合並到6月1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發行部（當年9月改為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李富春兼任部長，王林任副部長，向叔保任出版發行部發行處長。

全國抗日救亡的知識青年，源源匯集延安，抗大、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院校日益擴大。為了更好地滿足讀者需要，新華書店在1939年8月18日《新中華報》上刊登了《擴大營業搬遷新址啟事》。啟事說：「因舊址不敷應用，擬於最近遷移至北門外（魯藝舊址）照常營業，各界讀者移玉光顧，無任歡迎」。緊接著又在22日和25日兩天的《新中華報》刊登廣告說：「自1939年9月1日起移至本市北外新址辦公」。

向敵後根據地發展發行網點

9月1日，北門外新門市部正式開業。毛澤東同志題寫了新華書店四個大字，派他的秘書柴沫送到書店。朱德、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同志親臨門市視察並表示祝賀。新華書店遷至新址後，充實了人員，擴充了機構，設發行、進貨、棧務、郵購、門市等科，王矛任經理。不久，由張道吾繼任。1940年易吉光任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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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新華書店的歷史

在早，劉志丹領導陝北紅軍鬧革命，山西興縣沿黃河一帶也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組成部分。1940年3月，在中央出版發行部的協助下，中共晉西北區黨委以八路軍一二○師三五八旅隨軍文化合作社為基礎，在興縣成立了新華書店（即晉西北新華書店，後來的晉綏新華書店），這是延安新華書店的第一個分店，除推銷書刊外，還承擔向華北、華中等根據地轉運延安出版物的任務。1940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抗戰中的中國政治》、《中國現代史參考資料》等書籍版權頁上，印有「發行者新華書店：總店延安，分店興縣、黎城」。黎城新華書店是1940年9月1日由晉冀魯豫邊區的新華日報華北分館建立的。
1940年2月，中共出版發行部派發行處長向叔保、運輸科長許光庭去綏德專區和晉綏、晉察冀等根據地建立發行網點，溝通與延安新華書店的業務聯系。他們帶有六十多箱圖書，要從興縣運到晉察冀、冀中等根據地去。當時駐守在興縣的一二○師師長賀龍、政委關向應，抽調了有三十匹騾馬的運輸隊，又派出一個連的兵力，突破敵偽的封鎖線，武裝護送到目的地。

1940年9月10日，黨中央發出《關於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要注意組織報紙、刊物、書籍的發行工作，要有專門的運輸機關與運輸掩護部隊，要把運輸文化食糧看得比運輸被服彈葯還重要。」12月25日，毛澤東同志為黨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論政策》，再次強調「每個根據地都要建立印刷廠，出版書報，組織發行和運輸的機關」。敵後各根據地黨委，按照這兩個文件的指示精神，陸續建立了新華書店。

1941年底，中央出版發行部改制為中央出版局，秦邦憲任局長，許之禎任秘書長。新華書店總店實際上成為出版局的一個組成部分，易吉光任經理。總店隨出版局遷回清涼山。

1942年5月1日，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在延安南門外新市場成立陝甘寧邊區新華書店。從此，清涼山的新華書店總店把發行工作重點放在敵後根據地及大後方。

當年延安發行的特色

抗日戰爭時期，國內情況很復雜。圖書發行工作要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方法去做。延安新華書店總店的做法有：
（一）對延安各機關、團體、學校預訂的書報雜志，由書店直接派人送上門去。
（二）對陝甘寧邊區各縣讀者的需要，通過邊區通訊站寄發。
（三）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供應，最初時期通過興縣轉運，後來由於敵人的封鎖，只能提供樣本由各根據地翻印，或委託到敵後去的同志捎帶一些圖書。
（四）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國民黨軍政機關和文化團體，通過國民黨政府設立在延安的郵政局寄發。
（五）對我黨我軍設立在國統區的公開辦事機構，也從郵政局寄發，或通過我們自己的兵站運送。
（六）對我黨設在國統區的地下黨組織，則由地下交通傳送。
（七）總店先後在延安北門外、東關設立門市部銷售書刊。從1939年起，對遠地讀者開展了郵購服務，在當年9月13日《新中華報》上刊登了開展郵購業務的啟事。
（八）總店在西安設立了一個新華書店轉運點，和新華日報西安營業所一起辦公，只要有八路軍的軍用汽車去西安，總後勤部長葉季壯就會用電話通知書店。書店把准備好的書刊裝上軍用汽車運去，再由西安轉運到河南確山竹溝鎮新四軍留守處，然後再送到新四軍各支隊。
（九）組織邊區各地的合作社、下鄉團體和個人、小販代銷書刊，本版書八折，外版書九折，在當年的解放日報曾刊登過「歡迎代銷書刊」的廣告。

三年來的新華書店

194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發表葉林寫的《三年來的新華書店》，較全面地總結了1937年5月到1940年11月三年多來新華書店發展的歷史，並且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對新華書店發行工作阻撓破壞、對進步讀者威脅迫害的罪行。文章開頭說：「從國內和平後誕生、在抗戰中長大的新華書店，而今在它的崗位上，奮鬥了三年的時光，不可否認的，它曾在抗戰中起了應盡的作用，它為全國進步人士與廣大讀者所愛護，也為少數頑固分子所嫉恨、所破壞。它的工作反映著我國抗戰與統一戰線發展的情形，它今日已成為抗戰進步文化有力的保壘之一……新華書店的影響，已為全國人民所周知，它所發行的書報已為全國青年所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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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新華書店的歷史

文章說：「三年來我們發行的出版物，有解放社書籍一百三十餘種，其他出版機關的叢書三十餘種，另外發行新中華報，群眾報等數種報紙，《解放》、《軍政雜志》、《中國文化》、《中國工人》、《中國青年》、《中國婦女》、《團結》等近十種雜志。總計發行延安出版之書籍不下五十萬冊，雜志及報紙不下數百萬份。然而把延安的出版物，介紹到外邊去，這只是我們工作的一方面，客觀情勢的發展，要求我們把外界出版物介紹到邊區來。……就目前而言，我們發行的外版書報，有國內各大出版機關和蘇聯外國工作出版的社會科學、文藝和其他各類書籍三百餘種，雜志四十餘種，報紙（包括代訂）二十餘種，外國之書籍及刊物報紙十四種。」

文章說：「給我們工作以極大損害的，是頑固分子的非法劫掠行動。我們如果翻開不允出版之《磨擦從何而來》一書，便可知道頑固分子的此種行動，是其反共陰謀之一部分，而特別在這一方面，頑固分子表現了最大的猖狂性！」

「還在1937年11月間，頑固分子首先在西安沒收解放報，西安解放分銷處被查封兩次，解放報被劫去二萬余份、書籍數百冊。隨後此種暴行擴張至交通封鎖，頑固分子在西安郵局設置了專門檢查書報的人員。凡由延安寄往全國各地之書報，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沒收。前後三年來所沒收之書籍、刊物、報紙，其數量之多實為驚人。僅西安郵局一處檢查員聞即有數十名之多。他們被頑固分子強迫來作此破壞抗戰團結的不法行為。1939年2月以後，更為猖獗，幾遍全國各處，其封鎖前哨由西安而三原、咸陽，而中部、洛川。甚至公開檢查十八集團軍的汽車而沒收該軍送往前方的書報。此種暴行接二連三地發生於邊區中、宜一帶。西安頑固分子為了免除自己的麻煩，對於我們發給新疆的書報，不在西安沒收，另在蘭州沒收。此種行動顯然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

「頑固分子，強迫郵局對某些書報採取積壓的方法，例如我們收重慶寄來的書報時，不是按出版日期先後收到，而是陸續壓成一大堆，一次寄來。新華日報即是一例，我們是一次收到6、7月以前的報紙數千份，其中三分之一被沒收。對其他進步刊物報紙，當然更不例外，對於訂戶及讀者也是『一視同仁』的。頑固分子表面上掩飾其沒有沒收，而實際上則延遲刊物的時間性。」

「威脅與打擊讀者。頑固分子除了上述數種卑劣手段之外，還採取了打擊讀者以阻止我們發行工作的辦法。我們曾接到許多讀者來信，聲訴他們因看了解放、新中華報等刊物而遭遇的苦境，有的被警告，被解職，以至被禁牢獄。頑固分子的這種行為完全是非法的，違反抗戰建國綱領關於保護言論出版自由的規定的，是整套反共辦法中的一種，實際上幫助日寇漢奸來封鎖中國抗戰的進步的出版發行，替日寇禁止抗日民主的出版發行的自由，對抗戰和國家民族絕對有害的罪惡行為，是全國抗戰人民和進步人士所堅決反對的。」

文章最後說：「雖然我們遭受頑固分子這樣多的破壞，但在今後我們仍要繼續努力下去並要用一切的力量，沖破困難，擴大我們的出版發行網到全國去，並更多的把邊區以外的進步出版物運到邊區來，以滿足邊區讀者的需要。」

明修棧道 暗渡陳倉

為了同國民黨頑固派檢查、扣壓延安出版物的罪惡行徑作斗爭，新華書店針鋒相對地採取了「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策略。即一方面繼續從國民黨的郵政局郵寄，數量不減少，並且用掛號寄。這樣，既能迷惑特務，又能取得西安郵局按規定扣留掛號印刷品要有所交待的證據。這就是「明修棧道」。另一方面，另闢蹊徑，「暗渡陳倉」。新華書店發往成都、重慶及廣西、雲南、貴州等國民黨統治區的大批書報，通過在隴東設立的發行站轉發，或通過地下交通線運送。

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來到延安，《解放日報》社社長兼中央出版局局長秦邦憲在清涼山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一個頭目，名叫鄧友德，在會上肆意挑釁，提問新華書店為什麼不賣國民黨正中書局出版的書。秦邦憲當場予以駁斥，反問正中書局為什麼不賣解放社出版的書？並進一步揭露說：「你們正中書局不僅不賣解放社出版的書，連新華書店發給國民黨軍政機關、軍政要人的書刊，都被你們非法扣留了。」說到這里，他拿出一疊西安郵局扣留印刷品通知單朗讀起來：某年某月某日，貴店寄往某地的郵件，被西安檢查機關扣留。鄧友德當著中外記者的面出了丑，在一片嘲笑聲中溜出了會場。

作者： 新華小草 2006-3-27 16:15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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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料】新華書店的歷史

盡管國民黨檢查機關非法扣留新華書店從郵政局寄出的郵件，而「暗渡陳倉」——發往國民黨統治區的書刊，卻通行無阻，廣為流傳。

1943年，蔣介石拋出了反共人民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國民黨地區流毒甚廣。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許多批判這本書的文章，中央出版局把它集印成各式各樣的小冊子，偽裝成流行小說、彈詞唱本，發到國民黨統治區。重慶國民黨政治學校，有的學生在圖書館借的《中國之命運》，內容卻是我們批判《中國之命運》的文章，講座會上就有了批判蔣介石觀點的發言。學校當局追查，查來查去，發言的學生有書為據，而書是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鬧得當局一籌莫展，啼笑皆非。

延安新華書店還向興縣分店、黎城分店、陝甘寧邊區書店、綏德西北抗敵書店（中共綏德特委辦的）批發書刊，並逐步溝通了與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等根據地發行網點的聯系。

自己動手 豐衣足食

抗戰時期，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延安的經濟生活條件十分困難。書店工作人員的生活同延安的機關、學校一樣，實行供給制。每人每天發二錢油、二錢鹽、十二兩（合新秤七兩半）糧食。主食是小米，配有少量麵粉。物質生活雖然艱苦，大家卻非常愉快，熱情高，干勁足。在大生產運動中，新華書店同志積極響應黨中央提出的「從半自給過渡到全自給」的號召，1940年的糧食生產超過一倍，農業生產收成值一千九百二十四元，工業生產獲利一千四百四十四元，蔬菜生產收成值一千八百九十八元，商業獲利三千四百元，畜牧生產獲利一千多元。這年的生產成績，1941年1月12日的《新中華報》作了專題報道。

那時，大家時刻關心著抗戰大局，關心著前線的勝利。1940年8月，八路軍在華北各條戰線抗擊日軍侵略，為反擊日軍的殘酷「掃盪」，發起了震驚中外的百團大戰，到9月節節進展，不斷取得輝煌的戰果。延安新華書店全體同志，及時給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及八路軍百團大戰全體指戰員寫了祝捷信。這封信發表在1940年10月3日《新中華報》上。

延安街頭的皮襖隊

總店在延安時期,對延安市的發行工作不斷注意改進.起初,延安各機關、團體、學校預訂的書報雜志，出版以後由讀者來書店自取。從1940年9月1日起，新華書店改派專人給讀者送上門去。讀者只需在所在單位收發部門登記姓名及所訂的書報名稱，即可收閱。那時，新華書店在街頭奔走的發行人員，受到組織上的額外照顧，冬季發給每人一件棉背心，還發一件白茬光板老羊皮襖。他們天天在市內機關出出進進，為訂戶送書報雜志，很引人注意。地震給取了個「皮襖隊」的綽號。皮襖隊送報刊靠自己背，是「步兵」，送書靠毛驢馱，又成了「騎兵」。

延安領導機關召開群眾大會，總店發行人員也趕到會場配合供應有關書刊。1943年7月7日，延安軍民在青年文化溝舉行抗戰六周年紀念大會，晉綏邊區聯防司令員賀龍遠道趕來，在大會上講話，抗議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新華書店把一大批新出版的整套《抗日根據地形勢圖》帶到會場銷售。突然下起雨來，發行員不約而同的脫下上衣，把形勢圖包裹起來抱在懷中，光著脊樑在雨中開會。
1946年1月，中央出版局並入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設發行科，科長許之禎。發行科就是新華書店總店原機構，對各根據地聯系業務和出版發行圖書，仍一如既往用新華書店總店名義，給各級黨委發書用中央宣傳部發行科名義。發行科曾請毛澤東同志親筆題寫了「新華書店總店」店名。發行科班和總店，實際上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辦公地址仍在清涼山。

新華書店在各大戰略區的總店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向解放區猖狂進攻。適應解放戰爭的需要，各解放區也紛紛建立起新華書店。

在解放軍的一些大部隊里，還有新華書店的隨軍書店。彭德懷司令員就熱情贊揚第一野戰軍隨軍書店的同志「走的是毛主席的道路」。

作者： 新華小草 2006-3-27 16:15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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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料】新華書店的歷史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東北、華北、華東、中原（後改為中南）新華書店的發行網點不斷增加，先後成立了各大戰略區新華書店總店或總管理處。重慶解放後，建立了新華書店西南總分店。

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隊進犯延安，我軍作戰略轉移。陝甘寧邊區新華書店並入邊區群眾日報社，隨軍轉移，從事戰爭進行中的書報發行。1948年4月，我軍光復延安，邊區擴大為西北解放區。在西北局宣傳部的領導下，陝甘寧邊區新華書店擴大為西北新華書店，隨軍挺進延安。留守在延安的原邊區書店改為西北新華書店延安分店。

我軍撤離延安時，新華書店總店隨中央機關遷至瓦窯堡，又遷至晉綏邊區。在大規模的運動戰和游擊戰的環境里，總店中止了出版發行業務，人員相繼調赴各解放區別工作。

新華書店總店從1937年4月成立，到1947年3月離開延安，整整十年。在這十年期間，擴大了發行網點，培養了幹部，發行了數以百萬計的革命出版物，為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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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24日，新華書店在革命聖地延安的清涼山創立。半個世紀來，她在抗日的烽火、解放的硝煙里成長，在新中國成立後發展壯大。五十春秋話新華，十萬書林遍神州，螽斯衍慶，欣以為志。
新華書店的歷史，大體可以分為五個階段：一、在延安的十年；二、勝利發展中的十年；三、開始全面建議社會主義的十年；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五、偉大轉折以後的十年。

一、在延安的十年（1937-1947）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到達陝北。1936年，黨中央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1937年1月，黨中央進駐延安。4月，新華書店適應形勢需要誕生於延安。到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軍進犯，新華書店總店隨中央機關撤離，在延安整十年。這十年，新華書店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陝甘寧邊區到面向全國，為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為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貢獻了力量。

清涼山萬佛洞門市

延水河畔，三山鼎峙：寶塔山、鳳凰山、清涼山。在清涼山靠延水河的一面，有個萬佛洞，今天已成為延安的一個旅遊點。這里是新中國新聞出版事業的搖籃，是新華書店的發祥地，延安清涼山新聞出版革命紀念館就座落在這里。

1937年1月13日，黨中央由陝北保安（今志丹縣）進駐延安。為了加強黨的宣傳工作,以黨的總書記張聞天，還有秦邦憲、凱豐等同志組成中央黨報委員會，負責領導新華社，編輯解放周刊，出版圖書。廖承志任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後由徐冰接替。黨報委員會設有出版科和發行科。出版科副科長黃植，發行科長兼支部書記塗國林，副科長臧劍秋。

4月24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創刊，發行科在《解放》創刊上署名「陝西延安新華書局」，同年10月初改稱新華書店。
因為新華書店（局）問世的第一天，是1937年4月24日，所以，這一天是新華書店成立的日期。

中央黨報委員會開始設在延安北門外，為防備日機轟炸，7月遷到清涼山萬佛洞。發行科在萬佛洞底層的一個小石窟開設了門市部。這個小石窟同時又是發行科的辦公室，還是塗國林、黃植的卧室。白天，門口放一張桌子，既能辦公，又是賣書的櫃台。零售書刊就堆在桌子下面、床鋪上面、旮旯拐角，到處都是書。書庫設在上邊萬佛洞主窟右後側的小石窟，與門市之間蜿蜒著一條崎嶇的山徑。收進的書要入庫，庫房的書陸續要上門市，搬上搬下，每天都得跑好多次。